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76
April
28.04.2026
谈到可爱的猿猴图，总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而活跃于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的日本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年），也是画猿猴的高手。长谷川等伯其中一件著名的猿猴图，就是如今藏于京都龙泉庵的《枯木猿猴图》。
长谷川等伯《枯木猿猴图》
左右对幅，纸本墨画，各155cm×115cm
龙泉庵
这件作品极为特殊，不仅表达出对南宋禅僧牧溪《观音猿鹤图》强烈的憧憬之心，还受到室町幕府足利将军的爱戴，也透露出对牧溪风格的转化与变形，加上作品背面的题文，揭示了作品曲折的流传史，因此备受瞩目。
牧溪《观音猿鹤图》
三幅对，绢本墨画淡彩
《观音图》172.2cm×97.6cm
《松猿图》173.3cm×99.3cm
《竹鹤图》173.3cm×99.3cm
京都大德寺
目前《枯木猿猴图》的形制为对幅挂轴，因此观看时需将两幅挂轴视为一体。右幅描绘了枯木上方的一对亲子猿，左幅则描绘了一只猿猴垂荡于松枝下。猿猴生动的面部表情与灵活的身姿，在带有金色背景的衬托下，不仅赋予画面强烈的张力，也为视觉带来一种和谐的愉悦感。画面中，一棵枯松树由右下向左上生长，形成整体构图的主轴。松枝的动势搭配墨色深浅而变化，松针则以浓密而坚硬的笔触描写，和猿猴灵活的身姿共谱出画面的层次。松下的竹叶，以及类似杂草般的植物垂挂于树，也为作品增添细节。
旸山楚轼笔《枯木猿猴图》背后墨迹题文
1835年
而画作背后的题文简短描述了作品曲折的流传经过，也为作品增添了些许传奇色彩。《枯木猿猴图》原本并非对幅挂轴，而是一对屏风其中一只的局部，这对屏风的持有者是加贺小松的城主前田利长（1562-1614年），也就是桃山时代至江户初的武将兼大名。某天夜里，前田利长恍惚之间，感觉到画中的猿猴出现并抓住他的头发，惊吓万分之余，他以短刀斩断猿臂，因此画作有了「腕切猿」的称呼。在他过世后，这对屏风被寄进江户荫凉山的济松寺，而这间寺院恰巧是前田利长的养女祖心尼（1588-1675年）所待的寺院。之后，祖心尼将这对屏风的其中一只留于济松寺，另一只则奉纳至妙心寺的杂华院。天保六年（1835年），杂华院的住持旸山楚轼（1778-1859年）将那只屏风改装为成对的挂轴，也就是今天的《枯木猿猴图》。不幸的是，原本留存于济松寺的另一只却遭到祝融命运，未能留下。
制作年代的谜团
由于现存的《枯木猿猴图》仅有一枚「等伯」之印，作品未署名也未记年，使得作品的制作年代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厘清作品完成于画家人生的哪个阶段，并不只是补足年表的空缺，而是关系到画家当时的画风取向，与哪些人物、场所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等伯出身能登国七尾，三十多岁正式到京都发展。年轻的等伯师从雪舟的弟子等春、曾我绍祥，来到京都后曾向狩野松荣学画。他并不受限于这些老师的画艺，从存世的作品来看，牧溪、玉涧、梁楷等人应带给等伯极大的启发，正因如此，等伯的水墨画作品显得风格多样。
在众多推测之中，有一条线索来自文献史料。根据富田景周（1746-1828年）的《燕台风雅》所载，前田利家（1538-1599年）曾命等伯在秀吉赐与秀次的伏见城袄间，绘制水墨山水。此事显示等伯与前田家关系密切。这批伏见城的水墨画大约制作于文禄四、五年（1595-1596年），学者山根有三（1919-2001年）因此推测，《枯木猿猴图》可能也在此时完成。武田恒夫则从画风的成熟度出发，推测作品应完成于文禄年间（1592-1596年），也就是等伯五十四到五十八岁。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将目光放在画风本身的转变。山下善也指出，与牧溪的《松猿图》相比，《枯木猿猴图》的黑白对比更为强烈，树干与枝条转化为激烈奔放的线描，将原本牧溪画中的「湿」转为「干」、「暗」转为「明」、「静」转为「动」，笔触从压抑转向强烈的表现性。他指出这可能是等伯在六十岁前后，开始追求新画风时的作品。
