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过60岁就被儿子送进敬老院，我没闹，反手停掉银行副卡|养老院|刘艳|堂屋|敬老院|赵明|银行副卡|院墙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六十岁生日那天，儿子说妈您辛苦了，我给您找了个好地方。

我以为是什么旅游景点。

到了才发现是敬老院，连行李都帮我打包好了。

我没哭没闹，站在大门口抽了根烟。

那张银行副卡是我名下的，这些年每月往里面打五千块。

我打了个电话，把副卡停了。

然后叫了一辆回老家的班车，摇摇晃晃四个小时，回到了那个二十年没住人的老屋。

第四天早上，村口传来一阵哭声。

我推开门，儿子跪在土路上，膝盖磕破了皮。

“妈，银行要收房了！”他嚎啕大哭。

我蹲下来，看着他。

我说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六十。你妈活着的时候，你还有家。

六十岁生日是在星期二过的。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五点半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窗外的动静。城里的早晨跟乡下不一样，乡下是鸡叫狗咬，城里的早晨是汽车喇叭和洒水车的音乐。我住的是儿子家的次卧，窗户朝北，对面是一栋灰扑扑的居民楼，两栋楼之间隔着一条窄巷子，站在窗边伸手能碰到对面的防盗网。

我翻出压在枕头底下那件枣红色的毛衣。那件毛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自己去商场买的，打折的，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之后一直没舍得穿，想着等到重要的日子再穿。六十岁算重要的日子，我就穿上了。毛衣有点紧，镜子里的我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像一根灌了馅的糯米肠。我对着镜子扯了扯衣角，把头发梳了梳，白头发比以前多了，梳子一梳就断了几根，落在地上黑白分明。

儿子赵明在卫生间刷牙，嘴里叼着牙刷出来看了我一眼，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妈，今天您生日，晚上我订个饭店，一家人吃顿饭。”

我说好。

儿媳刘艳在厨房热牛奶，听到了也没回头，手上端着一个奶锅，奶锅里的牛奶冒着小气泡，咕嘟咕嘟的。她把牛奶倒进两个杯子里，端了一杯给赵明，另一杯自己喝了。我的那份她没倒，这些年一直这样，喝牛奶的事我从来不提，因为提了也没用。

赵明喝完牛奶，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妈，给您准备了点东西，您先收着。”

我接过来摸了摸，里面是钱，厚厚一沓，大概有两三千块的样子。我说你给我钱干什么，我不缺钱。赵明说您六十大寿，应该的。他没再看我，拎着公文包出门了，皮鞋在楼道里嗒嗒嗒响了一阵，然后电梯门关上的声音。

刘艳也换了鞋准备出门，她在商场做导购，上班时间是九点。临出门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像是想到了什么，回头对我说：“妈，今天晚上去饭店的事，您别跟邻居说了，搞得好像我们家多有钱似的。”

她说完就走了，防盗门哐当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客厅不大，二十来平，铺着浅色的地板砖，砖缝里嵌着黑印子，怎么拖都拖不干净。沙发是皮的，棕色的，靠背上搭着几块钩花方巾，是我闲的时候钩的。茶几上摆着遥控器和一包抽纸，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是赵明昨晚抽的。

我把信封里的钱抽出来数了数，两千八百块。崭新的红票子，每一张都挺括括的，捏在手里沙沙响。我把钱装回去，信封塞进毛衣口袋里，贴着胸口，有点硌，但心里暖了一下。

生日饭是晚上六点半吃的。

饭店在小区门口那条街上，叫“满意楼”，招牌上的霓虹灯管坏了好几根，“满”字的草字头不亮了，看着像个“两”字。饭店不大，一楼是散台，二楼有几个包间，包间的墙纸是大红色的，印着金色鲤鱼，年画里常见的那种花纹。

赵明订了个小包间，圆桌坐了五个人。赵明两口子，我，还有孙子赵乐乐。乐乐今年九岁，上三年级，戴着一副蓝框眼镜，坐在椅子上晃腿，晃得椅子咯吱咯吱响。刘艳拍了他一下，他就不晃了，改用手抠桌布上的线头。

菜是刘艳点的，六个菜一个汤，有鱼有肉有虾，都是硬菜。凉菜先上，拍黄瓜和酱牛肉，乐乐抓了几片酱牛肉塞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像仓鼠。热菜陆陆续续上来，糖醋排骨、清蒸鲈鱼、油焖大虾、蒜蓉西兰花、红烧肉，最后上的是一大盆酸菜肚丝汤。

