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继母站在灵堂前哭得撕心裂肺。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她抹眼泪的手上着父亲的婚戒。

律师宣读遗嘱的时候,客厅里的老座钟敲了三下。

所有的房产,七套房子,两个铺面,全给了继母。

我一分都没有。

我一句话没说,上楼收拾行李。

那只旧皮箱是母亲留下的,拉链坏了,我用绳子捆了两道。

我拎着箱子走到门口,阳光刺得睁不开眼。

律师从后面追上来,拦在我面前。

他说:“别急,最后一份文件还没看完。”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

看完那张纸,我的手开始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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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的客厅里挤满了人。

客厅不大,三十来平方,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靠墙是一排木头沙发,沙发上铺着母亲生前钩的坐垫,坐垫已经磨得起了毛球。墙上的挂钟是八十年代买的,上海牌,每半个小时响一次,声音沉闷,像老人咳嗽。此刻是下午两点,钟刚敲过,余音还在客厅里绕。

灵堂设在八仙桌后面。父亲的遗像放在正中间,黑框,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表情严肃,嘴角微微往下撇。那件中山装他生前不怎么穿,说穿着像老干部,不自在。照片两边的白蜡烛烧了大半天,蜡油流下来,在烛台上堆成一坨一坨的,像眼泪凝住了。

继母跪在遗像前面的蒲团上,哭得撕心裂肺。

她的哭声很有穿透力,能压过客厅里几十号人的窃窃私语。她一边哭一边念叨,念的内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老林啊你怎么就走了啊,你让我一个人怎么过啊……”她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右手无名指上戴着父亲的婚戒。那枚戒指父亲戴了三十年,手指关节处磨得发亮。继母的手比父亲的手细很多,戒指戴在她手上松垮垮的,随时要掉下来,她时不时用拇指按住它。

客厅里的人分成了几拨。靠门口的一拨是街坊邻居,几个大妈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眼睛时不时瞟向继母。靠窗的一拨是父亲的远房亲戚,平时不怎么走动,今天倒是来得齐整,一个个表情凝重,眼珠子却在乱转。靠墙角的一拨是父亲生意上的老伙伴,几个老头子穿着夹克衫,手里夹着烟,烟雾从窗户缝里往外冒。

我站在八仙桌旁边,靠着墙。

墙上贴着的墙纸是九十年代的花样,淡黄色的底,粉色的牡丹花,墙纸边角翘起来了,露出底下的白灰。我的后背抵着翘起的墙纸,纸边硌得脊背发疼,我没动。

我叫林晓阳,今年二十四岁。父亲林德厚,在城南做了大半辈子建材生意,从一个水泥袋子起家,攒下了七套房子和两个铺面。那些房产都在城南和老城区,零几年的时候不值什么钱,后来城市往南扩,修了高架,通了地铁,房价翻着跟头往上涨。街坊邻居估摸着算过,说老林这些房产加在一起,怎么也值个大几千万,说不定能过亿。

父亲听到这话从来不接茬,笑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

继母叫孙桂兰,比父亲小十二岁,是父亲五十岁那年娶进门的。母亲是零一年走的,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撑了不到三个月。那时候我在读初三,成绩一落千丈,中考考得一塌糊涂,去了城南的职业高中。父亲一个人扛了两年,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孙桂兰。她是县里来的,在服装厂做工,离过婚,没孩子。

父亲娶她的那天,没办酒席,就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孙桂兰端着酒杯敬我,叫我“晓阳”,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把那杯可乐喝了,没叫她妈,叫了一声姨。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化开了。

律师是下午两点半到的。

他姓周,叫周明远,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一进门,客厅里的窃窃私语就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准确的说是集中在他手里的公文包上。那个包不大,但所有人都知道,那里面的东西,决定着桌上这堆房产的归宿。

周律师跟继母点了点头,又跟客厅里的其他人打了招呼,然后把公文包放在八仙桌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叠文件。他把文件理了理,抬起头扫了一圈客厅,问了一句:“林德厚先生的直系亲属都在了吧?”

