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伟，脑电波同步中|周慕云|悲情城市|整个导演圈|李安|李政宰|梁朝伟|演员

西郊宾馆的香樟树林里，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茵叶蒂抬头看到一片被称为“树冠羞避”的景象——天空被树冠分割出清晰的边界，从这片天然整饬的树叶间隙中流下四月的阳光。在这里，她带着新电影《寂静的朋友》，还有电影的主演梁朝伟先生，与我们见面。

“这部电影中的角色，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是孤独的。我想为梁朝伟寻找一个孤独的搭档。银杏树在600万年前就差点灭绝，如今没有任何亲属，它可能是地球上最孤独的植物了。”

于是在茵叶蒂的故事里，一棵从1842年活到现在的雌性银杏树，伫立在没有同类的植物园，在三段时间线中与三个受困的灵魂相遇。“不反抗，也绝不想顺应”，茵叶蒂这样形容自己电影里看似局促的人们，“他们不太在乎，不让自己被压力和期待压倒，也不为自己的叛逆或孤独而骄傲，他们只是走在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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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这样在孤独感中展开，树在冒险，人也在冒险，认识别人，认识别的物种，认识自己，神经信号在跨时空的共鸣中点亮树梢和大脑。

人类学家项飙说，在现代人的普遍困境里，我们追逐“认可”，却忘记了“认得”。用人类的语言描述植物，用人类的围栏建设植物园。树其实不需要你的认可，你却需要认得树。即使我们无法创作出纯粹的非人类中心电影，却要始终尝试去“认得”这中心以外的那些事。这种尝试终将使我们再次认得自己，获得一刻心灵的休憩。

电影结尾，借由摄影机的目光，我们得以看到这棵巨大银杏树的全貌，那仿佛是树的慷慨。托尼·王教授为银杏树授了粉，他凝视着繁茂的枝叶，告诉我们结果“还需要再等等”。

戏外，演员托尼·梁站在香樟树的树荫下，他说：“我们本就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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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梁朝伟写了这个角色，如果他不接下这个角色，我恐怕要重写新的剧本”。茵叶蒂怀着对梁朝伟作品的长期喜爱和对他的好奇心写下了《寂静的朋友》，如果你看到电影开头横亘于银幕上的梁朝伟的沉静特写，你也很难想象世界上有第二个人更加适合做那棵百年银杏树的沉默朋友。

李安说梁朝伟是所有导演的梦想，因为他会让导演被迫面对隐秘的自我。《悲情城市》中的清澈与悲悯、《无间道》中的疲惫和狡黠、《韩城攻略》里的俏皮和市井，熟悉梁朝伟艺术生涯的观众会发现他在天分之外的技巧——以身体和存在（presence）而非单纯按照文本表演，这种表演因而具备了穿透文化和语言、抵达角色核心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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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就在戛纳拿到最佳男演员奖、主演过三部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电影、又以个人身份拿到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这一切都很容易让我们忘记，梁朝伟此前还没有合作过欧洲作者导演。他自认从前并不习惯与陌生团队合作，然而打破惯例比想象中要轻易。“我平常挑选电影，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导演，”他说，“茵叶蒂导演的电影我看完很是喜欢”。回头看去，这场合作似乎是注定的。

人们常称茵叶蒂为“超现实大师”。她华丽迷幻的首作《我的20世纪》获得了戛纳金摄影机奖，片中有会说话的星星；早期作品《魔术师西蒙的爱情》里，一株植物成为了一桩谋杀案的目击证人；拿到柏林金熊奖的《肉与灵》，则讲述了两个孤独的人类灵魂在梦中相爱。但这种“超现实”只是高度总结性的标签——“超现实”不过是诸多现实中的一种，茵叶蒂的现实在迷乱的外表、纷繁的结构、重叠的隐喻之下，常常以感官体验搭桥，通往孤独角色震颤的内心。