赵明倒了一杯白酒，站起来举杯，说妈您辛苦了，这杯酒我敬您。我说别站着了坐下喝。他没听，仰头干了，喝完呲了一下牙，像是被辣着了。

刘艳也端起杯子，杯子里是橙汁，她说妈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说好，好，你也健康。乐乐扒着桌子站起来，举着可乐杯说奶奶生日快乐，我要吃大蛋糕。我说蛋糕还没上呢，等会儿就来了。

蛋糕是我自己定的。下午三点多我去了趟小区外面的“吉祥西饼屋”，花了一百二十块钱定了一个水果蛋糕，上面用奶油裱了四个红字：生日快乐。老板问我几岁，我说六十，他就在蛋糕上插了六根红色的小蜡烛。

蛋糕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因为蛋糕上的奶油花塌了一边，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刘艳说这蛋糕做得不好，我说没关系，好吃就行。赵明点了蜡烛，乐乐帮我吹的，一口气全吹灭了，口水喷在奶油上，大家都笑了。

吃蛋糕的时候，赵明忽然放下叉子，擦了擦嘴，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他说：“妈，我跟您商量个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们公司那边新开了一家养老社区，环境挺好的，有花有草，还有医生护士二十四小时值班。我想着您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不如去那边住，有人说话，有人照顾，比在家里强。”

我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中，叉子上还有一块蛋糕，奶油正往下滴。我没说话，看着他。

赵明继续说：“那边收费也不贵，一个月两千八，包吃包住。我和刘艳上班忙，乐乐又要上学，白天家里没人，您自己待着我们不放心。”

刘艳在旁边点头，附和道：“是啊妈，那边条件真的好，我跟赵明去看过了，房间干净，饭菜也好。好多老人在那边住，还有棋牌室，您可以打打牌，交交朋友。”

我把叉子上的蛋糕塞进嘴里，慢慢嚼。蛋糕太甜了，甜得齁嗓子，奶油腻在舌头上，咽了半天咽不下去。

乐乐在旁边插嘴：“奶奶你去了那边，我周末去看你。”

我说好。

第二天一早，赵明请了半天假，开着车把我送到了那家养老社区。

车开了四十分钟，出了城区，走了一段国道，拐进一条水泥小路，两边是苗圃和鱼塘，空气里飘着一股化肥的味道。养老社区在路的尽头，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晚霞康养中心”。院子里面有几栋三层小楼，外墙刷成淡黄色，楼与楼之间种着桂花树和月季，确实比我想象中好看一些。

前台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一个穿粉色工作服的姑娘迎出来，叫我张阿姨，领着我看了一圈。房间不大，十五六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头有一个呼叫铃。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是白底蓝条纹的，像是医院里的那种。窗户朝南，能看到外面的小花园，花园里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慢慢走，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

赵明已经把我的行李从后备箱拎出来了。行李不多，一个拉杆箱、一个编织袋，拉杆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编织袋里塞了一床棉被和一床褥子。他把行李放在房间门口，拍了拍手，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他站在房间里看了看，说环境挺好的，妈您就先住下，有什么不习惯的给我打电话。

我说好。

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在前台刷了半年的费用，一共是一万六千八。刷完他把卡装回去，走到我面前，说妈我回去上班了，周末带乐乐来看您。

我说好。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的地板砖上，嗒嗒嗒的，声音和在家里一模一样。走廊很长，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走到拐角处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像是要回头，但最终还是没回头，消失在拐角处。

我站在房间门口，看着走廊里空荡荡的，日光灯白惨惨地照着，地上有一片亮光，亮得刺眼。

我进了房间，把行李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衣柜。衣柜是用铁皮焊的，绿色的漆，拉门的时候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像是老鼠在叫。我把棉被铺在床上，褥子垫在下面，手按了按，有点硬，但也不是不能睡。

做完这些，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窗外的花园里，那个坐轮椅的老太太被推进了一片树荫下，推轮椅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护工。老太太的头歪着，嘴巴微微张着，眼睛半闭半睁，目光涣散，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了根烟。烟是从赵明车上拿的，玉溪，我不常抽，但心里有事的时候就抽。烟雾从窗户缝飘出去，被风吹散了。花园里的桂花还没开，但叶子绿得发黑，月季倒是开了几朵，红的粉的，在这秋天的阳光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我在养老院待了一天一夜。

