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灿烂之书》：伟大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作家们已写出我们的人生|乔伊斯|作家|托尔斯泰|文学作品|海明威|生命的灿烂之书|福克纳|莎士比亚

《生命的灿烂之书》是哈罗德·布鲁姆的最后一部著作，他于2018年写完此书，第二年即去世，享年89岁，他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作为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姆一生著述甚丰，著名的就有《影响的焦虑》《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可以说，布鲁姆一生的工作就是试图告诉读者，为了节省短暂的生命，哪些文学作品值得一读。

面对二十世纪各种主义的文学解读，布鲁姆始终坚持文学的审美标准，这在将文学视作社会镜子的时代潮流中显得独树一帜。后期的布鲁姆转向大众美育，此书是他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对自己的文学人生充满温馨的回忆。在全面介绍作品方面，此书类似《西方正典》，但又更具个人特色，既可以视作一部小说讲义，又可以视作一部文学回忆录，观点虽然严谨，却又毫无学院派色彩。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出生于美国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有《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如何读，为什么读》等。

撰文｜景凯旋

《生命的灿烂之书》

作者：[美]哈罗德·布鲁姆

译者：黄远帆

版本：雅众文化｜商务印书馆

2026年1月

布鲁姆的“文学遗嘱”

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一个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家庭，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表兄弟姐妹都死于纳粹大屠杀。他的一生都被用来读书和教学，起初他只喜欢诗歌和戏剧，在88岁时，他决定写一部关于小说的书，实际上是重读或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并不时写到自己与熟悉作家的交往，犹如回忆自己的一生：“故事情节或社会历史向来非我所喜，我只想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 在他这个年龄，的确是可以从心所欲了。

很大程度上，此书是布鲁姆为自己而写的，将《生命的灿烂之书》视作自己的文学遗嘱，对当下这个不再重视文学的时代感到惆怅和伤感，这对于他的文学体验显然产生了作用。书中讨论了36位西方现代小说家，囊括了50部小说，我们熟悉的作品许多都包括在里面了。作为一个文学评论的权威，他的评论一如既往地精当而准确，值得文学爱好者仔细品味，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力。

尽管布鲁姆已彻底放飞自我，但仍然保持了某种书斋气，或者说，古典精神是他评价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读许多大作家的评论，发现他们都各有所好，布鲁姆在书中也时常透露这一点，如伍尔夫热爱普鲁斯特，却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读过《在斯万家那边》，但感觉平平。爱默生和纳博科夫都不喜欢奥斯汀，认为这位女作家苍白、狭隘，这使布鲁姆颇不以为然。对布鲁姆来说，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在于人物写得对不对，而在于人物写得好不好。

当然，对于自己的个人偏好，布鲁姆也毫不掩饰。例如，他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太倾向（作为一个犹太人后裔，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仅仅喜欢屠格涅夫和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认为这两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在美学上是有局限的，属于“时兴货”，只是反映某个特定的时代，缺乏超越时间的价值。在书中，布鲁姆只讨论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初恋》，对海明威的作品则不置一词。

就作品的选择而言，布鲁姆本人喜欢或熟悉的小说，似乎可以按英国、法国、美国，然后是俄国的顺序排列。有意思的是，德国文学中只选了一部小说，即托马斯·曼的《魔山》，尽管在评论《魔山》时，也顺便提到了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那么歌德呢？布鲁姆没有讨论。不过，在对其他作品的评论中，他对歌德表达了必须的敬意。

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被称为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列的四大文豪。

好在布鲁姆的品位比作家更为广阔，尽管他在评论不同作品时有的详细，有的简略。这本书的方法并不新颖，即结合作家生平或思想讨论作品，而且大段引用作品中的描写，引用其他批评家的看法，并加以再批评。对于没时间读完所有这些小说的读者来说，这是文学权威的评论，也是读者偷懒的福气。

如果说布鲁姆在书中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人生观，那就是他十分欣赏希腊化时期的卢克莱修，他认为这位哲人影响了莎士比亚、雪莱、丁尼生和乔伊斯。卢克莱修对痛苦和死亡的伊壁鸠鲁式态度也是布鲁姆的态度。

