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不胜枚举。1720年至1723年间，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撰写的《卡托书简》，这两位辉格派立场的捍卫者，借用了犹太古城乌提卡的卡托的道德刚烈与保守立场。卡托是公元前95年至公元前46年间的人物，也是尤利乌斯·凯撒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
古代曾是跨阵营的共同资源，如今却越来越被单边占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古代仍持续影响政治生活，而且并不受党派分野限制。墨索里尼出身于一位倾向社会主义的铁匠家庭，他从工人同盟和劳动者同盟那里借用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束棒。束棒原本是古罗马执政官的象征，后来又被法国大革命重新启用。
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则把早已受到卡尔·马克思推崇的斯巴达克斯视为理想的精神象征：这位奴隶能够动员成千上万人，撼动既有秩序，最终却在公元前71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总之，在两个多世纪里，古代在各种政治挪用中既属于右派，也属于左派。
可近几十年来，它却明显开始向一边倾斜。这并不是因为某一方受教育程度更高。实际上，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正一天天退缩，古代史也越来越被忽视，而且这种情况在各个阵营都存在。但古代仍以一堆杂乱无章的词语和符号形式存续着，只是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指涉什么。
借古代之名，给政治主张镀上一层体面外衣。超级富豪、极端保守派人士皮埃尔－埃杜阿尔·斯特兰的经历说明，他显然比起字母，更擅长数字。他把自己的项目命名为“伯里克利”，并将其解释为“爱国者、扎根者、抵抗者、认同主义者、基督徒、自由派、欧洲人、主权主义者”的缩写，目的是支持极右翼上台。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大概不会在这样的纲领中认出自己。可这并不重要：这个名字的作用，是为所谓“政治智能公司”增添一层古老而体面的外衣，给它提供一份尊贵的信誉。同样，斯特兰把自己的家族控股公司命名为“奥提乌姆”，这是拉丁语，意思是“闲暇”；但一切都表明，这家公司恰恰建立在商业策略和生意往来之上，也就是与之相对的“内格奥提乌姆”。
极右翼喜欢古代，而古代并没有请它喜欢。里昂一些年轻认同主义者的据点之一，是名为“阿戈格”的健身房。这个希腊词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用来指斯巴达式教育。在该聚会场所被法令解散之前，那里开展过多种格斗运动，似乎泰拳课比法国踢腿术课更多：身份认同的热情，有时并不总知道自己该往哪条路走……
新法西斯小团体总爱借一层古代“标签”来装点门面。要是他们的行为一点也不可笑，本可以拿这些拉丁名称开开玩笑——有些甚至变格都没弄对，活脱脱是最廉价的营销手法：在昂热，是2021年被解散的阿尔瓦里乌姆，但后来又以另一个名字复活；在凡尔赛，是奥库托鲁姆；在桑利斯，是皮卡第之鹿；在马赛，是赫拉·马西利亚；在兰斯，是雷梅斯·帕特里亚姆……
所有这些对古代的挪用，都属于阿多诺所说的“媚俗”：那是一种由各种杂乱参照拼凑而成的混合体，因其深层的不真实而偏离初衷，并且往往呈现出威权色彩。
这里所做的，不过是把古代的碎片回收起来，转化成单纯的装饰图案：表面上看，似乎就拥有了过去的专属权，拥有了“根源”的垄断权。媚俗往往缺乏想象力。希腊和罗马古代理应被更好地认识和研究，而不是被改造成一堆失真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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