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耸的楼宇像是从地上直接戳进云里的筷子，密密地排着，楼与楼之间的缝隙留给街道。这些街道窄，窄得刚刚够一辆公交车贴墙擦过，行人挨着行人的肩膀走，对面来的面孔近得能看清他是皱眉还是微笑。
内地人来香港，常常感慨说这地方挤。是的，挤。不过这挤里头，藏着一种别处不太有的可能，那就是你见过一次的人，明天可能又在另一个街角的云吞面铺里遇见；你在茶餐厅擦肩而过的那个戴渔夫帽的老头，可能就是周润发。
香港是个大地方，七百万人，国际金融中心，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夜夜不灭。可它又是个小地方，巴掌大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轨迹被压缩在一种无法避免的重叠里。香港是一个大都市，然而在人与人再相逢这件事上，它小得像我生活的农村。
窄巷与窄路构成了香港独有的社会空间，它让陌生人之间的重逢成为一种常态而非奇迹。 与内地许多城市宽阔的八车道马路相比，香港的路窄、密、多曲折，路网密度大而每一条路的宽度都不大，十来米宽的街上两辆车会车都得减了速小心翼翼地过。
偏偏这样的窄路无所不在地穿梭在每一片街区之间，密密麻麻的支路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城市的角角落落连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你在街角遇见一个陌生人，明天在另一条巷子的菜摊前又撞见他的概率，远比在一条宽阔得可以并排走十个人的北京长安街上大得多。
香港学者把这种城市形态称为“具有小城市足迹的大都市”。也就是说，面积小、但信息交换的频率和密度却高得惊人。楼高而密集，街道穿插其间，行人被推攘着挤在同一片狭窄的公共空间里，这种物理上的逼窄，反而催生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高频次的照面与擦肩。
陈可辛的《甜蜜蜜》讲的，说到底就是这种窄巷里生长出来的相遇。
黎明演的黎小军和钟爱的张曼玉演的李翘，一个从天津来，一个从广州来，两个原本各自走各自路的人，偏偏在香港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第一次在火车站的茫茫人海里擦肩，后来在麦当劳重逢，再后来他骑着一辆破单车载着她穿过香港的街街巷巷，邓丽君的歌声像一把软刀子扎在两个人心里。没有人刻意安排，没有任何命运的浪漫神迹，他们就是在一个逼仄的城市里一次次遇到彼此。很多内地观众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觉得巧合太多，两个人分开了，怎么又碰到了？其实那不是巧合，那是香港的城市性格：楼太密，路太窄，生活空间太小，人跟人之间没有擦肩而过之后便永不相见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甜蜜蜜》不只是一部爱情片，它是一部关于城市空间与人的命运的纪录片。
不仅仅是《甜蜜蜜》，在香港的爱情电影里，陌生人的重逢和再相逢几乎构成了一种叙事类型。 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也是这样，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在禁烟政策实施后被赶到写字楼后巷的同一个抽烟角落，在一根又一根烟的时间里慢慢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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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迅和后巷里的那些烟友，就在逼仄的后巷空间里完成了从陌生到熟悉的全部过程。还有《王家欣》，坪洲的少年俊贤在九龙困在电影院里，被售票员女孩搭救之后，第二天再去找她就再找不到了，于是他就像个傻子一样在全香港寻她。这部电影的妙处就在于，它恰恰是用“寻而不得”来反衬香港的“小”，正因为这座城市足够小、足够密集，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才有可能被找到。
在这些故事里你找不到内地偶像剧里那种戏剧化的“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只有一种朴素的城市逻辑：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我们迟早还会撞上。这种叙事在香港电影里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已经被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城市体验：在香港，陌生人不是永远的距离，而只是还没遇到的熟人。
这种无处不在的相遇与重逢，造就了香港都市空间中独特的人情味。 张学友在访谈里说过，香港地方小，普通人偶遇明星的可能性非常高，见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刘青云在中环街头提着菜篮子散步，周润发在大帽山晨跑被路人认出来，陈奕迅跟老婆逛街的时候衣服都不穿上身，这些事在香港不算新闻，因为城市空间已经把明星和普通人的生活推到了同一个平面上。
香港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六千余人，市区更是达到每平方公里两万一千人。这么多人在逼仄的街巷里挤着，明星怎么可能不被普通人看见？反过来想，假如香港的每一条路都像北京那样六车道八车道宽，明星走在路上离你五十米远，你确认眼神都费劲，所谓的“偶遇”又从何说起呢？香港街头的“人情味”，并不是因为香港人天生热情好客，而是因为空间的逼仄逼迫着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高频、变得琐碎、变得不能回避。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这样路宽街宽的城市，人与人再相逢的叙事逻辑就完全不同了。 北京的环线有八条，一条路动不动双向十车道，你从马路这边走到对面要等三分钟红绿灯。两个陌生人在这样的空间里擦肩而过，他的面孔在你的记忆里停留不过一秒，明天就算他把脸凑到你面前你怕是也想不起来昨天见过他。所以你会看到，大量内地的都市爱情剧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几乎无法绕开“早已认识”的前提：要么是同乡，要么是同学，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同事。没有这层预先存在的纽带，故事根本接不下去。
“北京爱情故事”必须有早年的一根线牵在那里，上海的爱情剧情动辄搬出青梅竹马或者失散多年的旧情人。而这种“预设的熟人关系”反过来又带来了另一种困境：故事很难在真实的都市空间里生长，它只能依赖一种“乡土的搬演”，把那种熟人社会的人际粘连强行移植到现代化的都市里。所以很多所谓都市爱情剧，骨子里还是乡村爱情的延展，只是把村里的麦场换成了CBD的写字楼而已。并不是说北京和上海不好，而是说它们宽阔的城市肌理，天然地让人与人的相遇变得稀有而奢侈。
香港不是这样。香港的人情味不靠预设，它靠空间本身。 在这个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不需要命运来担保，不需要平行时空来串联，更不需要“千年等一回”的情感激素来戏剧化。它就是很日常的一件事：你在弥敦道上跟一个人挤着过斑马线，明天在同一家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前又跟他对上眼。你不需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更不需要规划你们什么时候再见，反正顺其自然地，你们总会再见的。在寸土寸金的逼仄格局里，在横七竖八窄窄的巷子中，人的相遇从“偶然”变成了“必然”。这不是浪漫主义的矫情，这是实证主义的城市地理。
香港电影里有那么多人相遇相爱再相遇的故事，之所以让人信服，就是因为它们根植于这个城市真实的呼吸之中。香港正因为楼高路窄、因为空间拥挤逼仄，才能让人与人产生大量的交叉和往复的偶遇，才能让成千上万异乡漂来的人，在这片水泥森林里，一次又一次地把陌路走成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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