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林小禾，在这条弄堂里租了三年房子，在弄堂口的面馆吃了两年饭。
面馆没有招牌，大家都叫它“老陆面馆”。
女掌柜姓陆，五十八岁，寡居，手上全是烫伤留下的疤。
她做的雪菜肉丝面，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吃到的最像家的味道。
两年了，她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我七点十分进门，一碗雪菜肉丝面，多加一个荷包蛋。
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
我们之间的交情，就隔着那一碗面。
今天早上，我照常推门进去，店里没有客人。
陆阿姨站在灶台后面，看了我一眼，脸色变了。
我把钱放在桌上，说阿姨，老样子。
她没动。
她走到我面前，鼻子抽动了两下，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她压低声音说：“姑娘，快走，你身上这味儿不对。”
我愣住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门口，像是在怕什么东西追进来。
我第一次走进老陆面馆，是二〇〇三年的春天。
那年我二十二岁，从老家坐了一整夜的绿皮火车到了这座南方城市，在城东的城中村租了一间隔断间，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剪线头的活儿。工厂在弄堂外面的大路上，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条窄弄堂。弄堂不长，两百来米，两边是老式的砖木结构房子，墙皮剥落，屋檐下挂着酱鸭和腊肉。弄堂口有一棵歪脖子梧桐树，树下摆着几张塑料凳子，几个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晒太阳。
老陆面馆就在梧桐树旁边，门脸很小，两扇木门，门板上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油漆起泡了，像老年人脸上的老年斑。门口立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的面食种类，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小学生练字。
我头一回进去，是因为那天下了雨，没带伞，跑进面馆躲雨。店里有三张四方桌，铺着蓝白格子的塑料桌布，桌布上压着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老照片和一张泛黄的菜单。墙上挂着一把旧算盘和一面圆镜子，镜子边上的水银掉了不少，照出来的人脸缺一块少一块的。
陆阿姨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来，问我吃什么。
我说躲雨的，不吃饭。
她说躲雨也坐，没关系。
她倒了一杯热茶给我，杯子是搪瓷的，杯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漆都磨没了。茶是茶叶沫子泡的，有点苦，但热乎。我端着杯子，看着窗外的雨，雨打在梧桐树叶上，啪啪响，叶子被雨水冲得发亮，绿得刺眼。
等雨小了，我说走了，谢谢阿姨。
她说不客气。
我走出了门，走了几步，她追出来喊了一句：“姑娘，你衣服破了，后面肩膀上，回去缝一下。”
我回头看她，她已经转身回去了。
这是我跟陆阿姨的第一次见面，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她没卖给我一碗面，但给我倒了一杯茶，还看到了我肩膀上那个我自己都没发现的破洞。
那一杯茶，五分钱都不值，但我记了二十年。
后来我就开始去她家吃面了。
不是刻意的，是有一天加班晚了，工厂食堂关了门，弄堂外面的小饭店也都打烊了，只有老陆面馆的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陆阿姨正在擦灶台，看到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她说给你下碗面，你先坐着。
那碗面是雪菜肉丝面，面条是手擀的，粗，有嚼劲，汤头是骨头熬的，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油花，雪菜切得碎，肉丝切得细，面条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蛋黄半生，戳破了流出来，混在汤里，汤就变得浓稠了。
我吃第一口的时候，眼泪差点掉下来。
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吃，是因为它像我小时候我妈做的面。我妈以前在镇上开过一个小面馆，后来不开了，再后来她生病走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个味道的面。
我低头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吃完之后我把碗放下，看到陆阿姨站在灶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没擦，就站在那里看着我。
她说：“慢点吃，别噎着。”
我说多少钱。
她说三块。
我给了她五块，说不用找了。她没推，把钱收下了，从抽屉里找出两个硬币，放在桌上，说下次来。
我下次就去了，再下次也去了，从那天开始，我在这家面馆吃了两年的面。
两年里我摸清了陆阿姨的作息。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和面，熬汤，切雪菜，六点开门。中午两点关门休息两个小时，下午四点再开门，晚上八点收工。店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帮工，没有徒弟，所有活都她自己干。
