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鲁迅家的衰败，这事儿得从他祖父周福清说起。这位周老爷子可不是一般人，同治十年考中进士，三甲第十五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绍兴周家那是头一份的荣耀。周家祖上阔得很，明朝万历年间就家道小康，到乾隆年间更是了不得，合族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在绍兴城里那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

周福清这人脾气大，喜欢骂人，家里人骂，外面人骂，连皇帝太后背地里也敢骂。就因为这脾气，他在官场上混得并不如意，做了几年江西金溪知县，就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了一本，说“办事颟顸”，革了职。后来花钱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城当个从七品的小官，抄抄写写混日子。

要说周家的衰败，其实早有苗头。太平天国那会儿，太平军占领绍兴五百天，周家所有当铺、钱庄几乎被一扫而空，单是新台门里的周姓本家就有四五人被杀。周福清带着全家逃到乡下避难，他老婆蒋氏还被太平军掳去，几天后才放回来。为这事儿，周福清一直耿耿于怀，平时一吵架就骂她是“长毛太太”。

但真正让周家一落千丈的，还是1893年那场科场舞弊案。那年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他回绍兴丁忧守孝。正赶上浙江乡试，他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又要去考举人。周伯宜考了几次都没中，这次周福清打听到主考官殷如璋是自己二十二年前的同榜进士，心里就动了歪念头。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在阊门码头等着殷如璋的官船。他写了封密信，里面列了五个亲友子弟的名字，加上自己儿子，一共六人，约定用“×宸衷×茂育”作暗号。又写了一张一万两银子的空头支票，一起装进信封。

两天后，殷如璋的船到了。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去送信。也该着出事，当时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殷如璋船上聊天。殷如璋接过信，不好当场拆看，就搁在茶几上。谁知陶阿顺这仆人在船下等得不耐烦，竟大声嚷嚷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张回条？”

这一嚷，事情就败露了。殷如璋为了撇清关系，当场把信交给周锡恩拆看。科场舞弊，在清朝是杀头的大罪。案子一直闹到光绪皇帝那里，虽然浙江巡抚崧骏上奏说周福清是投案自首，作弊未遂，银票也只是虚赃，建议从轻发落，但光绪皇帝朱笔一批：斩监候，秋后处决。

“斩监候”就是死缓，每年秋天都要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被拉去砍头。周家为了保住周福清的命，年年花钱打点，家里有多少银子都填进去了。更惨的是，周伯宜的秀才功名被革除了，到手的文凭不算数了。这位周家大少爷本来身体就不好，经这么一折腾，心灰意冷，开始抽大烟，终日酗酒，没几年就病死了，才三十七岁。

这时候的鲁迅才十三岁，家里从小康坠入困顿。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话说得含蓄，但其中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少年鲁迅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和药铺。家里没钱了，就拿衣服首饰去当铺，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去药店给父亲买药。他后来回忆说，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东西去，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去买药。这种滋味，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刻骨铭心。

周家的田产一亩亩地卖，从原来的四五十亩，卖到只剩二十亩，最后全部卖光。鲁迅在自传里说：“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其实这些田大多是祖父在牢里时，为了打点官司卖掉的。

周福清在杭州监狱里关了八年，1902年才放出来。出狱后不过三年就去世了。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士老爷，晚年落得如此下场，也是令人唏嘘。

有意思的是，鲁迅后来在给萧军的信里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这话说得实在，没有那段家道中落的经历，恐怕也就没有后来那个看透世态炎凉的鲁迅。

周家的衰败，像极了《红楼梦》里写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个家族的命运，往往就系在一两个人身上。周福清一时糊涂，铤而走险，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家族。但这其中，又何尝不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缩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