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工地，空气里浮着烫人的铁锈味。
几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碾过坑洼路面，停在食堂外的空地上。
车门打开，皮鞋踩进黄泥里。
那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朝正在择菜的曾秀文弯了弯腰。
“曾阿姨。”他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工地都静了。
我蹲在钢筋堆后面，手里攥着半截烟。
她背对着我，肩膀僵得像块石头。
十五年。
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听人这么叫她。
那些车黑得晃眼，玻璃窗上倒映着破败的工棚，还有我这张被太阳烤焦的脸。
曾秀文慢慢站起身。
她的围裙上沾着菜叶，手指还滴着洗菜水。
年轻人又说了句什么。
她摇头，摇得很慢，但很坚决。
我喉咙发干，想站起来，腿却麻了。
01
天没亮透，钢筋上的露水还没干。
我蹲在脚手架下，铁丝在手里绕圈、拧紧，再绕下一根。手指早就不怕锈了，茧子厚得跟树皮似的。吕石头从我身后晃过去，扔过来半截烟。
“老于，昨晚上又被媳妇儿踹下床了？”
几个工友嘿嘿地笑。
我没接话，把烟别在耳朵后面。
工地上的人都这么开玩笑。
我和曾秀文，是这方圆十几个工地里，唯一一对正经搭伙过日子的。
说是搭伙，其实也就是两张行军床并在一个工棚里，她的碗筷挨着我的，晚上睡觉隔着道布帘子。
十五年了。
我来这个工地那年三十，她四十。
我在钢筋组，她在食堂帮厨。
头两个月没说过话，第三个月下雨，她收衣服时把我的工服也收进去了，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我床头。
就那么开始了。
没有谁提，没有谁说。像两棵挨得太近的树，根不知不觉就缠一块儿了。
“还两年。”吕石头蹲到我旁边，“听彭老板说，东区那片楼封顶，能结笔大的。攒够了吧？”
我嗯了一声。
攒够了就回老家。
甘肃那边山里，我家的老屋快塌了。
曾秀文说过两次，想看看我老家的山。
她说这话时正在剥蒜，眼皮都没抬，声音轻得我要竖着耳朵听。
中午哨子响，食堂门口排起长队。
曾秀文系着灰围裙，站在大锅后面打菜。
轮到我了，她舀一勺白菜炖粉条，手腕轻轻一抖，两三片肥肉落在菜上面。
这个动作她做了十五年，从来没人发现过。
工友都说食堂老曾手稳，一勺子下去，每人碗里的肉片数都一样。
我端着碗蹲到墙根。
她过二十分钟才出来，端着两个馒头一碗菜汤，挨着我坐下。我们都不说话，就听着四周工友的吵嚷、碗筷碰撞、远处的搅拌机轰鸣。
“晚上吃面条。”她突然说。
我点点头。
“多下点，吕石头他们说要来喝点。”
她又点点头。
风吹过来，她鬓角有根白头发晃了晃。我想伸手帮她捋到耳后，手抬到一半，又缩回来。工地上眼睛多。
下午绑扎主梁的钢筋笼。
太阳毒，汗流进眼睛里，辣得生疼。
我眯着眼看远处，食堂的烟囱在冒烟。
曾秀文应该在揉面了，她揉面的样子我见过，腰微微弯着，手臂有节奏地推压。
那块面团在她手里，慢慢变得光滑柔顺。
彭洋开着那辆破皮卡过来，喇叭按得震天响。
“老于！过来搭把手！”
我跳下脚手架。皮卡后斗堆着几十袋水泥，要卸到库房去。彭洋递给我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他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肚子挺得老高。
“这破路。”他骂骂咧咧，“市里来人检查，非说咱们场区道路不合格。合格？钱呢？甲方拖工程款拖得老子裤衩都快当了。”
我闷头搬水泥。
一袋五十斤，扛起来，走到库房，扔下。
再回来扛下一袋。
重复到第三十几袋时，腰开始发酸。
曾秀文说过几次，让我换个轻省点的活儿。
我没听。
钢筋工钱多，一天能多二十块。
二十块，够她买条新围裙，够我们晚上加个肉菜。
“对了。”彭洋忽然说，“你家那口子，最近没哪儿不舒服吧？”
我停下脚步：“咋了？”
“没啥，就问问。”他吐了口烟圈，“昨儿个我看她在食堂记账，字写得挺秀气。不像咱这些大老粗。”
我没吭声。
水泥灰扬起来，在阳光里飘浮，像一层雾。
02
暴雨是半夜来的。
先是一阵妖风，把工棚的塑料布吹得哗啦响。