她包的馄饨也很好吃，皮薄馅大，汤里放紫菜和虾皮，撒一把葱花。夏天的凉面也好吃，芝麻酱调得稠，拌上黄瓜丝和豆芽，浇一勺蒜水，吃完了整个人都凉快了。
我跟她说过的话，两年加起来可能不到一百句。每天早上的对话都是固定的——“阿姨，老样子”，“好，你先坐”。偶尔多几句，比如“今天荷包蛋要熟一点”，“今天雪菜多放点”。她从来不跟我闲聊，不问我是哪里人，不问我在哪里上班，不问我有对象没有。她就像那口灶，一直在那里烧着，不烫不凉，刚刚好。
但我观察过她。
她的左手手背上有很大一片烫伤的疤痕，皮肤皱巴巴的，像烧过的塑料纸。右手虎口也有疤，但小一些。她端碗的时候从来不用左手端，都是用右手托着碗底，左手扶着碗边，但左手一碰到热气就会哆嗦一下，哆嗦完了继续端。
她有一条围裙，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系带断了又缝上，缝了好几道，针脚歪歪扭扭的。她头发不多，花白，每天用两个黑色发卡别在耳后，总有几缕掉下来，她就用手背往上一抿，抿完继续下面条。
她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我见过一次，过年的时候，那姑娘烫着黄头发，穿着皮靴子，站在店门口跟陆阿姨说了几句话，声音很大，像是吵架，后来走了，陆阿姨一个人在灶台后面站了很久，一动不动，锅里煮着面，面都快糊了她也没捞。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人的日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今天早上，是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号，星期一。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早上下了很大的雾。雾从弄堂口涌进来，填满了整条巷子，梧桐树的枝丫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路上的脚步声听得到，人看不到，只看到雾里面影影绰绰的影子在移动。
我七点十分到了面馆门口，推门，门没锁，但店里没人。
灶台上的锅盖盖着，蒸汽从盖子的缝隙里往外冒，呲呲的，像是在提醒什么人。碗橱里的碗码得整整齐齐，筷子插在铁皮筷笼里，桌布是新换的，玻璃板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我喊了一声：“阿姨？”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陆阿姨？”
灶台后面的小门吱呀一声开了，陆阿姨从里屋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没梳，散着，脸色发白，眼圈发黑，像是没睡好。她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站在小门口没动，就那样看着我，看了好几秒。
那种看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看我，是眼睛扫一下，知道我来了，转身就去下面条了。这次她是盯着我看，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最后目光停在了我的肩膀附近，鼻翼轻轻扇了两下，像是在闻什么东西。
我没在意，走到老位置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放在桌上，说阿姨，老样子，雪菜肉丝面，加个荷包蛋。
她没动。
我又说了一遍，她还是没动。
我抬起头看她，她还站在小门口，一只手攥着门框，指节发白，另一只手垂在身侧，微微发抖。她的眼睛没有看我，看的是门口，透过门上那块脏兮兮的玻璃，盯着外面的雾。
我觉出不对劲了，问她：“阿姨，你没事吧？”
她像是被什么惊醒了，猛地转头看我，然后快步走过来。她走得很快，快得不像是五十八岁的人，腿脚利索得像年轻人。她走到我跟前，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的。指头粗糙，茧子硌着我的皮肤，有点疼。
她把我的手腕翻过来，看了看我的掌心，又凑近了闻了闻。她的鼻子在我袖口处停了一下，抽了两下，又凑近了一些，抽了三下。然后她的脸色彻底变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猛地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一步。
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嘴唇几乎没怎么动，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闷闷的，像隔着一堵墙传过来的。
她说：“姑娘，快走，你身上这味儿不对。”
我愣住了。
我抬起胳膊闻了闻自己的袖子。工厂车间里的机油味，洗衣粉味，还有一点潮湿的霉味。没有别的味道。
我说：“什么味儿？”
她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探出头看了看门外，又迅速把门关上，插上了门闩。插闩的铁销子插进铁扣里，发出哐当一声，沉闷的，像是什么东西落了锁。
她背靠着门板，看着我。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
“阿姨，”我站起来，“你到底怎么了？我身上有什么味道？”
她没有直接回答。她走到灶台后面，从碗橱最下层的一个铁盒子里翻出一样东西，用手帕包着，手帕是白色的，已经发黄了。她把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灰黑色的，表面粗糙，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她把那块东西递到我面前，说：“你闻闻这个。”