两人具备着某种相似的气场：稳定，不带威慑性，平衡着现场的气压，对电影的思考时常超越作品本身。第一次网络会面时，他们不曾聊过剧本或人物，而是探讨共享的哲学观。茵叶蒂引用了神经科学家阿尼尔·塞斯的理论，“我们一直处于幻觉中，当人们一致赞同这种幻觉，它就成了现实”。“我就觉得这好像我们佛教里的一些看法，生命就是一个幻象。”梁朝伟说。

但是也略有不同。梁朝伟告诉导演，他觉得东方哲学讲求的是“与万物合而为一”（Oneness）。而茵叶蒂意识到，西方哲学更多关于“分离”（Separation）——人与人、与自然、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分离。某种程度上，西方人对这种分离引以为傲，认为人凌驾于万物之上；但在另一些层面，又对遗失的“统一感”充满渴望，并因此心存忧郁。

这种对“统一感”的追求，是贯穿影片的线索。在与银杏树相遇之前，王教授的本职是研究婴儿的大脑和认知。在一堂精彩的脑神经科学课上，他告诉学生，成年后人类的大脑学会了分工，以不同分区处理不同事务，婴孩则是“让世界来决定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似乎能同时注意到世界的诸多表象，而不会刻意决定在何处集中注意，何处抑制干扰。婴儿的大脑不加选择地全盘活跃，如同王教授让光球在学生中传递，“不是割裂，不是分离，而是连续整体的一部分”。

“王教授的实验实际上是在尝试进入‘合一’的状态”，茵叶蒂说，“那种状态与我们还是婴儿时的体验非常相似——也与我们猜测的‘当一棵树’的感觉最为接近。”

在一个梦幻般的片段中，王教授戴上传感器，试图贴近银杏树的感受。点点金光顺着树梢向外延展，如同电信号沿着人类的神经，在突触间传递。

我们真的能理解另一种生物的感受吗？

电影提到“Umwelt”这个关于动物知觉的概念，意为“周遭世界”。所有生物同时处于一个物理环境，但每个生物都有自己限定的感知方式和范围。“我觉得Umwelt对于人，像是我们东方人叫作‘心’的东西，我们人的‘心’不是在身体里面的”，聊到这里，梁朝伟饶有趣味地讲起许多与人类好似无关的事：

“我们也不需要真的感受蚊子的Umwelt，比如它可以感知到温度，它会知道酸性，它还有很多毛（注：蚊子的神经感官器官），但它看不到那么多颜色，不像我们有五感……再比如人类看到水，我们就‘意识’到它是水，当你是一条鱼的心境，看到水，你觉得鱼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当过鱼，我想也许鱼会觉得安全，可能就是‘家’的感觉。”

“不论我们多么了解另一生物的物理事实，我们都无法知道成为那个生物是什么样的感觉”——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1974年的论文《变成蝙蝠会怎样？》（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也是茵叶蒂拍摄《寂静的朋友》的重要灵感之一，意味着不论我们如何想象，都无法主观地进入另一个生命的Umwelt。

“70年代有过一波巨大的好奇心浪潮，它关于探索人类意识的限度，关于想象其他的存在方式、其它的Umwelt。不仅是人类以外的生物，也关于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生活的人类。托马斯·内格尔的论文是众多探索‘当我们接近另一个生命时，我们究竟能触碰到什么’的尝试之一。我们能去想象它者的Umwelt吗？能。但我们能真正感受到一只蝙蝠所拥有的现实吗？不，因为我们（人）是从内向外构建现实的，围绕着我们的并不是客观现实。我们基于感官，从内部构建它。对人类而言，这种构建还包括社会和文化习惯。”

即便如此，茵叶蒂还是对跨越界限的理解感到乐观：“事实上，承认自己的局限是具有解放性的，承认我们以感官构建起的一切只是无数现实之一，其实令我们不那么孤独了。即使我们清楚自己无法真正进入另一个生命的现实，但只要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是唯一拥有复杂世界的生物，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回家一般的亲近感。”

梁朝伟的影迷可能难以忘怀周慕云的那段吴哥窟独白： “以前的人，心中如果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会跑到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进去，再用泥巴封上，这秘密就永远没人知道。”在看完《寂静的朋友》之后，有观众感到好奇，当王教授试图和那棵银杏树同步脑神经信号时，梁朝伟是否会想起那个藏满秘密的树洞。