接着雨点砸下来，开始还稀稀拉拉，转眼就连成片，打得彩钢板屋顶像在放鞭炮。
我睁开眼，布帘那边有细微的动静。
“秀文？”
“没事，睡吧。”她的声音很轻。
但我听见她在翻身。这么多年，我知道她什么时候是真睡，什么时候是装睡。雨越下越大，远处传来轰隆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塌了。
天亮时，雨还没停。
工棚挨着山坡的那一面，被冲下来的泥水泡了半截。
我和曾秀文的“家当”——两个旧行李箱、几床被褥、锅碗瓢盆，全都泡在黄泥汤里。
她蹲在泥水里，一件件往外捞。
捞到第三个箱子时，她的手停住了。
那是个老式铁皮盒子，绿漆掉得斑斑驳驳，上头挂着一把小锁。
盒子不大，书本大小。
我见过几次，一直放在她箱子最底层。
她从不打开，也从不说里面是什么。
有次我开玩笑问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她笑了笑，没接话。
此刻，那盒子泡在泥水里，锁孔里塞满了泥。
曾秀文的手在抖。
她抓起盒子，用袖子使劲擦上面的泥。
擦得很用力，指关节都发白了。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流过脸颊，流进脖子里。
我想过去帮忙，她突然抬起头。
那眼神我忘不了。
像是有人要抢她最宝贝的东西。
“我自己来。”她说，声音哑得厉害。
她把盒子紧紧抱在怀里，转身冲进雨里，跑回工棚。
我跟进去时，她已经用干布把盒子擦了好几遍，正对着那把生锈的小锁发呆。
锁没坏，只是脏了。
“里头……湿了吗？”我问。
她摇摇头，把盒子塞到枕头底下，用被子盖好。
做完这些，她坐在床沿上，肩膀微微发颤。
不是冷，是别的什么。
我递给她一条干毛巾，她接过去，捂住脸。
好一会儿，她才放下毛巾。
“早饭我做不了了，”她说，“食堂那边估计也淹了。”
“我去看看。”
我套上雨衣出门。
工地上乱成一团，临时排水沟全堵了，低洼处积了半人深的水。
彭洋正跳着脚骂人，指挥几个工友抽水。
食堂那边地势稍高，但门口也成了泥潭。
大灶淹了，米面袋子泡了水，几筐蔬菜漂在泥汤上。
曾秀文来的时候，我已经和其他帮厨的把能救的东西都搬到了高处。
她挽起裤腿，踩进泥水里就开始收拾。
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
那把烂菜叶、那袋发胀的米、那些沾满泥的碗碟，在她手里一样样被清理出来。
她的手还是抖，但动作很稳。
中午饭是做不成了。
彭洋让人从外面买了二百个馒头，每人分两个，凑合一顿。
我和曾秀文蹲在还没清理完的食堂里啃馒头，就着白开水。
窗外雨小了，变成淅淅沥沥的毛毛雨。
“老家那边，”她忽然开口，“下雨也这样吗？”
我愣了下：“比这旱。一年下不了几场。”
“山呢？”
“光秃秃的，石头多。”我努力回想老家的山，“但也有绿的时候，开春了，坡上会冒点草芽。不多，就一点点绿。”
她慢慢嚼着馒头，眼睛看着窗外的雨。
“我想去看看。”她说。
这话她第二次说了。
第一次是五年前，我们刚攒够第一笔整数——三万块。
那天晚上她炒了俩菜，还买了瓶白酒。
我们碰了一杯，她说，等钱攒够了，回去把你家老屋翻新了，盖砖房。
我说好。
她又说，我想看看你老家的山。
当时我以为她就是随口一说。
现在她又说了一遍。
“有啥好看的，”我嘟囔，“穷山恶水。”
“就想看看。”她坚持。
雨彻底停了，云缝里漏出点阳光，照在泥泞的工地上，亮得刺眼。
曾秀文站起身，开始刷那些沾满泥的大锅。
我蹲在一旁帮她提水。
水倒进锅里，她拿着钢丝球使劲刷，刷得锅底哐哐响。
那声音在空荡荡的食堂里回荡。
像在敲打什么。
03
雨灾后第三天，彭洋找我喝酒。
就在工地旁那个叫“老地方”的破棚子，老板是个瘸腿老汉，只卖散装白酒和花生米。我们坐在油腻腻的小桌旁，头顶的灯泡蒙着层灰，光线昏黄。
彭洋倒了满满两杯。
“干了。”他说。
我们碰杯，一饮而尽。酒很辣，从喉咙烧到胃里。彭洋又倒上，这回没急着喝，捏了颗花生米扔嘴里，嚼得很慢。
“老于，咱认识多少年了？”
“十六年。”我说，“我来这工地就是你带的。”
“十六年。”他重复一遍，盯着酒杯，“时间真他妈快。我那会儿头发还黑着呢，你也是个愣头青。现在呢？我白了一半，你也成老帮菜了。”
我没接话。
他又喝了一杯，眼睛有点红。
“工程款的事，悬了。”他压低声音，“甲方那个姓孙的王八蛋，上个月进去了。贪污。现在项目被冻结，钱一分都划不出来。我垫进去的那些……打水漂了。”