我低下头闻了一下，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冲进鼻腔，像是樟脑，又像是某种草药，说不上来。呛得我后退了两步，咳了两声。
她说：“这是我男人留下来的。他是采药人，在山里摔死的。这东西叫‘追魂草’，晒干了是这个味道。你身上沾了活的味道。”
她把那块东西重新包好，放回铁盒子里。
她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浑身汗毛竖起来的话：“有人在你身上下了东西。”
那天早上，陆阿姨没有卖给我面。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坐在最里面的那张桌子旁边，靠着墙，从屋里看不到我。她自己站在门口，贴着门板听外面的动静，听了一会儿，才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
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像怕惊动墙壁里面的什么东西。
她说：“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有没有人给你送过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碰过你的衣服？”
我使劲想了想，说没有。
她说：“你好好想想。”
我说：“我每天都一样，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认识什么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身上的这个味道，不是一天两天能沾上的。这东西要反复接触，要渗透到布料里面，才会发出这么浓的气味。你的外套，最近有没有脱下来放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帮你洗过？”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我想起了一件事。
上个月，厂里来了一个新工友，姓李，男的，三十出头，说是从外省来的，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他在车间里干活很勤快，不怎么说话，但经常看着我笑。有一次我加班晚了，他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我的工位上，袋子里装着一件叠好的衣服，说他多买了一件，尺码不合适，让我帮他试试看能不能穿。
我当时觉得奇怪，但没有多想，把衣服还给了他，说不要。
后来那件衣服就一直放在他的工位上，隔了几天就不见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陆阿姨。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像一块抹布被拧干了水。她说：“这个人现在还在厂里吗？”
我说在，今天还上班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的诺基亚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看了半天，又把手机合上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姑娘，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害怕。”
我说你说。
她说：“我以前不是开面馆的。我男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住在山里，他是采药的，我帮人看跌打损伤。那个活儿干了十几年，见过一些东西。有一种东西，叫‘引子’，是某些人用来找人的。把那个东西下在别人的衣服上、头发上、或者皮肤上，就会散出一种人闻不到、但某种东西闻得到的味道。那种味道会顺着风飘，飘出去几里地都散不掉。我男人活着的时候，教过我辨认这些味道。”
她停了一下，端起灶台上的一个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底的水垢被她咽下去了，喉咙动了一下。
她说：“你身上的味道，就是引子的味道。而且是新下的，不超过三天。”
窗外面的雾还没有散，梧桐树的影子贴在窗玻璃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
我没说话。
她接着说：“下引子的人，不是要你的钱，是要你的人。”
“姑娘，你今天别去上班了。你先在我这儿待着。”
我在老陆面馆里坐了整整一个上午。
陆阿姨把那碗欠我的面下了，放在我面前。面条还是那个面条，汤还是那个汤，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用筷子搅着面条，面条在汤里打转，荷包蛋的蛋黄破了，黄澄澄的汁液流出来，染黄了汤，像秋天的落叶泡在水里。我盯着那碗面看了很久，能闻到酱油和猪油的香气，但也能闻到自己的袖口里那股若有若无的、以前从未注意过的气味。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不是任何我闻过的味道。它像是从布料深处渗出来的，带着一点甜，又带着一点苦，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的、让人心里发毛的东西。
陆阿姨把门闩拔了，但没有开门。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后面，手里织着毛线，毛线是深灰色的，她织的是一件背心，针脚很密，一针一针的，速度不快不慢，每织几针就停下来，侧耳听一听门外的动静。织针碰在一起的声音很细，很脆，像冬天树枝断落的声音。
她没再说话。我也没有。