继母从蒲团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在了在了。她的眼睛哭得红肿,眼眶下面挂着一道泪痕,睫毛膏花了,晕成黑乎乎的一片。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擤了一把鼻涕,声音响亮得像小喇叭。

有人清了清嗓子。

周律师开始宣读遗嘱。

他读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怕人听不明白。遗嘱是父亲生前亲手写的,字迹有点抖,大概是病重那段时间写的。内容不长,不到两页纸,核心意思只有一条:林德厚名下所有不动产,包括位于城南新区的三套住宅、老城区的四套住宅、以及城南建材市场对面的两个临街铺面,全部由配偶孙桂兰继承。

全部。

由配偶孙桂兰继承。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那种安静不是肃穆的安静,是炸开之前的安静,像高压锅的限压阀被堵住了,气在里面闷着,闷得锅体都在抖。

先是窗户那边有人轻轻“啊”了一声,很短促,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然后是门口几个大妈的议论声,一开始压得很低,后来渐渐藏不住了。再后来是远房亲戚那边,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椅子挪动的声音,还有一个人小声说了一句:“就这么全给了?”

我没出声。

我靠着墙,眼睛盯着八仙桌上的白蜡烛。蜡烛的火苗在微微跳动,蜡油顺着烛身往下淌,一滴一滴的,落在烛台上凝结成固体。蜡烛烧了快一天了,原来笔直的新烛已经矮了一大截,烛芯歪向一边,火苗也歪向一边,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拽它。

继母站在人群中间,手里还攥着那块手帕,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悲伤还是别的什么。她的嘴唇在抖,眼泪又下来了,这次哭的声音小了很多,像是不太好意思大声哭了。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像是心虚,又像是委屈,我说不清楚。

周律师把遗嘱读完,合上文件夹,看着我说:“林晓阳先生,你对这份遗嘱有没有异议?”

客厅里的人把目光转向我。

我还是靠着墙,后背上那块翘起的墙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压平了,现在硌着的是光秃秃的白灰墙,凉飕飕的。我看着周律师,把工装裤的口袋摸了摸,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根,点上。

烟雾在客厅里散开,飘到遗像前面,被烛火的热气往上推,推到天花板,然后散掉了。

我说没有异议。

声音不大,但客厅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因为我说话的那几秒钟,客厅里安静得出奇。

按照老家的规矩,遗嘱念完之后还要烧纸、磕头、打扫灵堂。我没有等那些程序走完,一个人上了二楼。

楼梯是老式的石板楼梯,每一级都很高,踩上去有点费劲。楼梯间的灯泡坏了很久,父亲生前说找人换,一直没换。我摸着扶手往上走,扶手上落了一层灰,摸上去滑腻腻的,像是什么东西腐烂后渗出的汁液。

二楼有三间房。最大的一间是父亲和继母的卧室,门关着,锁孔里插着一把铜钥匙,钥匙上拴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绳,绳头已经起毛了。中间一间是客房,堆着杂物,常年落锁。最里面那间是我以前住的,从职高毕业去了南方打工之后就空着了,但母亲生前留下的东西都在那间屋里。

我推开那扇门。

门轴发出吱呀的响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惊醒了。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朝北的窗户关着,玻璃上糊了一层灰,光线从灰玻璃透进来,整个房间像是泡在浑水里。靠墙是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早就撤了,只剩下一张棕绷垫子,垫子上落了一层灰。床头有一个三合板的床头柜,柜门上贴着九十年代的贴纸,贴纸上的明星早就褪色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粉红色。

墙角立着一只旧皮箱。

那只皮箱是母亲的。棕色的人造革面,边角磨得发白,锁扣坏了一个,用一根红色的塑料绳捆着。箱子不大,大概能装下三四件冬衣。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箱子高,她躺在医院的床上,指着床底下的箱子说,晓阳,那个箱子留给你,以后出门用。

我把皮箱从墙角拖出来,拎了拎,很轻。打开,里面空空的,只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把箱子放在床上,开始在房间里收拾。能带走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一本新华字典,字典的扉页上母亲写着“晓阳好好学习”,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她是小学文化,能写出来就不错了。