我手里的酒杯顿了顿。
“工人的工资……”
“我砸锅卖铁也得发。”彭洋苦笑，“但得拖一拖。老于，你那份我最后发，成不？你理解理解我。”
我点点头。理解，怎么能不理解。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他又倒酒，这次洒了一半。
“你家那口子，”他忽然转了话头，“跟了你，委屈了。”
我皱皱眉：“啥意思？”
“没啥意思，就是……啧。”彭洋搓了把脸，“老于，我这人说话直。曾秀文，她不像咱这些人。你看她的手，虽然也糙了，但骨节细，指甲缝里从来不留黑泥。她认字，我见过她看报纸，不是瞎看，是真看。还有那次，我会计写的单子有个数算错了，她扫一眼就指出来了。”
我闷头喝酒。
“我是说，”彭洋凑近些，酒气喷在我脸上，“她以前，肯定不是干这个的。你问过没？她老家哪儿？家里还有谁？”
“问那干啥。”我把酒杯搁桌上，“过日子就过日子，扯那些没用的。”
“你啊，就是个实心眼。”彭洋往后一靠，椅子嘎吱响，“但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人哪，都有过去。过去要是太沉，背久了，早晚得压垮。你们这十五年是不容易，可万一……万一她过去找上门来呢？”
我没说话。
棚子外传来狗叫，远处工地的探照灯亮了，光柱划破夜空。瘸腿老汉又端来一盘花生米，看了看我们，没吭声，一瘸一拐回去了。
“我就是瞎操心。”彭洋自嘲地笑笑，“来，喝酒。”
我们又喝了几杯。
酒劲上来，脑袋有点晕。
彭洋开始絮叨他老婆孩子，说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上学，一年见不了两面，孩子都快不认识他了。
说这行干够了，等这笔债清了，就回老家开个小卖部。
我听着，偶尔嗯一声。
脑子里却全是彭洋刚才的话。
曾秀文的手。
确实，虽然这些年洗菜切菜、揉面刷碗，手心磨出了茧子，但那双手的骨架还是细的。
手指长，指甲总是剪得干干净净。
有次她睡着了，我借着月光看她的手，搭在被子外面，像件精雕细琢的瓷器。
认字也是。
工地上的女人，识字的少。
曾秀文不光识字，还会写。
我们那个记账的小本子，都是她记的。
字迹清秀，一行行，一页页，记着每天的开销、攒下的钱数。
还有那个铁盒子。
雨那天她抱着盒子时的眼神。
我甩甩头，又灌了一杯。
酒局散时已经半夜。彭洋醉得厉害，我扶他上皮卡，他嘴里还在嘟囔：“老于……提防着点……人心隔肚皮……”
我站在路边，看着他歪歪扭扭把车开走。
夜风一吹，酒醒了大半。工棚里还亮着灯，曾秀文在等我。我慢慢往回走，脚步有些沉。走到工棚门口时，我停下来，从门缝往里看。
她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针线，在补我的一件工服。
灯是那种最便宜的节能灯，光线惨白。
她低着头，一针一线，缝得很仔细。
补丁是块深蓝色的布，和工服颜色接近，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补好了，她凑到嘴边，用牙齿咬断线头。
然后她拿起那件补好的衣服，展开，看了看。
很轻地叹了口气。
那口气叹得我心里一紧。
我推门进去。她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回来了？喝多了吧，我给你倒了水。”
桌上果然有杯温水。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不烫不凉，刚好。
“彭老板说，工程款可能得拖。”我说。
“嗯。”她继续低头穿针，“没事，咱不急着用钱。”
“老家盖房的钱，还差不少。”
“慢慢攒。”她咬断另一根线头，“日子长着呢。”
我脱了鞋躺到床上，看着她忙活。灯光把她侧脸的轮廓勾出来，鬓角那根白头发又露出来了。这次我没犹豫，伸手过去，轻轻帮她捋到耳后。
她手一顿。
针扎到了手指头。
血珠冒出来，很小的一滴。她把手指含进嘴里，抬眼看了看我。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就那么对视了几秒钟，她先移开视线，继续补衣服。
“睡吧。”她说，“明儿还上工呢。”
灯灭了。
黑暗中，我听见她躺下的声音，布帘轻微的摩擦声。然后是她均匀的呼吸。我睁着眼，看着头顶黑漆漆的彩钢板。
