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八九年，从河南去广州的绿皮火车上，一个女人把一个还在襁褓里的男婴塞进我怀里，转头消失在人潮中。
为了养活他，我放弃了去南方闯荡的梦，在城郊的废品站捡了二十年垃圾。
二十年后，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以为苦日子终于到了头。
可就在他离家那天，十辆黑得发亮的豪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我那堆满破烂的院子外。
车门打开，看清下来的人，我手里的旧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01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大蒸笼。
我，陈东海，二十二岁，揣着爹妈给凑的四百块钱，挤上了那趟从郑州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人挨着人，汗味、烟味、泡面的味道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我抢了个靠窗的硬座，把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卷被褥的帆布包死死抱在怀里，心里盘算着到了广州，是去电子厂，还是去码头。
“哐当……哐当……”
火车开了七八个小时，天都黑了，我旁边座位的女人才抱着孩子回来。她很年轻，看着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的确良的碎花衬衫，在全是灰扑扑蓝布衫的车厢里，很显眼。
她一路上话很少，孩子一哭就赶紧解开衣扣喂奶，喂完了就抱着，眼睛望着窗外一动不动。那孩子很小，裹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里，脸蛋白白净净的，不哭不闹的时候，像个瓷娃娃。
半夜，车厢里大部分人都睡着了，脑袋歪七竖八地靠着。我睡不着，心里有事，像揣着一团火。
女人忽然动了动。
她把怀里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我的腿上。
我一下就醒透了，身子都僵了。孩子很轻，身上有股奶香味，热乎乎的。
“大兄弟，”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哭腔，在“哐当哐当”的背景音里几乎听不见，“帮我……抱一下，就一下。我去趟厕所，人太多，挤不过去。”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点了点头。
她对我笑了笑，那笑比哭还难看。她站起来，弯着腰，在过道里那些横七竖八的腿脚之间，一步一步往车厢连接处挪。
我抱着孩子，一动不敢动。孩子在我怀里睡得很沉，小嘴砸吧了两下。我低头看着他，心里头一次感觉这么……软。
我等了很久。
等到厕所那边的人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拨。
等到乘务员推着小车卖茶叶蛋和汽水，从我身边挤过去又挤回来。
等到车厢里有人醒了，开始新一轮的抽烟、聊天、嗑瓜子。
那个女人，再也没回来。
火车在一个叫株洲的小站停了二十分钟。我抱着孩子，伸长了脖子往窗外看，心急得像被火烧。站台上人来人往，就是没有那张熟悉的脸。
我急了，想找乘务员，可我一动，怀里的孩子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声又响又亮，把周围睡觉的人都吵醒了。
“哎，干啥呢！让不让人睡了！”
“谁家孩子啊，管管！”
我手忙脚乱地哄着，学着那女人的样子轻轻拍他的背。可没用，他哭得更凶了，小脸涨得通红。
一个大婶看不下去了，凑过来说：“小伙子，孩子饿了吧？你媳妇呢？”
我嘴唇发干，说不出话。
火车又“哐当哐当”地开动了。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站台，心一点点沉下去。
她跑了。
她把孩子扔给我，自己跑了。
我低头看着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婴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02
两天后，火车终于到了广州。
我背着自己的大包，怀里抱着个孩子，茫然地站在广州站的广场上。人潮像洪水一样从我身边涌过，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说着我听不懂的白话。
我身上只剩下三百二十块钱。火车上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花了不少。那会儿还没有一次性的尿布，都是布的，我拜托一个带孩子的大姐，分了我几块。
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找了个墙角蹲下，从包里掏出最后一个干馍，硬得硌牙。我啃了一口，看着广场上挂着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大横幅，第一次感到害怕。
我抱着孩子去了派出所。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公安同志接待了我，听我结结巴巴地讲完，他皱着眉头，在本子上记着。
“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东海。”
“我问那女的！”
“我不知道。她没说。”
“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口音是哪里的？”
“二十出多点……穿着碎花衬衫……口音，听着像……像南边儿的，但具体是哪儿，我说不上来。”
公安同志叹了口气，把笔放下了：“小伙子，这事儿不好办啊。每天南来北往这么多人，你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一张照片也没有，跟大海捞针一样。”
他看了看我怀里的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不知道。”
“要不，送福利院吧。”他提议，“你一个大小伙子，自己都顾不住，怎么带个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送福利院。
我低头看着孩子那张熟睡的脸，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刷子。这两天，他一醒就哭，一哭我就慌，喂奶、换尿布，我笨手笨脚，没一件事做得好。可他只要一睡着，或者在我怀里不哭了，我这心里头，就涨得满满的。
