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厦门监狱。毛森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按在刘惜芬的锁骨上，皮肉烧焦的气味在审讯室里弥漫。
可这个24岁的姑娘咬着牙，一声不吭，只用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
毛森杀人如麻，此刻却被她看得心里发毛。
“你一个大小姐，何苦给共匪卖命？”他实在想不通。
刘惜芬咳出一口血，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你们才是走狗。天快亮了。”
刘惜芬确实是个大小姐。
家里在厦门经商多年，吃喝不愁。
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一夜之间家产被洗劫一空。
她读过书，学过医，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当护士。
医院里的日本护士嫌弃中国病人，说他们“臭”。
其他中国护士敢怒不敢言，刘惜芬当场怼回去：“你们日本病人才臭！”从此她只护理中国病人。
四年后，一批爱国志士袭击伪军会场负伤，被押进博爱医院。
日本人名义上给他们治病，实际上关起来不给治。
刘惜芬那时已经是护士长，趁夜从窗户爬进去，给他们送消炎药、处理伤口。
一个伤员问她：“你不怕吗？”她说：“你们都不怕，我怕什么？”
她的爱国心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地下党员郑秀宝。
郑秀宝约她谈话，聊了一整夜。
临走时刘惜芬叫住她：“你说的那个党，怎么入？”
入党后的刘惜芬，白天在医院上班，夜晚出入舞厅酒会。
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纸条上写字，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见，拿碘酒一泡才现身。
有一次正带着情报出门，迎面撞上国民党特务突击检查。
她不动声色地把纸条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特务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悻悻地走了。
晚上她换上旗袍去跳舞。警备司令部办的舞会，来的都是国民党高官。
她挽着已经“起义”的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跳了一曲。
杨越伏在她耳边念了一串名字——那是毛森下一步要抓捕的同志。
她全凭脑子记下来，回家写在纸上，第二天送到联络点。
毛森布下的天罗地网，就这么被她撕开了一个口子。
可叛徒出卖了她。
1949年9月19日，刘惜芬被捕。
毛森亲自审她。老虎凳、辣椒水、烙铁，能用的刑具都用上了。
她几次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可无论怎么折磨，她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最后一次审讯，毛森问她跟谁接头，她说没有。
问她情报交给谁，她说没有。
问她还有哪些同党，她说没有。
毛森恼了，拿烟头烫她。
她没躲，没叫，只盯着他的眼睛看。
毛森被她看得后背发凉，忍不住问：“你一个大小姐，何苦给共匪卖命？”
“天快亮了。”她只说了这四个字。
1949年10月15日，厦门解放前三天。
毛森下令处决在押政治犯。
刘惜芬被拖到鸿山脚下。
她走了一路，唱了一路《国际歌》。
枪响之前她回头看了厦门一眼，眼睛里没有一丝害怕。
第二天解放军攻入厦门，全城百姓涌上街头。她没等到那一天。
就差了三天。
毛森逃去了台湾。临阵脱逃之前最后一个命令，是枪毙刘惜芬。
刘惜芬留下的遗物，只有一顶护士帽，上面全是血。
今天这顶帽子还摆在厦门鼓浪屿纪念馆里，玻璃柜里的标签上写着四个字——“刘惜芬烈士”。
1949年秋天厦门港的汽笛声里，数不清的年轻生命迎着炮火倒下了。
也许今天你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可他们永远活在那句“天快亮了”的誓言里。喊她们同志，唤我们后人。
那顶带血的护士帽，有人看见了会问是谁的。街头的孩子跑过去，回回头，又跑远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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