日子长着呢。
她总是这么说。
04
曾秀文生日在农历六月十二。
具体哪天我不知道，她自己说的。
十五年来，她只提过这么一次。
那天我们刚算完账，本子上终于突破了一个整数。
她合上本子，忽然说：“我生日快到了。”
我愣了下：“哪天？”
“六月十二。”她说，“农历的。”
那天之后，我就记下了。
每年到日子，我会多买两个菜，或者割斤肉。
她从来不说要什么礼物，我也不问。
工地上的日子，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讲究那些虚的干啥。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是我们搭伙的第十五年整。
我去了一趟县城。
工地离县城二十里，坐那种破中巴车要颠簸半个多小时。
县城有条商业街，两边全是小店。
我逛了一下午，最后在一个卖围巾帽子的小摊前停下。
老板娘热情得很：“给媳妇儿买？”
“这条，羊绒的，暖和。”她抖开一条大红围巾。
我摇头。太艳了，曾秀文从不穿红戴绿。
“这条呢？丝巾，夏天戴着凉快。”
那是条浅蓝色的丝巾，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料子很薄，对着光能看到纹理。我摸了摸，手感滑溜溜的。老板娘说这是仿真丝的，便宜，十五块。
我掏出钱。
十五块，够我们吃三天食堂。
包好丝巾，我又去割了半斤猪头肉，买了六个苹果。
回工地的中巴车上，我抱着那个塑料袋，像抱着什么宝贝。
邻座的大娘看了我好几眼，大概觉得我这身沾满水泥灰的工服，和怀里小心翼翼抱着的东西，有点不搭。
曾秀文在食堂揉面。
我走过去，把塑料袋放在案板边上。她看了一眼，没停手：“买的啥？”
“你生日。”
她手顿了顿，继续揉。面团在她手下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我把丝巾拿出来，抖开。浅蓝的底色，白花，在食堂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亮。
“戴上试试。”我说。
她洗了手，在围裙上擦干。
接过丝巾，对着窗户的光看了一会儿。
窗户玻璃脏乎乎的，但丝巾还是亮的。
她绕到脖子后面，系了个结。
动作不太熟练，系了两次才系好。
“有镜子吗？”她问。
食堂哪有镜子。最后她对着不锈钢的汤桶盖照了照。桶盖弯弯曲曲，映出的人影也是变形的。但她看了很久，左转一下，右转一下。
“好看吗？”她问。
“好看。”我说。
她笑了笑，把丝巾解下来，仔细叠好，放回塑料袋里。
然后继续揉面，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她揉面的力道轻了些，嘴角还留着一点弧度。
晚饭我们在工棚里吃。
猪头肉切薄片，拌了蒜泥和醋。苹果洗了两个，一人一个。我开了瓶啤酒，给她也倒了一杯。我们碰杯，没说话，就碰了一下。
她喝了小半杯，脸就有点红。
“老家盖房，”她忽然说，“我想在屋后种棵树。”
“种啥树？”
“枣树吧。或者柿子。”她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肉片，“秋天结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那得种两棵。”我说，“一棵枣树，一棵柿子。”
“嗯。”
我们又碰了一杯。
那天晚上她睡得早。
我躺在布帘这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心里很踏实。
十五年，就像一眨眼。
刚搭伙那会儿，我们还年轻，她四十，风韵还在。
现在她五十五了，鬓角白了，眼角的皱纹深了。
我也四十五了，腰不行了，阴雨天就疼。
但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半夜，我渴醒了。
起来喝水，却发现布帘那边有动静。
很轻的，压抑的抽泣声。
我僵在原地，水杯举在半空。
她在哭。
不是放声大哭，是那种咬着嘴唇、把声音闷在喉咙里的哭法。
我站了一会儿，轻轻拉开布帘。
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她脸上。她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肩膀微微发颤。丝巾就放在枕头边上，叠得整整齐齐。
