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陈小禾，在省城师范大学读大二，爷爷在老家养了几十只鸡。
他听说城里的鸡蛋都是饲料喂的，怕我吃坏了身体。
他攒了整整两个月，攒够了两筐土鸡蛋，托长途客车司机捎到了学校。
两筐鸡蛋，两百三十个，每一个都用报纸包着，码得整整齐齐。
客车的行李箱颠簸了几百公里，碎了三五个。
我收到的时候，纸箱子外面渗出了一小片蛋液，黄澄澄的，像眼泪。
我把鸡蛋搬回宿舍，给辅导员周老师发了一条消息，说有土鸡蛋到了，想分给班里的同学。
他没回我。
过了半个小时，他带着两个男生来了宿舍，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两筐鸡蛋搬走了。
我以为他帮我发给同学了。
晚上刷朋友圈，看到隔壁班的赵敏发了一条：“周老师发土鸡蛋了，一人两个，说是他自己买的，太暖心了。”
下面一排点赞，全是我们系的同学。
我给周老师发消息：“周老师，那些鸡蛋是我爷爷给我的，您怎么说是您买的？”
他回了我一行字。
他说：“别那么自私。几个鸡蛋而已，至于吗？”
我没再说话。
第二天上午，学校搞校史教育活动，周老师带着我们班去校史馆参观。
走到第一展厅的时候，我停下了。
我指着墙上那幅最大的画像，问周老师：“老师，您看那人长得像谁？”
我爷爷今年七十三，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他种了一辈子地，喂了一辈子鸡。我奶奶走得早，我妈也走得早，我爸在外地工地上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肉，鸡蛋就是最好的营养品。爷爷养了五六只母鸡，下的蛋他自己一个都舍不得吃，全留着给我。每天早上一个水煮蛋，雷打不动。我吃了十几年，吃到后来看到鸡蛋就想吐。爷爷不管，照煮不误。
我考上师范大学那年，爷爷高兴得像变了个人。他把圈里的十几只鸡全杀了，请全村人吃了顿饭。杀鸡的时候他在院子里蹲了很久，一根一根地拔鸡毛，拔完了他站起来说了一句：“这些鸡养了好几年，舍不得，但为了山河上大学，舍不得也得舍。”
我考上大学之后，他又开始养鸡。这次养得更多，从十来只慢慢变成了四五十只，满满当当占了大半个院子。邻居问他养这么多鸡干什么，他说给孙子攒鸡蛋。城里买不到好鸡蛋，都是饲料催的，没人味儿。他养的鸡吃的是玉米、麦麸、菜叶子，下的蛋黄是黄的，蛋清是稠的，打在碗里能立住。
大一那年，他试着托人给我捎过几次鸡蛋。每次都是找跑长途的司机，把鸡蛋放在司机的驾驶室里，千叮咛万嘱咐，说这是给我孙子的，您千万慢点开，别颠碎了。司机烦了，说大叔您放心吧，鸡蛋碎了赔您。他说我不要赔，我就要我孙子吃到好的。
鸡蛋捎到学校的时候，碎了一大半。我打电话跟他说，爷爷，这回碎了好多，下次别捎了，怪麻烦的。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碎的给你同学吃，好的你留着。我说好。挂掉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宿舍楼下的台阶上，把那几个没碎的鸡蛋剥了壳吃了。
蛋黄真黄，黄得像秋天的银杏叶。
大二上学期开学不久，爷爷又托人捎鸡蛋了。
这次找的是我们镇上跑省城客运的老吴，老吴跟他喝了二十年的酒，不好拒绝。两筐鸡蛋用厚厚的报纸一个个包好，码在两个硬纸箱里，箱子的缝隙用旧衣服塞得严严实实。纸箱外面又捆了好几道塑料绳，绳子的结打了又打，解都解不开。
鸡蛋从镇上到省城，走了将近两百公里的路。老吴的大巴车在高速上跑了三个多小时，下了高速又走了一个小时的市区道路，颠簸得我屁股都疼。
老吴把车停在学校的南门，打电话让我去拿。我到的时候，看到老吴正蹲在行李箱旁边，拆开一个纸箱检查。纸箱的底部洇湿了一小片，黄澄澄的，是蛋液。他数了数，说碎了五六个，还好，不算多。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两箱鸡蛋，搬回了宿舍。宿舍在四楼，没有电梯，我一手提一箱，一步一歇地爬上去。到了宿舍把箱子放在桌子上，解开塑料绳，打开箱盖，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不是鸡蛋的腥味，是纸箱和旧衣服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是爷爷的老屋里的味道。
蛋液已经把报纸浸透了，湿漉漉地粘在鸡蛋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没碎的鸡蛋一个一个捡出来，放进门后的塑料桶里。我数了数，完好的有两百一十个，碎了的差不多二十个。碎了的蛋清蛋黄混在一起，流得满纸箱都是，舍不得扔，我把那些蛋液倒在饭盒里，晚上炒了一盘葱花鸡蛋，跟舍友分了。
碎鸡蛋炒出来味道是一样的，但我知道，爷爷要是看到碎了一大片，心里肯定不好受。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报了平安。他在那头问鸡蛋碎了多少，我说没碎几个，都挺好的。他嗯了一声，说那就好，下次再给你捎。
挂了电话我发了条消息给辅导员周老师。
我跟他打了快两年的交道，对他始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距离感。他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条理到让人觉得不像个活人，像个照着说明书运行的机器。开学第一次班会上，他说：“我是你们的辅导员，不管你们生活上、学习上、还是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后来大家发现，他的手机确实二十四小时开机，但打过去不是正在通话中，就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发消息给他，大部分时候要等一两天才有回复，字很少，一般是“收到”、“知道了”、“你自己处理”。
