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灵堂里香烟缭绕,哀乐低回。

我站在婆婆刘玉梅的遗像前,看着黑白照片里那张熟悉的脸——法令纹深深陷下去,嘴角习惯性地向下抿着,即使是在遗照里,也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严肃和挑剔。照片是前年拍的,那时她六十五岁,癌细胞还没在她的身体里安家落户。

亲戚们挤满了不大的客厅,女人们红着眼圈,男人们低头抽着烟。我丈夫周伟跪在灵前烧纸,火盆里的灰烬被风一吹,打着旋儿飘起来,落在他黑色的孝服上。

“宋佳,你怎么不哭啊?”

说话的是我大姑姐周红,她用手绢擦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眼睛却死死盯着我,“妈养了周伟这么多年,对你也不薄,人都走了,你连滴眼泪都舍不得掉?”

我没接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下午三点二十。追悼会四点开始,之后遗体送去火化,再之后,就是埋葬。这些程序我熟悉得很,就像熟悉婆婆这十年来教我的那些“规矩”。

“你看她那样!”周红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故意让周围亲戚都听见,“妈在世的时候,她就没给过好脸色,现在人走了,她倒清闲了!”

几个婶子朝我看过来,眼神里有探究,有鄙夷,也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易察觉的理解。在这条老街上,谁家婆媳没点儿故事?只是我家这出,演了整整十年,到今天该落幕了。

周伟回过头,他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低声说:“姐,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周红一下子炸了,“周伟,你是不是被这女人灌了迷魂汤了?妈怎么没的,你心里没数吗?要不是她——”

“我怎么?”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你说清楚,妈怎么没的?”

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连哀乐都显得格外刺耳。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和周红之间,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又回来了——就像过去十年里每一次家庭聚会,每一次婆媳冲突,我都是这样被放在众人的审视下,像个等待判决的犯人。

周红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她能说什么?说婆婆是胃癌晚期走的?说医生半年前就下了病危通知?说最后这半年是我辞职在医院陪床,端屎端尿,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说不出口,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可有些事,比事实更真实。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二叔公颤巍巍地站起来打圆场,“玉梅刚走,你们这样闹,让她怎么安生?”

我重新看向婆婆的遗像。照片里的她也看着我,那双眼睛我太熟悉了——十年前第一次见面,她就是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我,从头发丝看到脚后跟,然后淡淡地说:“个子矮了点,以后孩子恐怕长不高。”

那是我和周伟结婚前三天。我穿着一身新买的粉色连衣裙,手里拎着两盒燕窝,站在周家老房子昏暗的客厅里。周伟紧紧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妈,宋佳一米六呢,不算矮了。”周伟陪着笑。

“一米六?”婆婆从老花镜上方抬起眼睛,“我量过,顶多一米五八。女孩子家家,还虚报身高。”

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周伟在桌子底下轻轻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别说话。

“家里几口人啊?”婆婆放下手里的毛线活——她在给还没影的孙子织毛衣,大红色的,针脚细密。

“爸妈,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我老实回答。

“哦,还有个弟弟。”婆婆点点头,那语气让我心里一咯噔,“以后负担不轻啊。你爸妈做什么的?”

“我爸是小学老师,我妈在服装厂。”

“老师啊……”婆婆拖长了调子,“清贫了点。服装厂更不用说了,现在效益都不好。”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婆婆问了我家的房子面积,父母的退休金,弟弟的学费来源,甚至我大学时有没有谈过恋爱。周伟几次想打断,都被她用眼神制止了。

“小伟这孩子实诚,”最后她说,“我得替他多把把关。”

回去的路上,周伟一直跟我道歉:“我妈就那样,心是好的,就是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点头,没说话。天已经黑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周伟搂着我的肩,低声说:“以后咱们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会对你好的。”

那时我真信了。

信他会护着我,信爱情能战胜一切,信只要两个人一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多天真啊。

“宋佳,过来给妈磕头。”周红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按照老规矩,儿子儿媳要在遗体告别前磕三个头。周伟已经跪好了,抬头看我。

我没动。

“宋佳?”周伟的声音里带着恳求。

亲戚们的目光又聚集过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背上。灵堂里的空气粘稠得让人呼吸困难,香烛的味道混合着老旧房子里特有的霉味,一阵阵往鼻子里钻。

“我不跪。”我说。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但在死寂的灵堂里,像投入湖面的石头。

“你说什么?”周红尖叫起来。

“我说,我不跪。”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这十年,我跪得够多了。”

周伟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宋佳!你疯了吗?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让我心动的眼睛,如今布满红血丝,写满疲惫和——怨恨。是的,怨恨。他恨我在这个时候让他下不来台,恨我不肯演完这场戏,恨我把他妈最后的日子变成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拉锯战。

“你知道就给我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我没挣扎,任由他拽着我往灵前走。亲戚们自动让出一条路,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能听见二婶倒抽冷气的声音,能看见三姑皱紧的眉头,能感觉到那些目光——惊讶的,愤怒的,看热闹的。

“跪!”周伟按着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看着婆婆的遗像。她还在看着我,永远用那种挑剔的、审视的眼神。我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周伟的声音在颤抖。

“我笑我自己。”我说,“周伟,你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天吗?”

