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7年的棉纺厂像个巨大的铁罐头，沉闷而燥热，沈秀芳就是那抹唯一的白，晃得人眼晕。
她白褂子下的肚子悄悄隆起时，林海正盘算着提拔保卫科副科长的事。
谁也没想到，她纤细的手指往林海身上一戳，就把他戳出了家门，一走就是十二年。
等林海开着大奔驰重回故地，想看看这个毁了他半辈子的女人怎么烂在泥里时，沈秀芳却拉出一个女孩说：“你看，你亲爹回来了。”
那一年的风里总带着一股子棉絮的味道，吸进嗓子里又干又痒。
林海那时候二十三岁，穿着一身烫得笔挺的保卫科制服，腰里的钥匙串碰撞出清脆的响声。
他是厂里的红人，老父亲是车间主任，他在保卫科又管着治安，走路带风。
沈秀芳在厂医务室待着。医务室那扇漆成白色的木门总是半掩着，里头飘出红药水和苏打水的混合气味。
林海去医务室领过两次清凉油，每次进去，沈秀芳都坐在那张漆皮剥落的办公桌后头，低着头摆弄药瓶子。
她不怎么说话，头发总是用一根蓝色的塑料发卡别着，露出一段白得发青的脖颈。
厂里的男青年背地里都叫她“沈仙女”。大家路过医务室都要抻着脖子往里瞅一眼。林海也瞅过，但他觉得沈秀芳太清冷，像是一块捂不热的冰。
八月的一个下午，太阳把厂区的柏油路晒得软绵绵的。林海正在保卫科核对晚上的值班表，科长王大脑袋突然推门进来，脸色阴得像要下雷阵雨。
王大脑袋往椅子上一坐，烟也不点，盯着林海看了半晌，问，“林海，你最近跟沈秀芳走得挺近？”
林海愣了一下，说，“哪儿的话，就领过两次清凉油。”
王大脑袋冷笑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块表，“咣当”一声扔在桌上。那是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表带上有一道细长的划痕，是林海去年过生日时老父亲送的。
林海心头一跳，手往手腕上一摸，空落落的。他记得中午洗澡的时候顺手搁在换衣间了，出来就给忘了。
“这是我的表。”林海去拿。
王大脑袋一把按住，说，“这是沈秀芳交到厂办的。她说你在医务室后面的杂物间落下的。她还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林海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当头抡了一大榔头。
厂里的礼堂很大，水泥地皮泛着一股潮气。林海站在台上，四周是几千双眼睛，那些眼睛像针一样，细密地扎在他身上。
沈秀芳坐在台下的第一排。她缩在那身松松垮垮的白褂子里，头埋得很低。她的肚子其实还没怎么显怀，但所有人看她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熟透了的烂桃子。
厂里的副书记拍着桌子问，“林海，你自己交代，几月份的事？”
林海扯着脖子喊，“我交代个屁！我压根没碰过她！那表是我在澡堂子丢的，谁知道怎么跑她手里去了！”
底下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吹口哨，有人小声骂着。
书记转头看沈秀芳，声音放缓了些，“沈秀芳同志，你不要怕，组织给你撑腰。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不是他？”
沈秀芳慢慢站起来。她的动作很迟缓，像是个木头人。她转过身，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她没有哭，只是抬起右手，食指坚定地指向林海。
“是林海。”沈秀芳的声音很轻，但在扩音器里被放大得震耳欲聋。
她接着说，“六月三号晚上，在医务室后头。他喝了酒，拉着我不撒手。这表是他硬塞给我的，说以后肯定娶我。”
林海疯了似的想冲下台去，被两个保卫科的壮汉死死按住。他破口大骂，“沈秀芳你这个疯婆子！你为什么要害我！老子什么时候去过医务室后头！”
沈秀芳不说话了，重新低下头。
那一晚，林海被关在了厂里的禁闭室。第二天，开除厂籍、撤销职务的红头文件就贴在了厂大门的布告栏上。紧接着，邻居们的唾沫星子淹没了林家。
老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他坐在堂屋里，一根接一根抽着旱烟，最后把烟杆往桌上一拍，指着林海的鼻子说，“滚，林家没你这种败坏门风的东西。”
林海走的那天，天阴沉得厉害。他背着个帆布包，在厂门口遇见了沈秀芳。她正拎着一暖瓶开水往医务室走。
林海拦住她，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说，“沈秀芳，你把话说清楚，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整我？”
沈秀芳停下脚，看着脚尖。她说，“林海，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林海啐了一口，说，“行，你狠。你给我等着，我这辈子要是翻不了身，我死在外头。我要是翻了身，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你怎么遭报应。”
沈秀芳没抬头，拎着暖瓶错身走开了。
林海去了深圳。
那是个连空气都带着铁锈和金钱味道的地方。他在工地上搬过砖，在码头扛过大包。最穷的时候，他睡在桥洞子底下，跟流浪汉抢一个发霉的面包。
每当他快撑不下去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沈秀芳指着他的那个动作。那个手指头就像一把钢钎，时刻捅着他的脊梁骨。
他在一家装修公司当小工，因为肯拼命，又懂点保卫科那一套管理手段，很快就被老板看中。九十年代初，装修市场疯了似的涨，他带着一帮老乡出来单干。
他开始穿西装，抽软中华，出入高档酒楼。他的脸晒黑了，眼神变得像鹰一样锐利。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学会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学会在商场上尔虞我诈。
十二年里，他没回过一次家。老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带着人在工地上抢工期。他在深圳的街头烧了一整晚的纸，对着北方磕了三个头。
