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姐约我爬山的时候，我犹豫了好一阵。
不是不想去，是村里人嘴碎。徐姐三十四，守寡快三年了，一个人带着八岁的女儿住在村东头。我在镇上修车，隔三差五回村看看老宅子，跟她算不上多熟，就是见面点个头的情分。
她说家里的电热水壶坏了，让我帮忙看看。我去了，修好了，她递给我一杯茶，忽然说了句：“周末要不要去爬凤凰山？我一个人，怪冷清的。”
我端着茶杯看了她一眼。那天她穿着一件碎花的家常衣裳，头发随便扎在脑后，脸上什么都没抹，干干净净的。说这话的时候她没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头。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凤凰山不高，从山脚到山顶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可那天日头毒得很，没走多久徐姐就开始出汗，碎花衫后背洇湿了一大片。她走得慢，我也不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往上挪，偶尔说两句闲话，大多是她说我听——孩子考试成绩下来了，数学没考好；她婆婆最近老往她家跑，话里话外让她考虑再走一步。
“你怎么说？”我问。
徐姐笑了一声：“我能怎么说？低着头不吭声呗。”
走到半山腰那片松树林的时候，路窄了，只能一个人过。我让她走前面，我在后面跟着。松针铺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没什么声响。林子里很安静，偶尔有鸟叫，远处山下镇子里的声音全被滤掉了，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走着走着，徐姐忽然停下来。
我没防备，差点撞上她后背。正要开口问怎么了，她转过身来，脸上有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嘴唇动了几下，声音小得像是怕被树上的鸟听了去：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嗡了一下。
松针还在脚下窸窸窣窣地响，风从林子的缺口灌进来，带着一股子青草被晒热了的味儿。我看着她，看她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看我自己的影子斜斜地倒在她脚边，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不用说。她手里的塑料袋装着早上烙的葱油饼，还带着灶火的余温，正一点点凉下去。
我下山的时候比上山快。
徐姐跟在我后面，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山风从背后推着我们，脚步轻快得不真实，像踩在棉花上。刚才那片松树林已经甩在身后了，回头看不见，只有满山的蝉鸣灌进耳朵里，吵得人心烦意乱。我想起她丈夫——那个姓徐的男人，三年前在镇上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他家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是村里人你五十我一百凑的。那天下着雨，徐姐披着麻布跪在泥地里，头嗑进泥水里，额头上的泥浆往下淌，分不清是泥还是泪。她女儿那时候才五岁，什么都不懂，穿着白布鞋站在雨里哭，鞋子染成了土黄色。
这些事我没亲眼看见，但村里人每说一次，就跟我也在场似的。
出了林子，路宽了。徐姐快走几步跟我并排，把手里的塑料袋递过来：“还热着，你吃一个。”
我接过来，葱油饼确实还温着。咬了一口，油汪汪的，葱香味儿一下子冲到鼻腔里。我没看她，边走边嚼，嚼得很慢。她也不说话，低着头看脚下的石阶。
就这样一路到了山脚下。
“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摔坏的手机，”徐姐忽然开口，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放你这儿，你帮我看看还能修不？”
我回过神来：“嗯，行。”
她从兜里掏出那个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手指碰手指。她手掌粗糙，骨节分明，指腹上全是干农活磨出的厚茧。那触感糙得像砂纸，可她躲得飞快，像被烫着了。
我攥着那部破手机站在原地，看着她骑上电动车。风把她碎花衫的衣角吹起来，她头也不回地说：“修好了给我电话。”
说完她顿了顿。
“算了，短信吧。”
然后她拧了油门，电动车蹿出去，在村道上扬起一小股黄尘。那股尘土在午后刺目的阳光里飞了好久才慢慢落下来，落在路两边的灌木上，落在我的鞋面上。
我还在嚼那口葱油饼。
有点凉了。油也滗出来了，浸透了塑料袋，在我指缝间汪着亮晶晶的一小片。手机外壳上还留着她的体温，温温热热的，握在手心里，像一颗刚刚停下来的心跳。
路边的梧桐树投下一小片树荫，我站在那里面，忽然觉得太阳也不是那么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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