他的手松了一下。

“那天敬茶,妈不肯接我的茶,说茶凉了,让我重倒。我倒了三次,她嫌烫,嫌满,嫌茶叶放少了。最后是你爸打圆场,说吉时到了,别误了时辰。她才接了,没喝,放在一边。”

周伟的手彻底松开了。

“你还记得我坐月子的时候吗?”我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妈说要按老规矩,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七月的天,我浑身馊了,你跟我说忍忍。孩子半夜哭,她不让开灯,说开灯费电,让我摸黑喂奶。我乳腺炎发烧到三十九度,她说我娇气。”

灵堂里安静得能听见香灰掉落的声音。

“宋佳,别说了……”周伟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为什么不让我说?”我转过身,看着满屋的亲戚,“各位叔叔婶婶,姑姑阿姨,你们不是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哭不跪吗?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恨她。”我一字一句地说,“恨到骨子里,连表面情分都懒得维持了。”

周红冲过来要扇我耳光,被旁边的表哥拉住了。她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蹦。可我什么都听不见,只是看着周伟,看着这个我爱了十年,也一起煎熬了十年的男人。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大颗大颗的,砸在水泥地上。

“可是宋佳,”他哑着嗓子说,“她毕竟是我妈啊。她已经死了,死了你懂吗?再大的仇,人都死了,还不能算了吗?”

我摇摇头:“算不了。有些事,活着算不清,死了更算不清。”

追悼会的时间快到了,主持仪式的师傅在门口探头探脑。二叔公叹了口气,摆摆手:“让小伟一个人磕头吧。宋佳,你去外面待会儿。”

我转身往外走,没一个人拦我。

走出灵堂,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街坊邻居三三两两地聚在不远处,朝这边张望着,议论着。我点了根烟——这是婆婆去世后我学会的,她说女人抽烟不像话,所以我以前从来不抽。

现在她管不着了。

第一口烟吸进去,呛得我直咳嗽。可我还是固执地抽着,看着烟雾在阳光里慢慢散开。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我妈打来的。

“喂?”

“佳佳,那边……怎么样了?”我妈的声音小心翼翼。

“没怎么样。”我说,“我跟周红吵了一架,说不跪。”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妈叹了口气:“你这是何必呢?人都走了,做给活人看也就做做样子。你这样,以后街坊邻居怎么说你?”

“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妈,我装了十年,装够了。”

“那你跟小伟……”

“不知道。”我看着远处灰色的天空,“再说吧。”

挂断电话,我听见灵堂里传来司仪的声音:“追悼会现在开始——”

哀乐又响起来了,比刚才更大声。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这十年的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从婚礼上那杯凉了三次的茶,到月子里那间不能开灯的房间;从婆婆搬进我们新房的第一天,到她偷偷拿走我工资卡的那个下午;从我第一次流产时她说的“没福气”,到女儿出生时她嫌弃“是个丫头”……

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

“宋佳。”

我睁开眼,周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他眼睛通红,孝服上沾着纸灰。

“进去吧。”他说,“送妈最后一程。”

我没动。

“就算为了我,行吗?”他的声音哽咽了,“求你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嫁了十年的男人。他老了,鬓角有了白头发,眼角有了皱纹。这十年,他夹在我和他妈中间,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我恨过他懦弱,怨过他不作为,可到了这一刻,看着他眼里的乞求,我突然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就站在门口。”我终于说,“我不跪,不哭,就站着。”

他点点头,伸手想拉我,我避开了。

重新走进灵堂时,所有人的目光又聚集过来。司仪正在念悼词,说婆婆勤劳节俭,与人为善,相夫教子,是典型的中国好女人。

我差点又笑出来。

遗体告别环节,亲戚们排着队绕行。轮到我和周伟时,我站在棺材边,往里看了一眼。

婆婆躺在那里,化了妆,穿着她最体面的那件深紫色外套——那是我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她说颜色老气,一次没穿过。现在她穿着它,永远闭上了那双挑剔的眼睛。

周伟趴在棺材上哭得撕心裂肺。周红也哭,一边哭一边喊“妈你走得太早了”。

我没哭,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折磨了我十年,也被我折磨了十年的女人,现在终于安静了。

“妈,”我在心里说,“咱俩的账,下辈子再算。”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好像看见她的嘴角,似乎向上弯了一下。

司仪宣布盖棺。几个堂兄弟上前,沉重的棺盖缓缓合上,最后一丝光线从婆婆脸上消失。

“送灵——”

哭喊声更大了。周伟抱着遗像走在最前面,我跟在队伍最后。走出家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我和周伟的结婚照,照片里我穿着白纱,笑得一脸幸福。婆婆当时说挂结婚照晦气,要挂她绣的“家和万事兴”。我们吵了一架,最后照片挂上了,但她再也不进我们卧室。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方正的光斑。一切都和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时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送葬的车队缓缓开动,我坐在最后一辆车里。司机是周伟的表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好几眼,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我开口。

“表嫂,”他犹豫了一下,“其实我理解你。我老婆跟我妈也处不来,三天两头吵。不过……人都走了,你还是看开点。”

