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跟吴国栋是高中同桌，睡上下铺。
他学习好，我打架多，他帮我写过检讨，我替他挡过拳头。
后来他考上大专回了县城，当了中学老师。
我出来做生意，头几年发了财，走路都带风。
他儿子满月那天，我包了一个两万的红包，在全村人面前拍在桌上。
他推了三次，我说你看不起我。
他收了。
满月酒散场后的第三天，他骑自行车找到我家，递给我一捆旧报纸。
用绳子捆着，四四方方的，像一摞砖。
他说这是我给你的回礼。
我没当着面拆。
他走后我把那捆报纸扔在了杂物间。
三年后，我的生意亏了，欠了一屁股债。
走投无路那天，我在杂物间翻找能卖钱的东西，翻到了那捆报纸。
绳子已经发霉了，我拆开的时候手指在发抖。
报纸里面裹着的东西，让我蹲在地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叫周海，今年四十二。
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正坐在县城东街的“大众面馆”里，面前摆着一碗牛肉面，面已经坨了，汤也凉了，但我一直没有动筷子。面馆的老板老赵跟我认识十多年了，看我脸色不对，也没催我，给我又倒了一杯热茶，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
我盯着碗里的面条，想起了一个人。
吴国栋。
我跟吴国栋是九七年认识的那年，高一，我俩分在一个班，还是同桌。他个子不高，瘦，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不会打架，不会骂人，体育课跑步永远倒数第一。但他数学好，好到能把一整本数学书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哪个公式在第几页，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我坐不住，一上课就犯困，下课铃一响比谁都跑得快。老师在黑板上写满一板书，我一个符号都看不懂，就趴在桌上画小人。吴国栋把他的笔记推过来，用笔尖点着，小声说“这题你这样记”，他讲三遍我还是听不懂，他也不急，在草稿纸上慢慢写，写得整整齐齐。
高一那年我惹了事，跟隔壁班一个男生打了一架，把人家的门牙打掉了一颗。教导主任要给我处分，让我叫家长。我爸在外地打工，我妈身体不好，我不敢告诉她。吴国栋陪我去教导处，他站在门口等了我一个多小时，等我出来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说你先垫垫。
后来处分还是给了，但吴国栋帮我写了一份很长的检讨书，字写得很工整，把打架的原因写得情有可原，把态度写得诚恳无比。教导主任看了说，这检讨谁写的？我说我自己写的。他说你有这文采还打什么架。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有个这样的同桌，是命里捡到的便宜。
高三那年，吴国栋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大专，学的是数学教育。我没考上，回去跟我爸跑运输。他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他，他从车窗里递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本数学参考书，说这些书我用不上了，送给你，你没事的时候翻翻，说不定以后能用上。
我说我翻个屁，我一看数字就头疼。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车子开了，我把那几本书拿回家，塞在床底下，再也没看过。
后来的几年，我俩一直没断联系。他大专毕业分回了县城，在城南中学当数学老师。我在省城跟着朋友倒腾建材，一开始就是拉货搬砖，后来慢慢摸到了门道，自己开了个小门市，专卖瓷砖和卫浴。
零六年，建材生意好做得很。房地产刚起来，到处都在盖楼，我的门市就开在新开发区的路边，对面就是一个大型楼盘。头一年就赚了十几万，第二年翻了一倍。我买了车，买了房，回村的时候谁见了我都递烟。我爸逢人就夸，说我儿子有出息了，在省城做大生意。
吴国栋在那几年结了婚。他媳妇叫赵秀梅，也是老师，在县城的另一所小学教语文。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三千块，在县城租了一套老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每年回县城都找他喝酒。就在东街这家面馆，点几个凉菜，要一箱啤酒，喝到半夜。他酒量不行，三瓶啤酒就脸红脖子粗，说话开始结巴。但他从来不劝我少喝，我喝多少他陪着，喝完了把我扶到出租车上，塞给司机二十块钱，说送他回老家，地址你知道。
有一回喝多了，我问他：“老吴，你在县城当老师，一个月挣那点钱，不憋屈吗？跟我出来干呗，一年顶你十年。”
他摇了摇头，说：“我干不了你那活，我就适合教书。学生叫我一声吴老师，我心里踏实。”
我说你踏实的代价就是穷。
他笑了，说穷就穷吧，饿不死就行。
二〇〇八年秋天，吴国栋的儿子满月。
他给我打了电话，说海子，十月六号，我儿子满月，在老家办酒，你有空就回来，没空就算了。
我说有空，你儿子满月我能没空吗。
十月六号那天，我开着我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后备箱塞了两箱好酒和十条烟，从省城开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吴国栋的老家——一个叫吴庄的村子。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搭了一个塑料大棚，棚子下面摆了十几张圆桌，已经坐了不少人。
