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奋然起义，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那时，巴士底狱里面只关了7个人，攻打时倒死了87人，为什么法国人民一定要攻打它？因为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监狱已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关押在这里。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倡的，“社会契约”就是为了人民大众，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与国王，而是给人民革命的权力。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原因就是人权。人们形容卢梭死后从灵柩里伸出一隻手，点燃了一把火，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人民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权必需维护，财产不可侵犯，不应该听从君王随心所欲摆弄。攻占巴士底狱后，代表新政权的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和公民宣言》（即《人权宣言》）。宣言阐述的核心就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
可是，以人权为起点的法国大革命在建立政权后却走上疯狂杀人的地步、最终上演出了一幕人间地狱。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6月，以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执政。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激进的革命举措让法国遭逢另一种绝对的统治——群众专政。在巴黎，从抄私人住宅没收贵族用品开始，当街烧书、烧画、烧一切旧制度文献，发展到造反夺权，占领原政府机构，封闭原有报纸新闻。革命需要杀人，但是，面对革命，群众的激情日渐走向极端，失去了控制。一天，罗伯斯庇尔带着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人们马上认出了罗伯斯庇尔并激动地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会继续革命，加速杀人。罗伯斯庇尔看着人们因激情泛红的脸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
进入1794年春天，恐怖主义呼声更加高涨。马赛军事委员会宣称：“法律的刀刃每天都应切下一些罪恶的头颅，断头台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1794年6月10日，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又通过了扩大恐怖的“牧月法令”。根据“内心确信”原则，一方面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也不须传讯证人，另一方面，大大收缩司法独立权限——任何被告在没有经过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行政部门审查的情况，不得免于审判，不得释放。经过两项改革，司法权力抽空，成为执行行政权力意志的盲目工具。
因为盲目，执行得更为凶猛，审判的对象大大扩展，“人民之敌”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准备复辟王国、奴役和解散国民公会的人；军事上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帮助法国的敌人的人；欺骗人民的人；败坏国民士气的人；传播虚假新闻的人；不诚实的商人；乱用公职权力的人；通过叛乱性文字迷惑公众舆论的人；削弱革命原则与共和国原则并阻止这些原则发展的人；伤风败俗腐蚀公众良心的人。所有这些罪人，一旦被“内心确信法”（如有物质证据则更好）坐实，只适用于一种刑罚——死刑。七周之内，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于非命，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一年之中，3.5万人被处决，而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
在这期间，革命元勋丹东先被送上了断头台。身为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的丹东，签署过不少杀人的命令。然而，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人民法庭送上了断头台。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尝到了断头台的滋味。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笑声。
这里应了无间道里的那句话：出来“混”的，迟早有一天要还的。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直接催生物，其主旨是是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却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专制、暴力、恐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更具讽刺的是，这场以“反专制”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催生了更极端、更集权的专制。旧制度的国王尚且受到传统、贵族与教会的制衡，而革命政府以“人民意志”为护身符，掌握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罗伯斯庇尔以美德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拯救革命”为借口清除异己，将个人意志强加于整个国家。当革命不再允许不同声音，当多数人的暴政可以随意剥夺少数人的生命与权利，自由便名存实亡，平等沦为平均主义的仇恨，博爱变成排除异己的党同伐异。法国大革命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以摧毁自由的方式追求自由，以打倒专制的手段建立新政权，最终只会得到更彻底的专制。
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失控，根源在于革命话语的异化与权力的无边界扩张。当“革命”成为最高价值，一切道德、法律、人性都可以被牺牲；当“人民”成为抽象符号，具体的个体生命便变得无足轻重。革命者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便可以无视底线、不择手段，这种“道德优越感”成为暴力最坚固的借口。而民众长期被压抑的愤怒、嫉妒与复仇欲，在革命的煽动下彻底释放，形成了破坏性极强的群体暴力，让理性与宽容在狂热中荡然无存。
我们批判法国大革命，绝非否定它推翻封建统治、传播现代理念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世袭特权的壁垒，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为现代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进步。但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美好的理想不能成为暴力的通行证，崇高的目标不能掩盖手段的邪恶。革命的初衷是解放人，最终却异化为人的压迫；追求的是理性秩序，最终却陷入无序暴力，这是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悲剧。
回望两百多年前的法国，断头台上的鲜血早已干涸，但历史的警示从未过时。任何社会变革，一旦抛弃法治、宽容与人性，一旦放任仇恨与暴力蔓延，即便打着最正义的旗号，也终将走向自我毁灭。
从革命到杀人，从理想到疯狂，法国大革命是一面映照人性与权力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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