“秀文？”我低声喊。
她没应，哭得更厉害了。
“咋了？”我坐到她床边，“哪儿不舒服？”
她还是不说话，只是哭。
我伸手想拍拍她的背，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
十五年，我们最亲密的接触就是晚上睡觉隔着布帘，白天吃饭挨着坐。
我从来没抱过她，她也没靠过我。
“到底咋了？”我有点慌。
她终于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月光下，那张我看了十五年的脸，突然变得陌生。
不是长相变了，是表情。
那表情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痛苦，又像是解脱。
“风迷了眼。”她哑着嗓子说。
“工棚里哪有风。”
“就是迷了眼。”她固执地重复，用袖子使劲擦脸，“睡吧，明天还上工呢。”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站了一会儿，默默退回布帘这边。躺下，睁着眼到天亮。她的抽泣声慢慢停了，变成了均匀的呼吸。但我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刚才的表情。
风迷了眼。
这谎撒得太拙劣。
05
豪车来的那天，是个星期五。
我记得清楚，因为周五食堂改善伙食，中午有红烧肉。
曾秀文一早就开始准备，五花肉切成方块，焯水，炒糖色。
香味飘出食堂，工友们经过都使劲吸鼻子。
我在东区绑扎顶层钢筋。
十点多，太阳正毒。吕石头蹲在我旁边，拧着铁丝抱怨：“这鬼天气，肉还没吃上，汗先流干了。”
我没搭腔，眼睛看着工地大门。
大门那儿平时只有渣土车、材料车进出。
但今天，门口停了辆黑色轿车。
车很干净，亮得反光，和工地的尘土飞扬格格不入。
门卫老李从岗亭里出来，弯腰和车里人说了几句，然后抬杆放行。
车缓缓开进来。
不是一辆。后面又跟进来三辆，一样的黑色，一样的锃亮。四辆车排成一列，碾过坑洼的路面，底盘低，开得很慢。最后停在食堂外的空地上。
工地上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搅拌机停了，塔吊不动了，连钢筋碰撞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人都看着那四辆车，看着车门打开。
第一辆车里下来个年轻人。
三十岁上下，穿白衬衫黑西裤，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
他下车后没立刻走，而是站在车边，等后面车上的人下来。
后面三辆车里出来六个人，有男有女，都穿着体面。
最后那辆车上，下来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头发花白，但腰板挺直。
年轻人走向食堂。
食堂门开着，曾秀文背对着门口，正在大锅前翻炒红烧肉。
她系着那条我买了三年的旧围裙，头发用一根黑皮筋草草扎着，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脖子上。
年轻人停在门口。
他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做什么重大决定。然后他开口，声音清亮，穿过食堂嘈杂的油烟机声：“曾阿姨。”
曾秀文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没回头，肩膀先僵了。
就那么僵了几秒钟，她慢慢转过身。
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唇在抖。
她看着门口的年轻人，又看看他身后那些人，最后目光落在那个白发男人身上。
男人往前走了一步。
“秀文。”他喊了一声。
曾秀文往后退，撞到了灶台。红烧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快糊了。但她没管，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男人，像见了鬼。
我扔下手里的钢筋，从脚手架上往下爬。
手脚并用，差点摔下来。落地时崴了脚，但我没停，一瘸一拐往食堂跑。吕石头在后面喊：“老于！你干啥去！”