“同志，”我抬头，声音有点哑，“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公安同志摇摇头：“就是那块包着他的布，我们看了，就是普通的棉布，什么记号都没有。”
我沉默了。
从派出所出来，天都快黑了。我抱着孩子，在陌生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走。高楼的霓虹灯一闪一闪，晃得我眼晕。
我走到一个天桥底下，找了个避风的角落坐下。
孩子又醒了，饿得直哭。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奶瓶和奶粉，跑到附近的小卖部，跟老板好说歹说，讨了点热水。
冲好奶，我试了试温度，塞进他嘴里。他立刻就不哭了，抱着奶瓶，大口大口地吸着。
我看着他，心里那个“送福利院”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送走他，我就可以去找活干，去电子厂，去码头，挣大钱，然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我来广州，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可……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软软的，热乎乎的。
他吃饱了，打了个嗝，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忽然咧开没牙的嘴，笑了。
就那一下。
我心里那点犹豫，那点盘算，全都没了。
“算了，”我对自己说，“一个也是活，两个也是过。我陈东海，还养不活一个吃奶的娃？”
那天晚上，我就在天桥底下睡的。我把自己的被子铺开，把孩子裹在最里层，自己只盖了件褂子。广州的夜里还是有点凉，我整晚没睡踏实，时不时就伸手探探他热不热，呼吸匀不匀。
03
在广州的头一个月，我过得像个叫花子。
我不敢去住便宜的旅社，怕人多眼杂，对孩子不好。白天，我就抱着他，在城里到处转，找活干。
可谁会要一个抱着奶娃的工人？
工地的包工头一看我这架势，头摇得像拨浪鼓：“兄弟，你这……我这儿是干活的，不是托儿所。”
饭店老板更直接：“后厨忙得要死，你这孩子一哭，菜里不得掉眼泪？”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眼看就要见底了。我开始捡路边的汽水瓶子，卖给废品站，一个几分钱，一天下来，也就挣个馒头钱。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
那天我照常去一个废品站卖瓶子，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姓王，别人都叫他老王。他正戴着老花镜，用个小秤称废铜，见我来了，眼皮都没抬。
“又是你啊，小伙子。今天捡了几个？”
“十三个。”
“行，一块三。”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毛票，数给我。
我接过钱，正要走，他忽然开口了：“你这孩子，是你自己的？”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摘下眼镜，打量了我几眼：“不像。你看着还是个半大孩子。”
他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婴儿身上，孩子正睡着，大概是闻到废品站的酸臭味，皱了皱小鼻子。
“爹妈呢？媳妇呢？”老王问。
“……没了。”我撒了谎。
老王沉默了。他抽了口烟，烟雾缭绕。
“你这么天天抱着他捡瓶子，也不是个事儿。”他说，“孩子跟着你遭罪。”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这儿，”他朝废品站里头指了指，“缺个分拣的。就是把收来的破烂，纸归纸，铁归铁，塑料归塑料。活儿脏，也累，但管饭，每个月……给你八十块钱。”
我眼睛一下就亮了。
“真的？王大爷，我干！”
“别急着谢。”老王摆摆手，“我这儿条件差。住的地方，只有那头一间铁皮搭的小棚子，夏天热死，冬天冻死。”
他指了指废品站最里头，那儿确实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棚，旁边堆着山一样的旧报纸和烂木头。
“我不怕苦！”我急忙说，“只要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就行！”
老王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行吧。看你也不像个坏人。不过说好了，孩子要是哭闹，影响我做生意，我可立马赶你走。”
“保证不会！”
就这样，我在废品站安顿了下来。
那个铁皮棚子，夏天像蒸笼，我得不停地往地上泼水降温。冬天四处漏风，我把所有能找到的破布、旧报纸都塞进缝里。
但我总算有了一个“家”。
我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陈乐。我希望他这辈子，能快快乐乐的。
白天，我把他放在一个大纸箱里，铺上我的旧衣服，纸箱就搁在我干活旁边。我一边分拣那些散发着各种怪味的垃圾，一边看着他。
他很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了，我就给他冲奶粉。废品站里的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和拾荒的，他们看我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娃，都觉得新鲜。
有个收废纸的大婶，家里孩子多，看我可怜，时常送我几件她家孩子穿小的旧衣服。
“小陈，给娃穿吧，别嫌弃。”
“谢谢李大姐，不嫌弃，不嫌弃。”
老王嘴上厉害，但心不坏。他看我奶粉钱紧张，有时会从工钱里提前预支给我。他总说：“赶紧攒点钱，回老家去。广州这地方，不是你这么个活法。”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回不去了。我爹妈要知道我没去挣大钱，反倒领回来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孩子，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陈乐在我堆满垃圾的“家”里，一点点长大。他会笑了，会爬了，会含含糊糊地叫“大大”了。
每次听到他叫我，我心里那点苦，那点累，就全都没了。
04
一晃五年过去。
陈乐五岁了，长得虎头虎脑，整天在废品站里跑来跑去，把一堆烂铜烂铁当玩具。他很聪明，老王教他数数，他一天就学会了。
我的日子还是老样子，每天跟垃圾打交道，身上总有股洗不掉的酸味。工钱从八十涨到了一百五，但广州的物价也涨了，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