吴国栋抱着儿子在门口迎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挂着笑，但笑起来还是那副眼镜片后眯着眼的模样，像个大孩子。他媳妇赵秀梅站在旁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脸色有点黄，大概是月子里没养好。
我下车的时候，吴国栋快步走过来，喊了一声海子。我把后备箱打开，把酒和烟搬出来，他拦着说不用这么多，我说给你你就拿着。旁边帮忙的亲戚把东西拎进去了。
酒席快开始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厚厚的一沓，是我在家提前包好的，整整两万块钱，用红纸包着，外面写了一个“贺”字。
我走到吴国栋面前，把红包递给他说：“老吴，给你儿子的，收着。”
吴国栋接过去，随手捏了一下，脸色马上就变了。他把红包塞回我手里，压低声音说：“海子，你这太多了，不能收。”
我说多什么多，我挣钱了，给你儿子是应该的。
他说两万太多了，你拿回去，心意我领了。我硬塞，他硬推，推了好几个来回。旁边的人开始往这边看了，有人小声说什么呢。赵秀梅也走过来，看了看那个红包，又看了看我，表情有点复杂。
我有点不高兴了，声音大了一些：“国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吴国栋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说你要是当我是兄弟，你就收下。你要是不收，这顿饭我也不吃了，我开车回省城。
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红包，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高兴，不是感动，是一种说不清的沉重，像是我给他压上了一块石头。他低下头看了看怀里的儿子，又看了看我，最后把红包慢慢装进了夹克内兜里。
他说：“好，我收下了。海子，这份情，我记着。”
我说记什么记，应该的。
酒席开始了，大家都坐下来吃饭。有人问吴国栋，刚才那个送礼的是谁？吴国栋说是老同学。那人问随了多少礼？吴国栋没说。旁边有人多嘴说，我看见那个红包厚得很，怕不是小数目。吴国栋端起酒杯岔开了话题。
那天喝了很多酒，我喝得晕晕乎乎，最后是吴国栋把我扶到炕上睡的。半夜起来尿尿，看到吴国栋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抽烟。月光照着他的脸，他的表情看不太清，但那个背影佝偻着，像一株被压弯了的庄稼。
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过头说，你醒了，快去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我回屋躺下了，没再想这件事。
满月酒后的第三天，吴国栋骑着他的自行车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老家的院子里跟我爸说话，院门没关，吴国栋骑着车就进来了。他把自行车停在枣树下，从后座上搬下一个用绳子捆着的东西。四四方方的，外面包着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又缠了几道透明胶带。他把那个东西放到我跟前，说海子，这是给你的回礼。
我看了看那个东西，问他这是啥？
他说你回去拆开就知道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还搞神秘。他笑了笑，拍了拍自行车的座子，说店里还有课，我先走了。我爸留他喝茶，他摆摆手，骑上车就走了。
我把那捆东西拎起来掂了掂，挺沉的，大概有十来斤。外面包的那层塑料布上有灰，透明胶带都发黄了，像是用了挺久的旧东西。我把它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没拆。
我爸在旁边抽着烟，看了一眼那捆东西，说国栋这人是实在人，面子上不咋呼，心里有数。
我没接话。我想的是，我给人家随了两万块的礼，你回送我一捆旧报纸——是的，透过那层塑料布，我已经看到了里面露出来的报纸边角，是那种发黄的旧报纸，一看就是老早攒下来的。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滋味，就像喝了一口热茶，烫嘴，但不好意思吐出来。
我不是嫌贫爱富。我就是觉得，你哪怕回送我一箱土鸡蛋、两只老母鸡，我也能接受。你送一捆旧报纸算怎么回事？好像我随了两万块的礼，你连个像样的回礼都拿不出来，只能拿废品来凑数。这让我觉得，我这两万块钱没有送到他的心坎上，反而让他觉得欠了我什么，他想还，又还不起，就随便找点东西把脸面糊过去。
那天下午我开车回了省城，那捆东西放在后备箱里，到家之后我拎上楼，顺手塞进了阳台的杂物间。杂物间里堆着旧电器、纸箱子、废轮胎，那捆报纸被挤在角落里，慢慢被后来的东西埋住了。
之后的日子，我跟吴国栋的联系渐渐少了。
不是故意疏远，是事情太多。生意的盘子越做越大，我又开了两个分店，手下管着二十多号人，每天从早忙到晚，连口热水都顾不上喝。吴国栋打过几次电话，我接的时候不是在陪客户就是在对账，说不到几句就挂了。后来他发短信来，说我给你寄了点自家晒的红薯干，你注意查收。我回了一个字：好。
那条短信我收了，红薯干也收到了，放在办公桌上吃了几天，吃完就忘了。
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一年，建材市场忽然变了天。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加大，开发商拿不到钱了，新楼盘停工了一大片。我的生意也跟着往下掉，订单从一个月几十万变成了几万，有的月份连租金都挣不出来。我硬撑了半年，把积蓄全部填进去，还是补不上窟窿。
二〇一一年八月，银行抽贷，把我之前的一笔经营贷款停了。没有资金周转，我的三个门市同时垮了。供应商来拉货，工头来讨薪，房东来锁门。我把车卖了，把省城的房子也卖了，结了工人的工资，还了大部分的债，最后手里还剩不到两万块钱。