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的，每一下都清清楚楚。挂钟是老式的“三五”牌，钟摆是铜色的，左右晃着，左边撞一下，右边撞一下，像一个人来回踱步。
到了十点多，门外有人敲门。
不是那种用手指头敲的“笃笃”声，是用手掌拍的，“啪啪啪”的，很急，很大声。陆阿姨织毛线的手停住了，针悬在半空中。
门外有人喊：“老陆！老陆在不在？开门啊！”
是隔壁杂货铺的老刘头。陆阿姨松了一口气，站起来开了门。老刘头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说邮政送来的，你家信箱塞不下了，我给你带过来。
陆阿姨接过信，道了谢，关了门。
她把信放在灶台上，没拆。
她转过身看着我，说：“姑娘，你听我一句劝，你今天别回去了。你那个宿舍，不能住了。”
我说：“那我住哪？”
她说：“住我这儿。里屋有一张床，是我女儿以前睡的。你先住着，等事情弄清楚了再回去。”
我想拒绝。我跟她非亲非故，不过是吃了她两年的面，怎么能住到人家家里去。但我张嘴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眼神。
那个眼神不是客套，不是同情，是一种很坚决的东西，像她手里那根织针，直直的，硬硬的，不会弯。
我答应了。
我在陆阿姨家住下了。
里屋不大，七八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床上的被褥是刚换的，晒得蓬松，有阳光的味道。桌子上摆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玻璃，开关是那种老式的拉线开关，一拉，咔嗒一声，灯泡亮了，暖黄色的光铺满了整间屋子。
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是陆阿姨女儿小学四年级得的，“三好学生”，名字被涂掉了，看不清是谁。奖状旁边挂着一串干辣椒和几辫子大蒜，辣椒红得发亮，大蒜干瘪瘪的，皮都裂开了。
陆阿姨给我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说是她女儿的，放着也没人穿。衣服是纯棉的，洗得发软，有一股肥皂的味道。她让我换上，把我换下来的外套、衬衫、裤子全部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扎紧口子，拎到院子里去了。
我跟出去看，她蹲在院子一角，把塑料袋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水泥地上。她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醋，拧开盖子，往衣服上浇。醋味很冲，呛得我眼睛发酸。她浇完之后，又撒了一层盐，盐粒在醋里化开，变成了灰白色的糊状物。
她说：“这东西能解掉一部分味道，但解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把衣服烧了，但你现在不能烧，烧了会打草惊蛇。”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手帕包着的“追魂草”，捏了一小撮，碾碎了，洒在衣服上，用手拌匀，像在腌什么东西。
我蹲在旁边看她忙活，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连亲戚都算不上，就是一个灶台后面的老板娘，她的大半辈子都在跟盐和醋打交道，跟面粉和碱水打交道，跟烫伤和油烟打交道。她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指甲缝里永远嵌着白面，围裙上的油渍洗不掉，说话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闻到一股她说不上名字的味道之后，二话不说，留我住下了。
她不怕麻烦，不怕惹事，不怕得罪什么人。
我问她：“阿姨，你就不怕我连累你？”
她头都没抬，把手上的盐和醋搓了搓，在围裙上擦干净，说了一句：“我怕什么？我这辈子什么没见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但我看到她的手在抖，不是害怕那种抖，是手上有老伤的人用力之后的那种抖。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让同宿舍的小敏帮我请了假，说我感冒了，在亲戚家住。小敏问我在哪个亲戚家，我说了弄堂面馆。她说哦那个老板娘啊，你跟她什么关系？我说老邻居。
挂了电话，我坐在里屋的床上，看着窗外的天。天放晴了，雾散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被子上，照在我穿着的那件旧棉布衣服上。阳光里有细细的灰尘在飞，像是无数颗极小的星星。
陆阿姨在外面忙活。面馆今天没开门，门口的小黑板上什么都没写。她早上去了趟菜市场，买了排骨和萝卜，说是炖汤喝。厨房里传来砧板切菜的声音，咚咚咚的，有节奏，像心跳。
第三天的傍晚，老刘头又来敲门了。
这次不是送信，是送消息。
他站在门口，压低声音跟陆阿姨说：“老陆，你面馆这几天怎么没开门？”
陆阿姨说：“身体不舒服，歇两天。”
老刘头说：“歇也好。对了，你家门口这两天老有个人转悠，骑个电动车，穿着蓝色的工装，戴口罩，看不清脸。昨天下午在这条弄堂里来回骑了三趟，今天上午又来了一趟。我跟他说这巷子是死胡同，走不通的，他不理我。”
陆阿姨的手攥着门把手，攥得紧紧的。
老刘头又说：“我看他车篓子里有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衣服。你说奇不奇怪，一个大男人，车篓子里放件女式的衣服干什么？”
陆阿姨问：“什么样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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