这些看法出发点各异，大致推论制作时间落在等伯五十岁中期至六十岁前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范围同时也指向等伯与京都大德寺日益密切的关系。1589年等伯五十一岁，这一年他受邀为大德寺三门绘制天井画，并有机会实际见到牧溪《观音猿鹤图》。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反复观摩、消化，并转化牧溪的画艺，无疑为《枯木猿猴图》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枯木猿猴图》画风与年代分析
仔细看《枯木猿猴图》的猿猴会发现，等伯继承了牧溪的画猿技巧，猿猴毛发由中心向外扩展，与相国寺藏的《竹林猿猴图屏风》相比，失去朦胧而蓬松的效果，显得有些干燥，后者作品整体充满湿润笔调，猿猴姿态在这两件作品中也活灵活现。
长谷川等伯《竹林猿猴图屏风》
六曲一双，纸本墨画金泥引，各154cm×345cm
相国寺承天阁美术馆
其次，《枯木猿猴图》中，松干的基本形式与牧溪相近，不同的是，等伯以略浓的墨色率性地交迭营造树枝，松叶也呈现出狂放的野趣。这样的效果与另一件国宝作品《松林图屏风》最为接近。该作被认为是等伯将和汉成果相互融合而成的结晶，依照纸张的拼接来看，或许曾经是障壁画的草稿。
六曲一双，安土桃山时代·16世纪
纸本墨画，各156.8cm×356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尽管《松林图屏风》背后仍有许多待解的难题，但两者在松叶、松枝的呈现十分相似，由此来看，可以推测这两件作品背后的赞助者有着相似的审美品味。另外，《枯木猿猴图》里，对地面植物（如竹叶）的描绘方式，在金地院所藏的《老松图袄》里也有相似的表现。
长谷川等伯《老松图袄》
四面，纸本墨画，各171cm×88.8cm
南禅寺金地院
在众多学者的说法里，山下善也的「六十岁前后完成」观点值得拓展，因为从画风来观察，等伯在六十多岁的作品里确实可见到以少量的墨色晕染、略干的线条呈现树木枝干、远山或周边自然景物，与此同时，对于画面黑白的对比更加强烈，如六十三岁的《商山四皓图袄》。
长谷川等伯《商山四皓图袄》
四面，1601年，纸本墨画，各178cm×93.5cm
京都真珠庵
《枯木猿猴图》作为前田利长生前珍爱的屏风，以及《燕台风雅》记载的事迹，都表明等伯与前田家之间的深厚关系。更进一步说，前田利长的父亲利家早在1581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得到能登国的治理权，信长殁后转而辅佐丰臣秀吉，并在晚年往返于京都伏见和领地之间。等伯之所以后来能受到秀吉的委托，进而绘制聚乐第的贴付袄、障子，又完成祥云寺障壁画工作（即现今智积院所藏的《枫图》），极有可能是透过利家的引荐。1598年利家的健康恶化，这一年他将家主之位传给长子利长，并在来年逝世。考虑到利家于1598年传位、1599年逝世的时间点，《枯木猿猴图》或许正是这段权力交替期，前田家与长谷川等伯紧密联系的见证。由此来看，《枯木猿猴图》之所以受到利长的重视，或许有着上述的关联。
尽管该作的委托者、制作年代尚存疑问，不过若是综合画风发展与前田氏家主更迭的时间点来看，《枯木猿猴图》可能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方面，等伯正走出对牧溪的临仿与消化，开始尝试更为强烈而不受拘束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前田利家将家主之位传给利长，家族权力也正处于交替之际。在这样的情况下，《枯木猿猴图》或许不只是一般的绘画委托，而是一件被寄予私人情感与象征意义的作品。若这样的说法成立，《枯木猿猴图》便可视为等伯六十岁时期的作品群当中，承接五十岁至六十岁创作生涯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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