我回了老家。
回到那个我从小长大的院子，推开院门，枣树还在，院墙上的砖掉了几块，灶台还是那个灶台。我爸看见我回来，什么也没问，从他枕头底下摸出一千块钱塞给我，说先用着。
我没接。我说我还有钱，够花。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的石桌上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抽到嘴里发苦。月光还是那个月光，枣树还是那个枣树，但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我想起零八年在吴国栋儿子满月酒上发红包的那个自己，穿着皮夹克，夹着老板包，说话声音比谁都大，随礼两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那个样子，现在想起来，真他妈的臊得慌。
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月，我整天窝在屋里，不出门，不见人。手机放在枕头边，一天到晚也不响一次。以前的生意伙伴没有人打电话来，以前天天喝酒的朋友也没有人发短信来。人情这东西，跟钱一样，花完就没了，留下的只有沉默。
我妈看我这样，心疼，又不敢说。她每天给我做一碗面，放在桌上，我吃就吃，不吃就凉了，她端走倒掉。我爸话少，每天早上起来去地里转一圈，回来在院子里劈柴，劈得满头大汗，也不跟我说话。
有一天我在杂物间翻东西，想找一把锤子。杂物间很小，堆满了各种用不上又舍不得扔的破烂。我翻到墙角的纸箱子下面，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扯出来一看，是那捆报纸。
绳子和透明胶带都发霉了，灰黑色的霉斑爬满了整个包面，有一股呛鼻子的霉味。塑料布里面裹着的旧报纸，边角的地方已经被潮气浸得发黑，上面印着的字模糊了，像被水泡过的伤疤。
我蹲在杂物间里，把那捆东西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绳子用的是粗麻绳，捆得死死的，打了两个死结。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黏性已经没了，一扯就断成碎片。外面的塑料布一碰就碎，沙沙地往下掉渣。
我本来想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三年了，这东西在这堆破烂里待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打开看过。要不是今天找锤子，我都忘了它的存在。我拎起那捆报纸，走到院子里的石桌上，把那捆东西往桌上一放。
我找了一把剪刀，开始拆。
剪刀是家里用了十几年的老剪刀，刀刃上缺了一个口子，但还算锋利。我先剪断了两根麻绳，死结剪了很久，麻绳磨得发亮，剪了两三下才断。绳子松开之后，塑料布散开了，露出里面的旧报纸。
报纸是那种县城的本地小报，日子是零八年九月份前后的。报纸被折得很整齐，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最上面那一张已经发黄发脆，我轻轻一碰就裂了一道口子。我把第一层报纸掀开，下面还是报纸，第二层掀开，下面还是报纸。
我掀到第七八层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
不是纸。
是布料一样的手感，有点厚，有点硬。我把那几层报纸小心地揭开，看到了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深蓝色绒布，绒布包着什么，鼓鼓囊囊的。绒布外层被报纸裹着，里面的潮气不大，摸上去还是干燥的。
我把绒布包从报纸堆里拿出来，放在石桌上。绒布打了一个结，结扣很紧，我解了好一会儿才解开。解开之后，绒布摊开了，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是一个存折，还有一个信封。
存折是农业银行的，红色的塑料封皮，封面上烫金的小字磨掉了一些，但能看清楚“存折”两个字。我拿起存折，翻开来。
户名：周海。
开户日期：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
第一笔存入金额：两万八千元整。
定存期限：三年。
我把存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户名是我的名字，开户日期是吴国栋儿子满月酒后的第三天——就是他把报纸送来的那天。两万八千元，比我当初随礼的两万还多了八千。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把存折放下，拿起那个信封。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四个字：周海亲启。字迹是吴国栋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跟当年帮我写检讨书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
纸上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从头写到尾，没有留空。字不大，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有些笔划把纸都扎透了，背面能摸到凸起来的痕迹。
信的第一行写着：“海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是很久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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