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状可以定义成30年未有之变局。先来看看股市，2月26号日经225指数首次突破了59000点的历史新高，哪怕是在1989年12月29号的泡沫经济巅峰，当时日经指数的点位也只有38915点，这个指数已经在2024年初被突破，最大赢家就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日本股市这几年的涨势，从2024年突破4万点，2025年突破5万点，2026年若突破6万点，可能性很高，这完全和互联网流行的“失去的30年”说法背道而驰，尤其是2025年关税战以后，更是一飞冲天。
看完股市再来看看债市，日本的债券市场也在发生巨变，而且有可能对我们的影响更大。30年的国债收益率上涨到了3.37%左右，40年上涨到3.565%，甚至最高的时候40年国债超过了4%的收益率，这个对日本经济甚至全球资金的影响都会很大。
根据IMF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30%，远超美国的12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不同国家情况不同，不能完全用绝对数字对比，核心是，日元作为20年以来全球廉价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个定位和性质也在悄然瓦解。
再来看看日元汇率，最近日元一直在贬值，波动相当大，美元兑日元最新是156左右，基本已经降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元在2025年已经贬值了10%左右，在这个背景下，日元对美元居然还在贬值；人民币对日元同理，离岸价已经到了22.8，也就是100日元只能换4.38块人民币，去年访问日本时还是五块多，这一年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了10%以上。当日本股市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汇率却创下了30年的新低，这到底说明什么？
日本是现阶段非常需要关注的经济体，它已经不再是“失去30年”叙事下的经济体，2012年之后就逐步走出了低谷，2024年初日经225指数也突破了1989年泡沫时期的顶点，从股指上来看，日本失去了35年，在35年之后创出新高。
和1989年不同的是，当时股指达到高点的时候市盈率高达60至70倍，现在的市盈率是15到16倍的正常水平，意味着股价的上涨是由真实的每股收益上涨驱动的。
在失去的30年期间，日本企业的平均营业利润长期徘徊在3%到4%左右，现在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是7%到8%，部分龙头企业甚至达到10%以上。并且日本在2024年结束了负利率，2025年官方正式宣布日本走出了通缩，我们不能再用失去的30年来理解日本的当下。
日本央行已经在去年底把政策利率推升到了0.75%，这也是30年的新高，而且今年还有可能因为通胀抬头进行加息，这对债券价格和财政的影响都会很大。2026年日本历史上首位女首相高氏早苗通过大选大权在握，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占据了众议院四分之三的席位，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超级多数席位，意味着几乎没有立法障碍，拥有战后最强大的议会支持，这种政治动员能力是日本目前最显著的变化，和失去的30年时代日本动荡的政坛有天壤之别。
从整体来看，日本的股价、汇率、利率、政治状态都在告诉我们，需要重新看待日本。
重新理解日本需要一个整体框架，这个框架适用于分析任何经济体，我们可以把日本整个经济当做一个资产负债表来看，左边是资产，右边是负债和权益。
首先看资产端，这是日本最与众不同的地方：2025年日本国民总收入GNI是国内总产出GDP的106%，也就是国民总收入大于国内总产出六个百分点，1982年的时候这个比率是百分之百，当时国民总收入几乎和国内总产出GDP持平。
GNI衡量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赚取的总收入，GDP衡量一个国家境内所有生产经营主体创造的产值，二者的差异主要来自海外净要素收入，也就是日本企业和日本居民在海外赚到的钱，减掉外国居民或者企业在日本赚到的钱。
随着日本经济全球化、企业出海，日本的海外净要素收入持续上升，日本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总收人比例差不多达到一半，日本海外净资产超过了530万亿日元，相当于3.5万亿美元，盈余非常大。
观察日本经济体需要分开看国内资产收入和海外资产收入，二者状态不同，且海外资产和收入规模相当大：国内经济下台阶，所谓“失去的30年”对总体有巨大拖累，但这个拖累基本已经止跌，至今国内实际GDP增速仍然在1%的低位，和2000年之后水平差不多。
但2012年之后，安倍晋三三支箭，即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货币财政结构三管齐下的强刺激开始发挥作用，特别是日元贬值对物价拉动作用很大，日本国内物价在2013年结束了1999年以来的持续通缩，名义GDP开始回升，目前日本名义GDP已经回升到了3%到5%，实际增速仍在1%附近，名义增速包含通胀因素回到了3%到5%。
也就是说，尽管国内实际产出和收入没怎么加速回升，但账面上的名义价值已经回升，居民感受到的是物价通胀、薪水购买力没怎么上升，而企业感受到的是账上有利润，利润率也提升了。
现任首相高氏早苗在经济政策上被视作是安倍经济学的继承人，早苗经济学和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差别是货币政策，因为现在日本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使得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延续，因此出现了利率上升，特别是长端利率跳升，短端利率有节奏缓慢回升，这是和安倍时代最大的差异，因此日元汇率走势和以往也不同，主要要看日本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包括债券利率和权益资产的资本回报率，当前国际环境和安倍时代差异也很大，外交政治社会政策也存在差异。
具体来看日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日本在产业链最上游的材料领域拥有极高的护城河，许多关键材料在全球市占率甚至达到了70%到90%，这些材料壁垒高，需要长时间和下游绑定开展工艺共研，生态绑定性极强，比如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感光材料光刻胶，日本企业信越化学、东京应化占据了全球90%的份额。
在生产机器的机器也就是工业母机环节，日本企业是制造业的基石：半导体设备领域，东京电子是全球三大芯片设备制造商；工业机器人领域，发那科、安川电机控制了全球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算法和精密减速器，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自动化工厂很多都是由这些日本工业机器人在背后操作；精密机床领域，马扎克、森精机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日本机床以高精度和长寿命著称，是航空航天和医疗器械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第一选择。
日本企业提供了工业4.0时代整个的骨骼、大脑、肌肉和眼睛：骨骼是机床，大脑是数控系统，肌肉是伺服电机，眼睛是传感器，现代工业体系离开日本企业无法运转。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这些材料、工业母机领域的优势铺垫了几十年，说日本失去了30年确实片面，日本留下了很强的工业基础，且这30年里这些领域一直在迭代进步。
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提出的友岸外包对日本全球化企业帮助较大，在2026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大背景下，日本的产业位置特殊，更多起到信任中转站的作用，美国推行友岸外包，日本成为了美欧日韩安全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许多高端研发中心正在从其他地区迁回日本，或者在日本设立合资工厂，比如台积电在熊本的JSM工厂。
另外日本企业本身也执行分散化战略，日本企业以往就将高附加值研发留在日本本土，将组装环节分散到东南亚、印度，近几年在供应链安全性上，实施“China+1”政策，在中国保留现有生产基地和业务的同时，至少在一个其他国家建立备选生产中心或者采购来源，降低供应链整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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