让文学回归美学

此书以《堂吉诃德》开篇。布鲁姆将塞万提斯视作西方现代小说的第一人，他和莎士比亚“创造了如今大部分我们所知的人物类型，或者至少是那些呈现人物方式。”就文学人物的范式而言，莎士比亚教会了我们与自我对话，塞万提斯教会了我们与他人交流。堂吉诃德和桑乔已经懂得了世间一切需要懂得的道理，“他们至少懂得他们到底是谁，而这就是最终他们要教会我们的东西。”

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两人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我怀疑，现代读者真的懂得自己到底是谁吗？布鲁姆赞同乌纳穆诺的观点：那位骑士要寻找真正的祖国，却发现它只存在于流亡之中。这就是人生的实质。这实质早已在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表现出来。

在布鲁姆看来，如果不了解奥德修斯的故事，就不会了解堂吉诃德坠入洞穴那段情节是在戏仿奥德修斯前往冥府之旅。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在后期都倾向于虚无主义，认为“灰飞烟灭是灵魂的最终结局”。这两位作家生活在现代的黎明，他们意识到不存在彼岸世界，现代文学便是诞生于这一观念的基础上。

因此，正是这两位死于同年的伟大作家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石，那就是文学世界的世俗性本质——人的个性。今人大概都不太能理解奥斯汀的人物，布鲁姆在评论奥斯汀时，告诫读者要关注作家对人物自我意识的描写，虽然奥斯汀的笔下都是小世界里新教徒的喜剧，但其中的人物始终坚守个人判断的权利。

《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彼此吸引是基于相互尊重，最终“傲慢得到补救，偏见变成审慎，为认识他人留出了位置”。布鲁姆还专章讨论了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这部小说不太有名，但写得最为成熟。奥斯汀在小说中回归莎士比亚式的兼容并蓄，“兼具悲伤以及悲伤的终结。”安妮听从教母的劝导，没有嫁给温特沃思上尉，结果受尽折磨，但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布鲁姆重视安妮性格中的细腻敏感，他批评当代的文学评论总是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奥斯汀的伟大艺术基于摒弃”，摒弃与人物有关的经济繁荣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希望让文学回归美学，而不是社会学，因而此书偏重的是对人性的揭示，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就此而言，奥斯汀表现的是个人意识的成长，她的几大女主角“都拥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所以她们的个性不受压抑”。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汉普郡斯蒂文顿镇的一个牧师家庭。她从未进过正规学校，一生酷爱读书写作，代表作品有《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等。

个性——这也是布鲁姆分析其他小说的出发点。他指出，《红与黑》的人物都有原型，于连的想象即是司汤达的想象，司汤达21岁时就跟一个女演员同居，一生有过许多情人，因而司汤达也是爱欲的理论大师，他笔下的于连“有能力感受深刻的感情。尽管他的处境总是强加给他许多虚伪，他真正追求的是爱和精神的自由”。玛蒂尔德的原型则来自历史上的同名人物，亨利四世的王后，也是拉莫尔勋爵的情人，传说后者被斩首后，玛蒂尔德将他的头做了防腐处理，保存在棺材里。

对于创造了众多形象的巴尔扎克，布鲁姆从《高老头》中一个次要人物沃特能（又译伏脱冷）入手，这个卢梭的信徒，犯罪组织的头目，以“能躲死神的人”而闻名，出现在巴尔扎克的几部重要小说中。他在《高老头》中被捕时，警察局长将他的假发打落，他变得异常愤怒，周围人都被他的神情吓坏了，但当警察拔出手枪，“他立刻露出微笑，低头看着假发。”通过惊人的自控力，他躲开了死神。

在《幻灭》中，吕西安因追求财富失败而打算自杀，沃特能化身卡洛斯神甫救了他，他扮演吕西安的导师角色，帮他重新征服巴黎，向社会复仇。在《交际花盛衰记》中，沃特能戴着面具出现，吕西安供出了沃特能后感到悔恨而自尽，而沃特能在被捕后则利用贵族女性写给吕西安的情书，来要挟当局，再一次躲开死神，最终还当上了巴黎警察局长。布鲁姆认为，在美学上，这类似于撒旦屈服并重新加入了天使的合唱团。

巴尔扎克（1799—1850），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代表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

布鲁姆对《悲惨世界》的评论令人叫绝，他认为雨果喜欢把自己当作上帝，他没有分析主角冉阿让，而是谈及一个次要人物安灼拉，并引用安灼拉在处死一个密探后的演讲：“那个人干的事是残酷的，而我干的事是丑恶的……将来谁也不再杀害谁，大地上阳光灿烂，人类只知道爱。”有意思的是，布鲁姆写下这些评论的时间是2018年，在他看来，安灼拉的狂喜迄今还在打动人们，相信未来会是光明的。