说是一天一夜，其实也就二十几个小时。三十号床位在二楼走廊尽头，旁边住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吴，叫吴淑珍。吴老太太牙掉光了，说话漏风，嗓门却大得很，隔着两扇门都能听到她在喊“小张小张”。小张是护工，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圆脸，说话细声细气的，每次被吴老太太喊过去都很有耐心，帮她倒水、翻身、擦口水。

晚饭是五点半吃的。食堂在一楼，很大，摆着十几排长条桌和塑料椅子。饭菜用不锈钢餐盘装着，一荤两素一汤，米饭随便添。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吃了一口青菜，是水煮的，没有盐味。红烧肉肥多瘦少，炖得挺烂，但酱油放多了，黑乎乎的。汤是紫菜蛋花汤，蛋花少得可怜，紫菜倒是一大坨，浮在汤面上像一团黑色的水草。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大爷，七十多岁，穿着灰色的旧中山装，吃饭的时候头埋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吃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新来的？我说是。他说你多大了？我说六十。他愣了一下，说六十怎么就来这种地方了，太年轻了。我没接话，他又说你儿女送来的？我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说嗯。

大爷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夜里我睡不着。床太硬了，枕头太高了，走廊里的灯一直亮着，从门缝底下透进来一线白光，像一根银针扎在地上。走廊里有脚步声，是巡夜的护工，每隔一个小时走一趟，塑料拖鞋踩在地板砖上，啪嗒啪嗒的，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

我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个念头。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早就在我心里埋着了，只是一直没有拿出来看。就像一件压在箱底的衣服，你知道它在，但不想翻出来，因为翻出来就要面对。

我起来上了趟厕所，厕所是公用的，在走廊中间。蹲位有点脏，纸篓满了没人倒，卫生纸堆成了一个小山包。我上完厕所回到房间，坐在床边，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信封。信封里的两千八百块还在，拿出来数了数，没错，两千八。

我把钱放回去，又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前台借了电话。前台姑娘问我要打给谁，我说银行。她帮我拨了银行的客服电话，我把身份证和储蓄卡号报过去，告诉客服，我要把名下那张副卡停掉。客服核对了信息，问我副卡的使用人姓名是什么，我说赵明。客服说停用副卡之后如果主卡持有人不重新授权，副卡就无法使用了。我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站在前台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桂花树上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是什么鸟，声音很脆，像是在吵架。

我把剩下的手续办了，然后回房间收拾行李。拉杆箱照原样装好，编织袋叠起来塞进去，床上的被子重新叠成豆腐块，床单拉平，枕头放正。衣柜里我那几件衣服已经空了，铁皮柜门关上的时候吱呀一声，和昨天一样。

吴老太太在隔壁喊“小张小张”，声音闷闷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

我拎着行李出了门。

前台姑娘追出来问我去哪，我说回家。她说您儿子把您送来的，您要走得跟他联系。我没理她，出了大门，沿着水泥路往外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国道边，挥手拦了一辆去县城的中巴车，然后又从县城转了一辆回老家的班车。

班车是那种老式的宇通客车，蓝色的油漆褪了大半，座位上套着花里胡哨的座套，座套上印着某某化肥厂的广告。车上的乘客不多，前排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后排坐着一个打瞌睡的老头，我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

车子发动了，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窗户嗡嗡响。车窗外的风景慢慢变了，从城镇变成了田地，从田地变成了丘陵，路边种着杨树和泡桐，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

我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凉凉的，车子一颠一颠的时候，额头在玻璃上轻轻磕着，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点头。

老家在鲁西南一个叫刘庄的村子。

村子不大，一百来户人家，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土路排开。路两边是红砖瓦房和二层小楼，墙根堆着玉米秸秆和劈好的柴火，鸡在院子里跑，狗拴在门口，看见生人就汪汪叫。

我家在老村东头，是一个三间砖瓦房的小院子，是八十年代盖的，墙体是青砖，屋顶是红瓦，风吹雨打了四十多年，瓦片碎了不少，屋檐下长了一丛一丛的青草。院子用红砖砌了围墙，围墙不高，一米五六的样子，站在外面能看到院子里的石榴树。

石榴树是我妈活着的时候种的，比我岁数还大。树干有碗口粗，树皮皴裂，树枝伸展开来遮住了半个院子。这个季节石榴已经熟了，果皮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红晶晶的籽，像是咧着嘴在笑。