我开始晚上偷偷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去更远的地方捡破烂。运气好的时候，能从一些工厂的垃圾堆里，翻出些值钱的边角料。
这五年，我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陈乐身上。给他买奶粉，买麦乳精，买小人书。过年的时候，看别家孩子有新衣服穿，我咬咬牙，也去集市上给他扯了块红布，请邻居李大姐给他做了身新衣裳。
他穿上新衣服那天，在废品站里跑来跑去，高兴得像只小鸟。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直到陈乐生了那场大病。
那天晚上，他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小脸烧得通红，还一个劲儿地抽搐。
我吓坏了，抱着他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跑。
医生检查完，脸色很凝重：“急性肺炎，很严重，要马上住院。”
“住！马上住！”
“先去交五百块押金。”
五百块。
我当时全身的家当，加起来还不到五十块。
我冲回废品站，把老王从床上拉起来：“王大爷，求你，借我五百块钱！乐乐他……他快不行了！”
老王睡眼惺忪，听我讲完，皱起了眉：“小陈，不是我不借。我这小本生意，哪有那么多现钱？”
他翻箱倒柜，最后只找出一百二十多块。
“都给你。”他说，“你再去跟李大姐他们凑凑看。”
我拿着钱，一家家地敲门。李大姐给了我三十，收塑料瓶的张瘸子给了我二十……天亮的时候，我才凑了两百块。
还差三百。
我站在卫生院的走廊里，听着病房里传来陈乐微弱的哭声，心像被刀子剜一样。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我从帆布包的最底层，掏出一个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东西。
那是我爹在我出门前，塞给我的。一块上海牌的手表。我爹说，这是他结婚时买的，让我到广州，实在撑不下去了，就把它当了。
我跑到镇上唯一一家当铺。老板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说：“表是好表，可惜旧了。最多……给你二百五。”
“三百！老板，我儿子等着救命！”我几乎是跪下了。
老板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行吧，三百就三百。”
我拿着凑齐的钱，冲回医院，交了押金。
陈乐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我没合过眼。白天我继续去废品站干活，晚上就守在病床前。我看着他小小的身体上插着针管，打着点滴，心疼得直哆嗦。
我一遍遍地跟老天爷说，求求你，别把他带走。我陈东海这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他。
也许是老天爷听见了。一个星期后，陈乐退了烧，能吃东西了。
出院那天，我背着他，走在回废品站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
“爸，”他趴在我背上，小声说，“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瞎说。我儿子长命百岁。”我吸了吸鼻子，说，“以后，你想要什么，爸都给你买。”
“我不要什么。”他把脸贴在我背上，“我只要爸爸。”
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孩子，已经成了我命里的一部分。割不掉了。
05
陈乐七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纪。
我用攒了好几年的钱，在镇上的小学给他报了名。我求了校长好几次，说尽了好话，才让他收下这个没有户口、来历不明的孩子。
开学那天，我把他送到学校门口。他穿着李大姐给改的旧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他背着我用帆布给他缝的新书包，站在一群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中间，有点怯生生的。
“爸，他们都看我。”
“别怕。”我蹲下来，给他整了整衣领，“你是去学本事的，不是去跟他们比谁穿得好的。把书读好了，比什么都强。”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校门。
陈乐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每次领回奖状，他都第一时间拿给我看。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会把他的奖状，一张一张，整整齐齐地贴在铁皮棚的墙上。那面斑驳的墙，成了我最骄傲的背景。
但有些事情，不是成绩好就能解决的。
陈乐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我特意跟老王请了半天假，换上我最好的一件衬衫，那还是我来广州前买的，领口都磨破了。
教室里坐满了家长，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我一个男的，孤零零地坐在角落。
班主任是个很年轻的女老师，姓刘。她表扬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第一个就提到了陈乐。
“陈乐同学这学期进步很大，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第一名。这离不开家长的支持。”
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会议结束后，刘老师把我单独留了下来。
“陈乐爸爸，”她给我倒了杯水，语气很委婉，“有件事，我想跟您沟通一下。”
“刘老师您说。”
“是这样……陈乐这孩子，很聪明，也很懂事。但是……他性格有点内向，不爱跟同学说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们老师也观察了，”刘老师继续说，“班里有些调皮的男孩子，会……会拿他没有妈妈的事情开玩笑。”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
“我们也批评教育过那些孩子了。”刘大婶说，“但您也知道，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源还是在家庭。”
她看了我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陈乐的妈妈……是一直不在吗？”
