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了，是个瘤子，位置不太好，得尽快安排手术。家属来了吗？去把住院手续办一下，预交三万块钱。”
医生把一沓单子递给我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我坐在诊室的椅子上，手里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纸，感觉手心都在冒冷汗。走廊里全是人，消毒水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旁边有个老太太被儿子推着轮椅过去，有说有笑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旧布鞋，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
钱我倒是拿得出，这些年省吃俭用，也攒了点棺材本。可这手术单上，得有直系亲属签字。陪护也是个大问题，手术后下不来床，端屎端尿、打饭擦身，谁来管我？
我在医院大厅的角落里坐了很久，手机拿出来又放进去。我娘家早就没人了，老伴儿走了二十多年，我也没生个自己的一儿半女。到了这种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要命关头，我竟然不知道该拨给谁。
手指头在通讯录里划拉，停在了“老大建国”的名字上。
建国是我老公的大弟，可人家现在拖家带口的，媳妇也快生二胎了，工作又忙，我这大冷天地把人家叫到医院来伺候我一个寡嫂，合适吗？
正犹豫着，手一抖，电话拨出去了。我想挂断，那边已经秒接了。
“嫂子！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是不是家里漏水了还是哪儿不舒服？”建国的大嗓门从听筒里传出来，背景音像是在开会，但他还是接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有点发紧：“建国啊……我在市人民医院呢。医生说长了个瘤子，要手术，得有人签字……”
“什么瘤子？良性恶性？哪栋楼哪层？嫂子你别动，千万别自己走动，我半小时内到！”
没等我把话说完，电话挂了。我盯着黑掉的屏幕，眼眶突然就热了。
坐在长椅上等他的这半个小时里，我的脑子不受控制地往回跑，那些被我压在箱底、以为早就忘干净的陈年旧事，一件件全翻腾出来了。
二十五年前，我男人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连句遗言都没留下就走了。那年我才二十六岁，嫁进他们家刚刚三年。公婆走得早，留下三个弟弟，最大的建国十二岁，老二建军九岁，最小的建平才五岁。
丧事办完那天，家里那几间破瓦房冷得像冰窖。几个叔伯长辈坐在堂屋里抽旱烟，商量着怎么把这三个累赘分掉。二叔说把建国带去学木匠，三叔说把建军领回乡下放牛，至于五岁的建平，村长叹了口气，说镇上有个绝户人家想领养个男孩，送过去好歹有口饭吃。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三个半大孩子。建国手里死死攥着一把砍柴的柴刀，像个护崽的小狼一样挡在两个弟弟前面，眼睛红得滴血，咬着牙说：“谁也别想把我弟弟带走！我能干活，我能养活他们！”
建军吓得一直哭，建平连哭都不敢，缩在建国身后，小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角，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嫂子，我少吃点，别把我送人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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