我从邻居王婶那里拿的钥匙。王婶跟我妈关系好，我妈走了以后她帮我们照看这个院子，每年过年的时候帮我扫扫灰，通通风。她看到我很惊讶，说桂兰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回来住几天。她看了看我身后，说你一个人？我说嗯。她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没说，把钥匙递给我，嘱咐我当心院子里的井。

井在院子东南角，盖着一块水泥板，早就枯了，井口用铁丝绑着几根木棍，棍子上生了锈，斑斑驳驳的。

我用钥匙打开院门，推开堂屋的门。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浓烈得像一堵墙，把人往后推了半步。堂屋里黑洞洞的，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没亮，灯泡早就坏了。我从包里掏出手电筒，是那种老式的铁皮手电，装两节一号电池的，手电光黄黄的，照在墙上像一个移动的太阳。

堂屋里的东西还是老样子。一张八仙桌靠墙摆着，桌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灰上有什么东西爬过的痕迹，蜿蜒曲折的，大概是老鼠。桌上还摆着一个搪瓷茶盘，茶盘里扣着几只白瓷茶杯，杯子上印着红双喜。墙上的年画褪了色，画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娃娃的脸糊成了一团，看不出五官。

我穿过堂屋进了东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木架子床，床上的被褥早就撤了，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床板，床板上铺着发黄的报纸，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面圆镜子，镜面上蒙了一层黑灰，映出来的脸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

我把行李放下，开始收拾。

先找了一把扫帚扫灰，扫帚是用高粱穗子扎的，干透了，一碰就掉渣。我把堂屋、卧室、厨房的地都扫了一遍，灰尘呛得人直咳嗽。然后又从井里打了点水，井里还有点水，不多，混浊的，发黄，沉淀了一会儿用瓢舀上面的清水，擦桌子擦灶台擦玻璃。

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屋子总算能住人了。我从邻居家借了一床被子，铺在床板上，又把我的棉被盖在上面，用手按了按，比养老院的床还硬，但这是自己的地方，硬一点也没事。

王婶端了一碗面条过来，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一把韭菜。我蹲在灶台旁边吃面条，王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陪我说话。她问我在城里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她问我咋突然回来了，我说想家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天黑透了，王婶回去了，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

我搬了个椅子坐在石榴树下，点了根烟。月亮只有半个，挂在东边的天上，月光不亮，但足够把院墙和屋顶的轮廓勾勒出来。夜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玉米地的气息，湿漉漉的，还有一股农家肥的臭味，但在那个时刻，我觉得这味道比城里的汽车尾气好闻多了。

石榴树上有虫子在叫，吱吱吱的，声音不大但很密，像是有人在用一把极小的锯子来回锯着什么。

在村里住了三天。

头一天我把院子里的杂草拔了，草长得太深了，有的都齐腰高了。拔草的时候手指被草叶划了好几道口子，血珠子渗出来，用嘴一吮就没了。拔完草又把石榴树下的落叶扫成一堆，堆在墙角，等干了当柴烧。

第二天我去村里的代销点买了一袋面、一壶油、一包盐和其他零碎东西。代销点在村口赵老四家，房子是新盖的两层楼，一楼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烟酒糖茶、油盐酱醋。赵老四看见我回来，说你老太太走了这么多年，你们家这院子还是那个样。我说是啊，没动过。他给我称了二斤红糖，用一张旧报纸包着，报纸上印着某某市某某区的新闻，日期还是去年的。

第三天我把房顶上的破瓦换了几块。邻居赵大哥看我爬梯子不稳当，主动过来帮忙，把他家剩下的红瓦拿了几块，上了房顶把碎的换了。我说给他钱他不要，说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家这些年没人，院子空着也太可惜了。我给他递了根烟，他接过去叼在嘴里，没点，夹在耳朵上了。

这几天赵明打了几个电话给我。第一个是第一天晚上打的，问我怎么不在养老院，去哪里了。我说我回老家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说妈您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说我打了招呼，跟前台说了。他说那边费用都交了，不退的。我说我知道。他又沉默了几秒，说那您先在老家住着，过几天我去接您。