在20年后“成为”神经科学家的梁朝伟回答说，自己对植物的看法在拍摄之后已经完全不同，在香港太平山顶跑步的习惯也被彻底改变。看着山上的植物时，他会不自主地产生奇异的感觉，有时也为自家的植物感到难过，仿佛建造了动物园般的牢笼关住它们，只为了自己的乐趣。他更加怀疑那种粗暴的生物阶级秩序（hierarchy）——人类作为所谓的高级智慧生物安坐金字塔顶端，而其它生命被以“智慧”或“功能性”的指标排序，沉默的植物则处于最底端。

《寂静的朋友》的另一个中文译名是一个问句：你是不会当树吗？人类自然永远无法感知成为一棵树、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但这不代表我们就此困在各自孤立的感官气泡中。像走入雨中试图感银杏树所感的王教授一样，“尝试”本身将我们连结在一起。

“为了了解音乐，你得听音乐。可是只要你开始想着‘我正在听音乐’，你就已不在听音乐。想要弄明白欢乐或恐惧，你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感知它。一旦你开始给它们命名并且说‘我很快乐’或‘我害怕’，你就没有在觉察它们。”

茵叶蒂推荐给梁朝伟的参考资料里，在众多脑神经科学、植物学专著中显得不同的是阿伦·瓦兹的《心之道》。这颗心，就是梁朝伟所说的“不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心”。在与韩国演员李政宰交谈时，他提起一个故事：“老子带了五六个学生去看日出，其中一个学生说‘哇好美’，老子便说你可以走了，当你说出‘好美’的时候，你已经将这景色局限在‘美’里，你便看不到其它东西了。”

《寂静的朋友》背后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觉察”而非“判断”的逻辑：“觉察，在经验发生的当下时刻察觉到它，而不对它产生任何判断或想法。”

“我不会带着一个想法去电影院”，对看电影这件事，梁朝伟使用的是“心”的媒介。《寂静的朋友》模拟着植物的时间感而非人类的，三个主角的故事也没有既定的戏剧弧光，因为茵叶蒂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打开些什么，而不只是做画上句号的动作。

“我们有着自己的观看传统和触达电影的方式，一旦电影给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东西，人容易执着于理性（mind)。在《寂静的朋友》中，我并不试图对抗那些人们惯于从电影里获取的东西。是的，人们总是渴望故事，渴望通过故事来消化世界。但在展示人类故事的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别的东西。如果观众是放松且开放的，他们能获得很多乐趣，因为那是感官的体验，这些体验在为不同的理解方式开辟道路，而发现新事物也总是令人愉悦的。一旦观众抱着‘天啊，这是关于神经科学、植物交流和实验的电影’这种念头去影院，这样的预设会让人变得僵硬，也感到威胁，从而无法自由地拥抱电影提供的细微感受。”

用文字语言去描述一部电影、一部交响曲，一张画作，尝试过度解析作品而非感受，都有点舍近求远。作为观众的茵叶蒂和梁朝伟，像自然呼吸一样体验着电影。作为从业者的两人，在创作时也遵循着相似的路径。

梁朝伟常常提到出演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对他的影响。在和素人演员共同工作时，他寻得了“不要过度表演，像素人一样表演，但带着表演技巧”的方式，同时也学习到从文学中找到表演灵感的方法。而侯孝贤本人的阅读习惯也更倾向于感官而非理性，“与其说读书，不如说是翻书”，即使隔天醒来已不记得昨日读的书中的人名、情节，但“直觉”和“气味”化作了影像的线索。

《寂静的朋友》或许是个美丽的巧合，来自另一个“跟着感觉”在剪辑的作者导演，和同一个用身体和心灵在表演的演员。读完沈从文，侯孝贤记住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沈从文远远观看的“天眼”。而看过《寂静的朋友》多年以后，也许我们不再记得三位主角的面孔和事件，但如同电影背景音里不断低吟着的歌德的《银杏》，“我”与自己、与天地分离又融合的感受，或许会在某一个时刻再次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