接任厦门大学校长时,萨本栋面前不是一张安稳的任命书,而是一副已经压到肩头的重担。

学校刚改归国立,沿海局势立刻恶化,战火一步步逼近厦门。

留在清华,他本可以继续做条件优越的学者;到了厦门,他要面对的却是迁校、复课、筹款、安身、保人,一样都绕不过去。

看上去,这是一次人事调动。

往深里看,这是把一所大学能不能在战时站住脚,交到了一个年轻校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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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南方之强”,不是空口叫出来的,是在这种局面下,一点点熬出来的。

萨本栋出身福州朱紫坊萨家,幼年随父在北京求学,后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伍斯特工学院,学成后还在美国做过研究和工程工作。

那时,美国公司愿意高薪续聘,叶企孙请他回国任教,他转身就回了清华。

这个人的选择,其实早就有了路数。

哪里条件更好,不是他最先算的账。

厦门大学改归国立后,教育部多方物色校长,又征求陈嘉庚意见,最后选中了萨本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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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他,正处在学术上升阶段,清华的研究条件、生活环境都相当优越。

偏偏他受命之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

局势一下变了。一个学者去做大学校长,本来就不是轻松差事;一个学者去接一所随时可能被战火冲散的大学,更不是寻常安排。

萨本栋还是去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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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热闹,事却很硬。

厦门局势迅速吃紧。学校先暂迁鼓浪屿,金门失守后,鼓浪屿也不再安全,萨本栋决定把厦门大学内迁长汀。

这个决定看着干脆,做起来却极难。

大学不是几口箱子,说搬就搬。

迁移开始后,师生员工肩扛手提,渡江翻山,走了许多天,终于安全抵达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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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图书和实验仪器大多保住了,学校很快复课。

这一下,教育的火种算是留住了。

难处并没有过去。到了长汀,校舍从哪来,实验室怎么建,教员住哪,学生怎么吃,夜里怎么照明,空袭时又往哪里躲,件件都得马上解决。

长汀地方也持续拨地拨房,几年下来,教室、阅览室、实验室、宿舍、膳厅、蓄水池、实习工厂、防空洞和医院都慢慢建了起来,厦大校舍几乎铺开了半个长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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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这件事,很见人。

山区没有电,夜里读书、备课、做实验都受影响。

萨本栋是电机工程专家,就带着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配给自己的专用汽车发动机拆下来,改成照明发电机,再亲自指挥安装线路和电灯。

学生后来一直记得这件事,说那是“萨校长发的电,萨校长放的光”。

这句话带着学生气,也带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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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栋有个外号,叫“杀不动”。

这名字不是因为脾气古怪,是因为他守规矩,守得很硬。

招生上,他不肯开后门。

堂弟妹投考厦大,分数不够,没有录取。

驻汀一位军长登门,希望儿子免试入学,被他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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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部司令写信,想以赠送造船厂机械设备为条件换取录取名额,也被他辞谢。

学校那时正缺东西,他还是不松口。

规矩一旦松了,大学就容易变味,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

对亲属问题,他一样不让步。

学校急需女生体育指导员,夫人黄淑慎有专长,也做过体育教师,他还是坚持不让她领薪,只作义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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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做法在当时未必人人都觉得舒服,可态度已经摆明了,学校不是谁家的私事。

奇怪吗,不近人情的一面摆在那里,学生却并不疏远他。

原因也不复杂。他对制度严,对学生却护得紧。

国民党特务要入校抓进步学生,他顶在前面,拒绝对方进校,态度很坚决。

他说过一句话,“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就要为他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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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物资缺乏,萨本栋想办法采购大米、大豆、胡萝卜等食物,学校自己做豆腐,平日提倡吃糙米饭。

逢年过节,还会给学生加一点猪肉。

来自沦陷区的贫苦学生很多,他向教育部门争取免费生名额和贷金,又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还组织学生自助委员会,尽量提供工读机会。

医院治疗基本免费,只象征性收挂号费。

疟疾、甲状腺肥大这类山区常见问题,学校也提前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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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和温情,放在他身上,不冲突,反而拧成了一股劲。

萨本栋办学,有一句很重的话,“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

这不是摆给人看的口号。

厦门大学迁到长汀后,没有缩成只求生存的壳子,反而继续扩充师资,增设土木、机电、航空等学系,理学院扩充为理工学院,商科也在拓展。

办到这一步,靠的不是一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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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栋一开始就把延聘教授当成大事。

靠留美关系、清华师友和校内院长教授引荐,厦大在长汀时期新聘教师很多,学校学术空气一直很浓。

李四光、李约瑟都曾应邀来校讲学。

物理实验课也基本保持正常,图书损失不大,后来还继续增购中外图书。

萨本栋自己更是没离开过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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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微积分、交流电路、电工原理、交流电机,缺哪门,他补哪门;别的教师一时来不了,他就代上。

所以校内给他起了个雅号,叫“O型”代课者。

行政岗位缺人,他也兼任。

时间一长,身体被拖得很厉害。

原先是青年学者、网球健将,后来胃病、风湿病缠身,腰背疼得厉害,只能拄杖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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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给他做了支撑腰部的“铁衫”。

有时实在进不了教室,他就在卧室床边挂上黑板,让学生围着坐,半坐半卧讲课,写完公式已是疲惫不堪。

这不是悲情表演,是他那几年真实的上课方式。

学生看在眼里,很多人当场落泪,场面很安静,很重。

再往后,他应邀赴美讲学,也因身体原因多次电函请辞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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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厦大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并当选第一届院士。

可多年积劳,终究没有放过他。

1949年,萨本栋病逝于美国,年仅47岁。

后来,经厦门大学申请并征得黄淑慎同意,他的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

字很平实,分量却不轻。

今天再看“南方之强”这四个字,背后不只是校史里的荣誉,还有一位校长把车拆了照明、病得站不直还在讲课的身影,久久都散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