将生命与文学融为一体

布鲁姆十分欣赏《包法利夫人》，他告诉我们，福楼拜终身未婚，厌恶生育，在一封情书中，福楼拜说他不想传递“存在之苦恼与耻辱”。这位作家对爱玛的爱其实是一种自恋，她是一位女版堂吉诃德，幻想体验一种崇高的激情。布鲁姆认为，福楼拜倒转了雨果的浪漫主义，将令人厌倦麻木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自她以后，小说进入了无所事事的领域，主人公倍感无聊，读者却不觉得。”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从此进入作家的视野，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的人物都是包法利夫人的孩子。

对于布鲁姆来说，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纪最有分量的两部长篇小说。关于乔伊斯，布鲁姆写了很长的篇幅，乔伊斯的文学野心是要跟但丁和莎士比亚一较高低，他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赫胥黎的《悲剧与全部真相》曾引用奥德修斯在哀悼船员后继续吃喝的情节，布鲁姆借此来说明《尤利西斯》的主题：人的伟大恰恰寓于平凡的日常生活。

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两人为现代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家。

由于布鲁姆写过许多关于普鲁斯特的文章，所以在评论《追忆逝水年华》时，他只讨论了小说中的“顿悟”，贝克特称之为“癖点”，即人们一想到它，它就变了。布鲁姆分析了《索多玛与蛾摩拉》一章，马塞尔第二次来到巴尔贝克，进入旅馆房间，一下子想起死去的外祖母，回忆起“她在世时真实而又完整的形象”。当初马塞尔觉得外祖母生病是很平常的事，如今她那看似平常的爱突现出来。

普鲁斯特试图告诉读者，这种真实的感觉只能发生在我们将形象重新创造出来之时，布鲁姆由此伤感地回想起自己的许多亲友，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普鲁斯特引导他经历了由忧愁臻于善，“他向我们展现了叙事者重新抓住了流逝的过去，然后达到了善的境界。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小说家能达成这样的境界。”对于小说艺术，这是最高的评价。

尽管布鲁姆对西方小说的理解优于对俄罗斯文学，他依然讨论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引用学者贝西亚的论述，称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给了虚构的普加乔夫一种能从行为中辨识出美感的能力，并因此展现出一种宽仁，也就是说，用更多的美来回报美。”这句评语道出了俄罗斯文学的真谛，将道德和美学结合在一起，正是所有俄罗斯作家的特点。

屠格涅夫调和了东西方的感性、思想和情绪，亨利·詹姆斯、福楼拜、海明威都很欣赏屠格涅夫，感觉与自己同气相求。但是，布鲁姆本人最欣赏的还是托尔斯泰，除了这个世纪文豪，文学史上能达到真实的只有荷马、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普鲁斯特以及《圣经》，“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你受苦并死去，或者欢乐地活着，都是在我们这片大地上，而不是在某个幻境里。”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托尔斯泰表现的是接受“事物之间的永恒关系和人类生活的普遍质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托尔斯泰正在阅读叔本华的著作，布鲁姆认为叔本化的“生命意志”对托尔斯泰塑造安娜的形象产生了影响，跟所有评论家一样，布鲁姆详细分析了火车站安娜初识渥伦斯基的场景，以及她最后自杀的心理。安娜的性格特征是她那无与伦比的真实，她无法过一种分裂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其作品包括文学、宗教、哲学、美学、政论等著作，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关于福克纳，布鲁姆指出这位作家继承的是霍桑、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的传统。他只选了《押沙龙，押沙龙》予以评论，认为萨德本是写得最好的人物，极具毁灭性，这部小说在今天可能不合时宜，但布鲁姆坚持的是美学标准，他不惮指出托尔斯泰的厌女症，正如在《西方正典》中，他反感今天的美国大学出于政治正确，不再向学生推荐海明威的作品。

福克纳写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都涉及家庭内部的冲突，有人认为其中的人性恶属于自然状态，但其实主人公的极端性格并不怪异，不过是表现出“人们回归某个创世-堕落之前的深渊，而不是回归自然”。在布鲁姆看来，福克纳的人物欠缺的是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