1999年，他已经是身家千万的老板了。他在深圳有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坐着新款的奔驰W140，走到哪儿别人都得喊一声林总。
这时候，家乡的招商引资团队找到了他。
带队的是当年的王大脑袋，现在的王局长。
王局长拉着林海的手，笑得满脸褶子，说，“林总啊，家乡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来带头投资啊。当年的事，那是误会，大家心里都有数，那时候环境特殊嘛。”
林海看着王局长那张谄媚的脸，心里冷笑。他弹了弹烟灰，说，“行，我回去看看。”
他心里想的是：“沈秀芳，你还活着吗？”
奔驰车在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
县城还是那么小，只是多了些灰扑扑的楼房。当年的棉纺厂已经倒闭了，厂区大门上生满了红锈，半边围墙倒塌了，露出里面荒芜的草坪。
林海穿着黑色皮大衣，戴着墨镜。他没去参加县里准备的欢迎宴会，而是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当年棉纺厂的家属院。
家属院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皮脱落得厉害，像个垂死的老人。那排红砖平房已经成了危房，墙皮大块大块地掉。
林海下了车，黑亮的皮鞋踩在满是煤渣的地上。
他在这儿绕了几圈，没见到沈秀芳。路边的老头老太太瞅着这辆大奔驰，眼神里全是敬畏。
他拉住一个正从井边挑水的老头，问，“老人家，以前医务室的沈秀芳住哪儿？”
老头眯着眼看了他半天，说，“沈秀芳啊，你是说那个修鞋的？”
林海心里抽动了一下。“修鞋的？”
老头指了指远处的街角，说，“在那儿呢，棉纺厂倒了后，她没地儿去，在那儿摆个摊子。”
林海顺着老头的手指看过去。
在转角处，有个用油条框和塑料布搭起来的小棚子。棚子外头挂着几只烂鞋，旁边立着个破木板，上面用粉笔写着：缝补、修鞋。
林海迈着大步走过去。
风很大，卷起地上的废纸片，在空中打着旋儿。
他走近了，看见一个女人背对着他，坐在一张矮凳上。
她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棉袄，领子上一圈劣质兔毛已经黑得看不出颜色。她正弓着腰，手里拿着个修鞋的铁锥子，费力地钻着一只厚底胶鞋。
林海站在她身后，挡住了那点微弱的夕阳。
女人察觉到阴影，没抬头，沙哑着嗓子说，“修鞋在那边排着。”
林海没说话。
女人等了片刻，不耐烦地抬起头。
她的脸干枯得像一张橘子皮，眼角全是细细密密的皱纹。那双曾经让全厂男青年着迷的大眼睛，此刻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尘土。
沈秀芳愣住了。
她手里的铁锥子滑到了地上，扎在泥里。
林海摘掉墨镜，露出一张充满压迫感的脸。他冷冷地看着她，嘴角带着一丝残忍的笑意。
“沈秀芳，好久不见。”林海说。
沈秀芳的嘴唇哆嗦着，她想站起来，但腿脚似乎不听使唤。她往后缩了缩，差点翻下矮凳。
林海看了看她身边那个破烂的摊子，又看了看她满是老茧和黑油的手。
他说，“沈医生，当年的上海牌手表呢？怎么不戴了？”
沈秀芳盯着林海，眼神里先是惊恐，然后是茫然，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
她低下头，去捡地上的铁锥子。
“你发财了。”她说，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树叶。
林海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他说，“是啊，托你的福，我没死在外头。我这十二年，每天都想回来谢谢你。你看看你现在，修鞋？这就叫报应。”
沈秀芳没理会他的嘲讽。她重新拿起那只胶鞋，慢腾腾地拉着线。
林海最看不得她这副死样子。当年在礼堂她就是这样，一言不发就把他毁了。现在她还是这样。
他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鞋，扔得老远。
“你说话！”林海低吼道，“为什么要害我？那个男人是谁？”
沈秀芳还是没说话。
这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不远处的巷子里传来。
“妈！我回来了！”
一个背着旧书包的女孩跑了过来。
女孩大约十一二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扎着简单的马尾辫。她长得很瘦小，但眉眼间透着一股子机灵和倔强。
她跑到摊位前，看到林海，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下意识地护在沈秀芳面前。
“你是谁？不许欺负我妈！”女孩瞪着林海，那眼神像是一只护食的小兽。
林海眯起眼睛打量着这个女孩。
女孩的眼睛长得极像沈秀芳，但鼻子和嘴巴却很陌生。他迅速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
1987年。1999年。
整整十二年。
这女孩正好十二岁。
林海的心里像是有把火在烧。他指着女孩，对沈秀芳说，“这就是当年那个孽种？”
沈秀芳猛地抬起头，眼神变得尖锐起来。她说，“林海，你说话放干净点。”
林海哈哈大笑，指着自己的脸说，“放干净点？你当年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干净点？这孩子就是你当年诬陷我的证据！你看看她，长得跟我有一丁点儿像吗？”
女孩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她能感觉到这个穿黑皮衣的男人带带来的敌意。她死死抓着沈秀芳的衣角。
沈秀芳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她把女孩拉到身前，手搭在女孩的肩膀上。
她的眼神在那一刻变得非常奇怪。她直勾勾地盯着林海，那目光里不再有畏惧，而是一种让林海感到脊背发凉的狂热。
沈秀芳低下头，凑在女孩耳边，声音不高，却极其清晰。
“小丫，别忙了，抬头看清楚，这就是你那个‘亲爹’，他真的回来了。”
女孩整个人僵住了。
林海也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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