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即将迎来换届，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仅余8个月，四位候选人正积极筹备，力求在这场全球关注的“遴选”中脱颖而出，这一变动背后，折射出的是联合国这一“老牌机构”在新时代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先来了解一下这四位候选人：前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前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前哥斯达黎加副总统蕾贝卡·格林斯潘，以及前阿根廷外交官、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
他们背景各异，但在此次“遴选”中，均表达了对联合国未来走向的深切忧虑，格林斯潘更是直言不讳，指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正持续流失，留给联合国重建信任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这种担忧并非无的放矢，联合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核心使命，然而当前，乌克兰、加沙、波斯湾等地冲突频发，联合国却显得力不从心，以加沙危机为例，2024年联合国虽通过了停火决议，但以色列明确拒绝执行，使得该决议形同虚设，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等区域热点问题上，联合国也往往难以拿出具有约束力的决议，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其调解国际冲突的国际治理架构已难以适应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其核心决策机构，实行“大国一致”原则。
这一原则在理想状态下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但在大国利益分歧加剧时，却往往导致安理会陷入“瘫痪”状态，相关决议被一票否决或无法有效执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美国更是频繁利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推行单边主义，对国际规则采取双重标准，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
除了机制问题，联合国还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作为最大的会费承担国，美国本应承担约五分之一的常规预算，但其却连续多年拖欠会费，累计欠费已超过30亿美元。在美国的“示范”效应下，更多国家也开始拖欠会费。截至4月中旬，193个成员国中，已有92个未缴纳2026年的会费，这导致联合国财政状况极度紧张，不得不削减工作人员、缩减援助项目投入，进而影响了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形成了恶性循环。
财政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联合国行动力匮乏、成员国对其信心流失的反映，格罗西指出，联合国在多数全球冲突中均“缺席”，世界需要一位能让大国觉得“可以合作”的秘书长，在安理会内部分歧严重、秘书处行动受大国掣肘的情况下，联合国的权威性难以得到保障，成员国自然不愿继续为一个“无效”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再来看此次选举，按照地区轮换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应来自美洲地区，前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来自非洲，这使其天然处于不利地位，而在三位拉美候选人中，巴西、墨西哥提名的巴切莱特作为左翼政治家，因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左翼力量的打压而面临不利局面，此外，巴切莱特对中国态度温和务实，也引发了部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已有28位共和党议员致信国务卿，要求美国否决其提名。
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联合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换个人就能解决，而是需要从大国授权和权力结构入手进行根本性改革，同时解决选举制度中的“按谁的规矩办事”问题，以及官僚主义导致的机构重复、职能僵化等弊端。
中方在联大辩论中强调，改革应务求实效，力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并非针对个别官员的作风问题，而是针对联合国系统内部治理失灵的普遍现象。多个基金、专门机构、计划署职能重叠，导致资源分散、协调成本高昂而执行效率低下。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核心项目被削减而冗余机构费用却照支不误，官僚主义已成为联合国有效运转的制度性障碍。
换句话说，联合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换一个秘书长，无论谁接替古特雷斯，这一1945年设计的权力结构能否继续支撑21世纪的多边体系，仍是一个未知数。中方以“不准有官僚主义”为改革划定底线，强调改革可以有，但不能改变联合国听取发展中国家声音的格局；选人可以换，但不能换成只对少数大国负责的机构。
然而未来联合国究竟还存不存在，这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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