后面几个电话我没接到。我把手机放在了屋里，人在院子里干活，手机响没听到。等我看到未接来电的时候，也没回过去。

那张副卡的事我没跟赵明提。我猜他应该已经发现了，因为他刷卡刷不了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找我，而是找银行。银行告诉他副卡被主卡持有人停了，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猜他会来。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第四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村里公鸡叫得早，第一声大概五点多，稀稀拉拉的，像梦话。第二波叫声在六点左右，这个时候鸡叫得最欢，此起彼伏的，像是在对歌。我被吵醒了，躺在床上没动，听着鸡叫和远处传来的狗吠，还有谁家在开院门的吱呀声。

我起床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但东边的天已经亮了，橘红色的光从地平线下面透上来，把云彩染成了淡粉色。我洗了把脸，从水缸里舀的水，清凉凉的，泼在脸上激灵了一下，彻底醒了。

灶台是土灶，好几年没用了，我用柴火生火，费了半天劲，脸被烟熏黑了才把火点着。锅里添了水，放了一把小米，切了两块红薯，盖上锅盖慢慢熬。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响，火舌舔着锅底，热气从锅盖缝里冒出来，带着米香和红薯的甜味。

粥熬好之后我盛了一碗，端到石榴树下的小桌子上，剥了一个从代销点买的咸鸭蛋，蛋黄流油，沙沙的，配着粥吃特别香。

吃到一半的时候，村口传来了一个声音。

不是鸡叫，不是狗咬，是人的哭声。

哭声很远，模模糊糊的，像风从远处带过来的。我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哭声越来越近了，而且还带着喊叫，喊着什么，听不太清，但声音有点耳熟。

我把碗放下，走到院门口，拉开木门闩，推开门。

门前的土路上，一个人正从村口方向跑过来，跑得很急，跌跌撞撞的，灰蓝色的西装外套敞开着，里面的白衬衫领口扯开了两颗扣子，领带歪在一边。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亮晶晶的一片。

是赵明。

他跑到我跟前的时候，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扑倒在地上，膝盖重重磕在泥土地上，土路上有小石子，磕得他闷哼了一声。他没有站起来，就那样跪着，双手撑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地哭。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血丝像蛛网一样密布，嘴唇干裂起皮，嘴角有白色的沫子。他张了张嘴，嗓子里发出一串含混的声音，最后挤出来一句话，声音大得把院子里的鸡都吓了一跳。

他说：“妈，银行要收房了！”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还端着那碗没喝完的小米粥。

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风一吹就皱。石榴树上的叶子沙沙响，有一片落进了粥碗里，绿的黄的，漂浮在米汤上面，像一艘搁浅的小船。

赵明跪在土路上，膝盖处的西裤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肉，蹭掉了一块皮，血珠子渗出来和泥土混在一起，变成了黑色的泥浆。他的身体在发抖，整个人像一片被风撕扯的叶子，随时都要散掉。

他断断续续地说，声音抽抽搭搭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成。我听了半天，大概听明白了。

房子是前年买的，那时候赵明说想把两居室换成三居室，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看他手头紧，就把名下的三十万存款给了他，还把那辆开了多年的旧车卖了，凑了五万。这些钱之外，赵明还从银行贷了六十万，用那套新房做的抵押，每月还款五千多。以前每个月我从副卡里打五千块过去，正好够他还贷，再加上他两口子的工资，日子还能过。现在副卡停了，他的工资根本不够还房贷，这个月已经逾期了，银行发了催收函，说再不还就要启动法拍程序。

赵明匍匐着往前挪了两步，两只手抱住我的小腿，哭得撕心裂肺。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裤腿，冰凉凉的，顺着小腿往下淌。他说妈，是我错了，我不该送您去敬老院，我不是人，您打我吧，您骂我吧，只要您把副卡重新开开，把钱还上，房子就能保住。

我把腿从他怀里抽出来，退了一步。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

他的脸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到他眼睛里的自己。我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旧毛衣的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深的，一道一道的。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到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连失望都算不上。

我说：“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

他抽噎着说：“妈……您六十……妈您听我说……”

我说：“六十。你妈活了六十年，你把你妈送进了敬老院。你妈连口热水都没喝上，你就走了。”

他的哭声卡了一下，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说：“你知道那三十万是哪儿来的吗？那是你姥爷临走的时候留给我的。你姥爷说，桂兰，这钱你拿好，别给旁人，留着养老。我没听你姥爷的话，我把钱给了你。因为我以为你是我儿子，儿子不会坑妈。”

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整个人趴在地上，额头磕在泥土里，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磕头。额头上沾满了灰和碎石子，有几颗碎石子嵌进了皮肤里，他也不觉得疼。

我说：“你先起来。”

他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