我从床底下翻出一本相册。相册的塑料封皮已经发黄变脆,翻开的时候,塑料纸咔嚓咔嚓响。照片不多,大部分是黑白的,少数几张彩色的也褪色了,人的脸变得黄黄的,像老蜡像。有一张是我三岁的时候拍的,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母亲站在旁边笑,背景是老宅门口的那棵槐树。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头发乌黑茂密,穿着的确良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

我把相册塞进皮箱里,把衣服叠好放进去,又把搪瓷缸子和字典塞进去。皮箱的拉链坏了一半,拉不动,我用那根红色的塑料绳重新捆了两道,打了个死结。

做完这一切,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棕绷垫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弹簧早就没弹性了,坐上去硬邦邦的。窗户外面有鸟叫,是麻雀,叽叽喳喳的,在槐树上跳来跳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皮箱上,照在棕绷垫子上,照在我的手背上。手背上有一道疤,是小时候被铁皮划的,母亲用红药水给我涂了,疼了好几天。

我站起来,拎起皮箱,出了房间。

下楼的时候,楼梯还是那个楼梯,灯还是那个灯,扶手上的灰还在。我一步一步往下走,皮箱磕在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心跳,又像是敲门。

一楼客厅里还在忙,有人在收拾灵堂,有人在扫地,有人在叠白布。继母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是回房间了。周律师还没走,坐在八仙桌旁边喝水,杯子是老式的搪瓷杯,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的字样。

我拎着皮箱穿过客厅,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有人叫了我一声“晓阳”,我没听清是谁,也没回头。门槛很高,我迈过去的时候皮箱磕了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发出一阵碰撞声,像是搪瓷缸子撞到了字典。

门外是巷子。

这条巷子叫槐树巷,因为巷口有一棵老槐树,据说是清朝时候种的,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槐树巷不宽,三米左右,两边是青砖老墙,墙根长了青苔,青苔是暗绿色的,摸着湿漉漉的。巷子里的路面铺着石板,石板被踩了几十年,表面磨得光滑,下雨的时候能照见人影。

我站在门口,阳光从槐树的缝隙里漏下来,洒了一地碎金。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秋天的凉意,还有一股谁家在烧煤球的硫磺味。槐树上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落在青石板上,落在我的肩膀上,落在那只旧皮箱上。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肺里的烟味被冲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秋天特有的干燥和清冽。巷子深处有人在生炉子,烟从低矮的院墙里飘出来,灰色的,呛得人想咳嗽。一只花猫蹲在墙头,眯着眼睛看我,尾巴在墙上慢慢扫,扫下一片碎瓦屑。

我拎起皮箱,往巷口走。

没走几步,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声音很脆,嗒嗒嗒嗒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追我。我没回头,继续走。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林晓阳!等一下!”

是周律师的声音。

我停下来,但没有转身。皮箱搁在地上,红色的塑料绳把手指勒出一道红印子。风把槐树叶吹到我的脚边,我低头看,那片叶子半黄半绿,叶脉清晰得像手掌上的纹路。

周律师走到我面前,微微喘着气。他大概是小跑过来的,额头出了薄薄一层汗,眼镜片上有雾气。他把手里的黑色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新的,没有邮戳,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三个字:林晓阳。字迹是父亲的,笔画有点抖,但那个“林”字的两木写得左大右小,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周律师把信封递到我面前,说:“别急,最后一份文件还没看完。”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接。

周律师把手往前伸了伸,信封几乎贴到了我的胸口。他说:“这是你父亲生前交代的,单独留给你的。他让我在他走后,等所有人都走了,单独交给你。”

风又来了,把信封的一个角吹得翘起来。信封很薄,里面大概只有一张纸。我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几秒,然后伸手接过来。

牛皮纸的质感很粗糙,摸着有点扎手。封口没封,只是折了一下。我的拇指插进折缝里,轻轻一挑,信封开了。里面确实只有一张纸,对折了两次。我把那张纸抽出来,展开。

纸是普通的横格信纸,上面有几行字。字写得很大,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没什么力气的人用了很大力气写的。墨水的颜色很深,有些地方洇开了,大概是因为下笔的时候手在抖。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完第一行的时候,我的手就开始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