我给周老师发消息说：“周老师，我老家捎了些土鸡蛋，想分给班里的同学，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他不回。
我想着他可能在忙，就没再发。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宿舍门被人推开了。
周老师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一个拎着一个编织袋，一看就是来搬东西的。周老师扫了一眼门后的塑料桶，朝那两个男生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二话不说，弯腰把两筐鸡蛋搬起来，扛在肩上就往外走。
我说：“周老师，这……”
他说：“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
我说：“鸡蛋碎了一些，挑出来放到饭盒里了，剩下的都是好的。”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那两个男生搬着鸡蛋跟在后面，走廊里传来他们吭哧吭哧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塑料袋摩擦门框的声音沙沙的，像什么东西被拖走了。
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他们消失在楼梯拐角。
舍友老张从上铺探出头来问：“你鸡蛋被拿走了？”
我说嗯。
他说：“不会都发给咱们班同学吧？”
我说应该会。
后来老张的话被证明只对了一半。鸡蛋确实都发给了同学，但不是他想的那个“发法”。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看书，看到一半想歇一会儿，拿起手机刷了刷朋友圈。
一个。两个。三个。全是晒鸡蛋的。
第一条是隔壁班的赵敏：“周老师发土鸡蛋了，一人两个，说是他自己买的，太暖心了。谢谢周老师！”配图是一张鸡蛋的特写，两颗鸡蛋躺在她的饭盒里，旁边放着一双粉色的筷子。
第二条是我们班的李婷：“周老师自掏腰包给我们买土鸡蛋，这是什么神仙辅导员！”配图是她把蛋液打在了碗里，蛋黄圆滚滚的，蛋清稠得像果冻，看着确实像是好鸡蛋。
第三条是班长老方：“有这样的辅导员，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配图是他跟周老师的合影，两个人笑得很灿烂，周老师的金丝眼镜在灯光下反着光，看不清眼睛。
我翻了几十条，全是夸周老师的。点赞的有同学，有学长学姐，有其他学院的老师，甚至连教务处的一个副主任都点了赞。
一个人给了两个，两百多个鸡蛋分给了差不多一百个人，每个人都在朋友圈里感谢周老师。一百个人，一百条朋友圈，辐射出去几千人。周老师那一晚上收到的点赞和感谢，比他过去两年加起来都多。
我往下划了很久，划到手酸，终于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条不同的。是我们班的陈磊，他只写了一句话：“鸡蛋是陈小禾家里的吧？我记得他中午搬了两箱鸡蛋回来。”
这条朋友圈下面没有人点赞。
我又往下翻了翻，看到底下有一条评论，是李婷回的：“周老师说是他买的。”
陈磊回了一个字：“哦。”
这个“哦”字在屏幕上了很久，我看着它，觉得它既不是相信，也不是不信，是一种无能为力的附和。
我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
鸡蛋是爷爷攒了两个月的，是两个老人一个个用报纸包好、码进箱子、捆上绳子、搬上大巴、颠簸几百公里送到我手上的。油费是老吴出的，没要我钱。老吴说“你爷爷请我喝了顿酒，这事就抵了”。
爷爷请老吴喝的那顿酒，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爷爷自己平时喝的是两块五一斤的散装白酒，装在塑料桶里，桶壁上有刻度，喝到刻度线下面了就去打。
我把手机拿起来，给周老师发了一条消息：“周老师，那些鸡蛋是我爷爷给我的，想让我分给同学。您怎么发的时候说是您买的？”
等了十分钟，没回。
又等了二十分钟，还是没回。
半个小时后，手机震了一下。我打开一看，是周老师的回复。只有一行字，没前没后。
他说：“别那么自私。几个鸡蛋而已，至于吗？”
我把这行字看了三遍。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说鸡蛋是他买的，没有说“我帮你分发给同学是帮你的忙”。他只说了一句——别那么自私。
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我没删那条消息，也没回复。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九月的晚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干干的，不带一点水汽。楼下有人在打篮球，球击打地面的声音嘭嘭嘭的，像心跳，又像有人在敲门。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第二天上午，学校搞校史教育活动。
这是师范大学的老传统了，每年新生入学后都要分批参观校史馆，说是要让新同学了解学校的历史、传承学校的文化。大二的学生去年已经参观过了，今年没什么必要再去，但周老师说机会难得，集体活动要参加，全班都得去。