我没接话,转头看向窗外。

街道两边的梧桐树长出了新叶子,嫩绿嫩绿的。几个老太太坐在路边长椅上晒太阳,指指点点的,大概是在议论今天这场葬礼,议论我这个不孝的儿媳。

随便吧。

车子开进火葬场,手续,排队,等待。周伟一直抱着遗像,像抱着救命稻草。周红在跟工作人员吵架,嫌等待时间太长。

我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拿出手机。微信里有十几条未读消息,有同事问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有闺蜜问晚上要不要出来喝酒,有我妈发来的长语音,劝我想开点。

还有一条,是婆婆去世前一天发给我的。那时她已经不太清醒了,护工拿着她的手机,帮她打字。

“宋佳,我知道你恨我。”

短短七个字,我看了很久,没有回。

现在想来,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真心话。

“家属!刘玉梅的家属!”

工作人员在喊。周伟猛地站起来,怀里的遗像差点掉地上。

“在这里!”周红冲过去。

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看着周伟捧着骨灰盒出来,小小的一个,白色的,还烫手。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周红在旁边扶着他,哭得站不稳。

我迎上去,伸手想接骨灰盒。周红一把推开我:“你别碰!”

“周红!”周伟低吼。

“她凭什么碰?”周红哭喊着,“妈活着的时候她没尽过孝,现在装什么装?”

我看着周伟。他也看着我,眼神复杂。

最终,他没把骨灰盒递给我,只是低声说:“先上车吧。”

回程的路上,没人说话。骨灰盒放在周伟腿上,他用一块红布盖着,手一直搭在上面,像在安抚一个熟睡的孩子。

车子开回老街,远远就看见家门口搭起了棚子,摆上了流水席。按照规矩,送葬回来要吃“豆腐饭”,亲戚邻居都要来。

我下了车,没进棚子,直接往屋里走。

“宋佳,”周伟在身后叫我,“一会儿要敬酒……”

“我头疼,去躺会儿。”我没回头。

卧室还保持着早上离开时的样子,被子没叠,窗帘拉着。我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十年前搬进这个新房时,这条裂缝还没有。是我怀孕六个月时,楼上装修震出来的。我跟婆婆说想找楼上邻居理论,她白了我一眼:“一点裂缝而已,又塌不了。女人家怀了孕就娇气,我们那时候临产了还下地干活呢。”

那天晚上,我躲在卫生间哭了半个小时。周伟敲门,我没开。他在门外说:“妈就那样,你让让她。”

让让让,我让了十年。

从饮食习惯到穿衣打扮,从工作选择到教育孩子,我让了十年。

可有些东西,是让不来的。

比如尊重,比如界限,比如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最基本的尊严。

门外传来喧闹声,酒席开始了。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热热闹闹的,像在庆祝什么喜事。是啊,对有些人来说,老人的去世确实是一种解脱——解脱了照顾的责任,解脱了医药费的负担,甚至,解脱了多年的矛盾。

我坐起来,拉开床头柜抽屉。最里面有个铁盒子,装着这些年我写的东西——不是日记,是一些碎片式的记录。

“3月12日,妈又把我的口红扔了,说正经女人不涂这个。”

“6月7日,她当着邻居的面说我做的菜咸,不如她儿子前女友做得好吃。”

“9月3日,我升职加薪,她说女人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不顾家。”

“12月25日,我买了个包,她说我败家,哭了两个小时,说儿子白养了。”

一条条,一桩桩,琐碎得可笑,可就是这些琐碎,像水滴石穿,把我的心凿出了一个窟窿。

门外传来脚步声,停在卧室门口。钥匙转动,周伟推门进来,一身酒气。

“你怎么不去躺着?”他问。

“睡不着。”

他在床边坐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曾经修长好看的手,如今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这十年,他也在老。

“宋佳,”他开口,声音沙哑,“我们谈谈。”

“谈什么?”

“谈以后。”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妈走了,以后就咱俩……还有圆圆。”

圆圆是我们的女儿,今年八岁,今天请假没去上学,在我妈家。

“你想怎么过?”我问。

“好好过。”他说,抓住我的手,“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妈那个人,确实固执,脾气不好。可她毕竟是我妈,我能怎么办?现在她走了,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没抽回手,但也没回应。

“圆圆马上就要上三年级了,学习要紧。你工作也忙,以后我多顾家,做饭接送我都来。”他越说越快,像在背诵准备好的台词,“咱们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按你喜欢的风格。周末带圆圆出去玩,像别的家庭一样……”

“周伟。”我打断他。

他停下来,看着我。

“你记得我第二次怀孕吗?”我问。

他的脸色变了。

“记得。”他声音低下去。

“五年前,我怀了二胎。妈说去查查男女,是男孩就留下。我没同意,她就天天在家摔东西,指桑骂槐。”我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后来我自己去医院做产检,下楼梯时她打电话来骂我,说我翅膀硬了,不听她话了。我一分神,踩空了。”

周伟的手开始发抖。

“孩子没了,是个成形的男胎。”我继续说,“医生说我以后很难再怀了。从手术室出来,你妈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