我喉咙发干，点了点头。
“那您……有没有想过，再给孩子找一个？”她轻声说，“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真的很重要。他现在这个年纪，特别需要母爱。”
我坐在那张小小的学生椅上，感觉浑身都在发冷。
刘老师是好意，我都知道。可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上。
我能说什么？
我说陈乐的妈，是在火车上把他扔给我的一个陌生人？我说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我这些年，又当爹又当妈，起早贪黑捡破烂，就是为了让他能吃饱穿暖，能有学上？
我说不出口。
“谢谢你，刘老师。”我站起身，声音沙哑，“我会……我会注意的。”
从学校出来，天正下着小雨。我没打伞，一个人在雨里走了很久。
我第一次，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生出了一股恨意。
你把他生下来，为什么不养他？你把他扔给我，为什么不留下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你的“一走了之”，给我和这个孩子，带来了多少难？
06
那天晚上，我回到废品站，陈乐已经自己做好了作业，正在灯下看小人书。
那盏灯，是我用一个旧台灯和捡来的电线自己接的，光线昏黄。
“爸，你回来了。”他看到我，高兴地站起来。
我看着他那张酷似我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乐乐，”我坐到他身边，“今天……在学校，有人欺负你吗？”
他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躲闪：“没有啊。”
“说实话。”
他低下头，玩着自己的手指，不说话。
“他们说你什么了？”我追问。
“……他们说，我是野孩子，是捡来的。”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带着哭腔，“他们说，我爸是捡破烂的，我没有妈。”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揪住，疼得喘不过气。
我把他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他的小身子在我怀里一抽一抽的。
“乐乐，别听他们的。”我说，“你有爸爸。爸爸就是捡破烂的，但爸爸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养活你，不丢人。”
“可是……我妈妈呢？”他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爸，我妈妈到底在哪儿？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这个问题，这些年，他问过很多次。
我一直都骗他，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等挣够了钱就回来看我们。
可今天，看着他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我撒不了谎了。
我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终于开口，声音艰涩，“爸……不知道你妈妈在哪儿。”
他愣住了，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她不是不要我们。”我努力解释，“她……她是有苦衷的。她把你交给我的时候，哭了。她肯定是不想的。”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他追问，“都这么多年了！”
我答不上来。
是啊，为什么？就算有天大的苦衷，二十年了，也该有个信儿了吧？
那晚，我们父子俩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你就是个骗子！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他哭着冲我喊。
“我不是！”
“你就是！他们说得对，我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他喊完，推开我，跑出了铁皮棚。
我追出去，他已经跑进了那堆积如山的废品里，不见了踪影。
我在废品站里找了他半个晚上，嗓子都喊哑了。
最后，我在一个废弃的旧冰箱里找到了他。他抱着膝盖，缩在里面，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
我把他抱出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重了。
我把他抱回棚子，给他盖好被子。看着他熟睡的脸，我坐在床边，抽了一晚上的烟。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得去找。
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也得为儿子，为自己，去找一个答案。
07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所有关于“寻人”的消息。
报纸上的寻人启事，电视里的寻亲节目，我一个不落。我还托一些回河南老家的老乡，帮我打听，二十年前，有没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突然失踪了。
我还去了好几次火车站派出所，想查当年的旅客记录。但年代太久远了，那时候的管理又乱，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
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了无痕迹。
时间一晃，陈乐上了高中。
他好像忘了那晚的争吵，再也没问过关于妈妈的事。他变得更沉默了，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知道，那个问题，他不是忘了，只是藏在了心里。那根刺，还在。
他越是这样，我心里的愧疚就越深。
高三那年，他学习特别刻苦，每天都学到半夜。我心疼他，每天晚上都给他煮个鸡蛋，或者冲一碗热牛奶。
他住校，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给我，然后就一头扎进书堆里。
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我看着他伏案苦读的背影，想跟他说几句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只能默默地把他的衣服洗干净，把他那双破了口的球鞋补好。