校史馆在学校东区最里头，一栋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楼顶竖着一块红色的校徽，校徽上的图案是一本书和一支笔，书是摊开的，笔是倾斜的，画得粗糙，没什么设计感。
我们班三十多个人，在周老师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校史馆。
门口的解说员是个大四的学姐，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衬衫，声音清脆得像炒豆子。她站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面带微笑，开始背诵她不知道背了多少遍的解说词。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校史馆。我校始建于一九四九年，与共和国同龄。建校七十五年来，共培养了十万余名优秀毕业生，遍布全省乃至全国的教育战线……”
同学们稀稀拉拉地跟着她往前走。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百无聊赖地打量着墙上的老照片。周老师走在最前面，表情严肃，偶尔回头看一眼同学们有没有掉队。
第一展厅是学校创办初期的历史展示。墙上挂着黑白照片，玻璃柜里摆着建校时的文件、教具、教材，还有一些老校友捐赠的物品。展厅的正中央，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像，画着一个中年男人。
这人穿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门口，身后是一块木制的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字——“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画像底下有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几行字：陈怀远（1908-1988），我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字是刻的，凹进去的，摸着冰凉。
我走到这幅画像前面，站住了。
不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是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我爸以前跟我说过，你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办过学。在咱们老家那个穷山沟里，他教了一辈子书。你考上师范大学，也算是继承了他的衣钵。
我当时没在意。太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爸才十几岁，我对太爷爷的记忆只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老式的长衫，表情严肃，像是欠了谁的钱。
我盯着这幅画像看了很久。
画上的人跟那张黑白照片上的人，眉眼的轮廓有几分相似。但黑白照片上的人老了，这幅画上的人还年轻。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爸拨了一个电话。
“爸，咱太爷爷叫什么名字？”
“陈怀远。”
我爸没问我为什么问这个，我也没跟他说我在校史馆。
我把电话挂了，把手机装回口袋。
再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翻出昨天晚上周老师给我发的消息——“别那么自私，几个鸡蛋而已，至于吗？”
我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抬起头，喊了一声：“周老师。”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校史馆里，足够让所有人都听到。同学们停下来，齐刷刷地看着我。解说员的嘴也停了，背到一半的解说词卡在半空中。
周老师从前排转过来，皱着眉头看着我。
“陈小禾，什么事？”
我从人群中走出来，走到他面前。
我转过身，指着墙上那幅油画画像，声音不大不小，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清楚。
“周老师，您看那人长得像谁？”
同学们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画像上，又从画像上移到周老师脸上。
第一排的老张先反应过来了，嘴巴张了张，愣了好几秒，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一笑，旁边的人也看出来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捂着嘴，不敢说话，但眼神里的东西藏不住。
周老师也看了一眼画像，又看了一眼我。他的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一下，脸色变了一点，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他是那种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维持表面平静的人。
他说：“怎么了？”
我没回答。我走到画像下面的铜牌前，指着上面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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