我没理。
跑到食堂门口时，那个年轻人正在说话：“曾阿姨，沈总让我来接您回去。这些年……我们找您找得好苦。”
曾秀文摇头。
摇得很慢，但很坚决。
“我不认识你们。”她说，声音沙哑，“你们找错人了。”
“秀文！”白发男人又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是你哥啊！曾琦！你不认得我了？”
曾秀文的脸刷地白了。
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眼睛从曾琦脸上移到年轻人脸上，又移到我脸上。
我看到她的眼神，那里面有慌乱，有恐惧，还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
我走进食堂，站到她旁边。
“怎么回事？”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
年轻人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他转向曾秀文，语气恭敬但不容置疑：“曾阿姨，沈总在等您。车就在外面，您现在就可以跟我们走。”
“我不走。”曾秀文的声音突然拔高，“我哪儿也不去！这是我男人，这是我家的地方，你们滚！滚出去！”
她抓起灶台上的抹布，朝年轻人扔过去。
抹布沾着油污，在空中划了道弧线，落在年轻人脚边。
他没躲，只是皱了皱眉。
曾琦冲过来，想拉曾秀文的手：“秀文！你别这样！沈昊然是来接你回家的！你看看你现在，你看看这地方，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这就是人过的日子！”曾秀文尖叫，“我过了十五年！我乐意！”
工棚那边的人全都围过来了。
几十个工友，穿着沾满泥灰的工服，脸上糊着汗，围在食堂门口。
他们看着那四辆豪车，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人，看着站在灶台前浑身发抖的曾秀文。
彭洋也来了。
他挤进人群，看看我，看看曾秀文，又看看那些不速之客。
“几位老板，”彭洋搓着手，努力挤出笑容，“这是工地食堂，您几位是不是走错了？”
年轻人——沈昊然，转向彭洋，递过去一张名片：“我叫沈昊然，是沈氏集团的。这位曾阿姨，是我们沈总的家人。我们今天来，是接她回家。”
“沈氏集团？”彭洋接过名片，手有点抖，“那个……搞房地产的沈氏？”
沈昊然点点头。
彭洋的脸色变了。他看看曾秀文，眼神像第一次认识她。工友们也开始窃窃私语，声音越来越大。曾秀文站在那儿，成了所有人的目光焦点。
她突然笑了。
笑得很难看，比哭还难看。
“回家？”她重复着这个词，“我哪儿有家？我的家十五年前就没了。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他就是我的家人。”
她指着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沈昊然这才正眼看我。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目光在我沾满水泥灰的工服、磨破的胶鞋、粗糙的手上停留了几秒。
然后他微微颔首：“这位师傅，这些年来，感谢你照顾曾阿姨。我们沈家会补偿你的。”
补偿。
这两个字像针，扎进我耳朵里。
我盯着沈昊然，盯着他一丝不乱的头发，盯着他白衬衫领口纤尘不染的边。十五年的日子，在他嘴里，就值一个“补偿”。
曾秀文抓住我的胳膊。
她的手冰凉，还在抖。
“德海，”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你让他们走。让他们走，好不好？”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食堂里静得可怕。红烧肉糊了，焦味弥漫开来。窗外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在那些豪车的玻璃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那光里，我看见了自己的脸。
一张工地老男人的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