高考前一个月，他周末回家。我看到他眼圈发黑，人也瘦了一圈。
“乐乐，别太拼了，身体要紧。”我说。
他没抬头，一边翻着书，一边说：“爸，我想考去北京。”
“北京？那么远？”
“嗯。”他说，“我想离开这里。”
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他想离开这个废品站，离开这个让他抬不起头的出身。
“好。”我说，“你考得上，爸砸锅卖铁也供你。”
高考那天，我骑着收废品那辆破旧的三轮车，送他去考场。
到了校门口，他从车上跳下来，头也不回地就往里走。
“乐乐！”我叫住他。
他停下脚步，转过头。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递给他。
“爸给你煮了两个茶叶蛋，饿了垫垫肚子。”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包茶叶蛋，眼圈忽然就红了。
“爸，”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蛋，声音有些哽咽，“等我考完了，我帮你一起捡破-烂。”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瞎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考试。考个好大学，以后坐办公室，当大老板，再也不用闻这股味儿了。”
他没说话，对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考场。
我看着他的背影，挺得笔直，忽然觉得，我这二十年的苦，都值了。
08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比陈乐还紧张。
查分要用电脑，废品站里没有。我带着他，去了镇上唯一一家网吧。
网吧里乌烟瘴气，全是打游戏的年轻人。
陈乐在键盘上输入准考证号，手都在抖。我站在他身后，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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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数字跳了出来。
总分：688。
我看不懂这个分数是好是坏，只看到陈乐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爸！”他猛地回头，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都在颤抖，“我……我过了！我过一本线了！”
周围打游戏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到废品站，老王和李大姐他们都围了过来。
“考了多少？”
“688！”
“我的天！状元啊！”
那天，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在镇上的小饭馆摆了一桌。我请了老王，请了李大姐，请了这些年所有帮过我们父子的人。
我喝了很多酒，二十年来，第一次喝醉。
我拉着陈乐的手，一遍遍地说：“我儿子，有出息了……”
录取通知书来得很快。
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建筑系。
我拿着那张烫金的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手都在抖。
陈乐要离开我去北京了。我心里，既高兴，又舍不得。
开学前的那个夏天，他哪儿也没去，就待在废品站。他不再整天看书了，而是跟着我一起，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收破烂。
他长高了，也壮了，力气比我还大。他一个人就能把一台旧冰箱扛上车。
“爸，以后我放假了，就回来帮你。”他说。
“不用。”我擦了把汗，“你在学校好好学本事。以后，把爸接到北京去享福。”
他嘿嘿地笑，露出一口白牙。
阳光下，他的笑容，干净又灿烂。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挺好。
九月一日，开学那天。
我早上四点就起来了，给陈乐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件旧衣服，还有我给他新买的一床被褥。
我把攒了好几年的三千块钱，塞进一个信封，放进他书包的夹层里。
“到了学校，别省着。该吃的吃，该穿的穿。钱不够了，就跟爸说。”
“知道了，爸。”他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个子已经比我高了半个头。
“爸，我走了。”他站在院子门口，对我挥挥手。
“去吧。”我靠在门框上，想笑，可眼角发酸，“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
他点点头，转过身，大步朝巷子口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二十年的相依为命，他这一走，这院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转身，准备去整理昨天收回来的旧报纸。
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从巷子口传了过来。
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像是好几辆车。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平时连辆小轿车都少见。
我好奇地探出头。
只见十辆黑得发亮的轿车，排着队，悄无声息地，开进了我们这条窄小的巷子。车子都一样，擦得锃亮，在早晨的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我这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这种车。
它们在我的废品站门口，依次停下，把本就不宽的巷子堵得严严实实。
周围的邻居都从屋里跑了出来，伸着脖子看，议论纷纷。
“这是谁家啊？这么大排场？”
“拍电影的吧？”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旧扳手都忘了放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最前头那辆车的车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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