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父亲是在那年腊月开始说胡话的。
起初我们以为是烧糊涂了，后来才发现，他说的那些话有个核心，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像一根刺扎在他意识最深的地方，怎么都拔不出来。
那个名字不是我妈，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追问了三天，父亲在病床上闭着眼睛，终于开口，说了一件他埋了四十年、没敢告诉任何人的事。
那一刻，我坐在病床边，看着他干裂的嘴唇一开一合，忽然觉得，我认识了四十年的那个父亲，其实我从来不认识。
我父亲叫顾长河，湖北人，1952年生，做了一辈子的中学语文老师，在小城里是那种走在街上会有人喊"顾老师好"的人。
他这个人，外表上是很体面的。
衬衫永远熨得平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慢条斯理，从不骂人，即便是我小时候闯了祸，他也只是在饭桌上放下筷子，很安静地说"顾明，这件事你做得不对"，那种安静比打骂更让我害怕。
我妈说，你爸这个人，骨子里是有讲究的，不是那种讲给别人看的讲究，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那种。
我那时候不太懂这句话，后来越来越懂，懂了之后又在某一天发现，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我妈自己也不知道的那层。
父亲生病是在他七十一岁，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大夫说能有六个月就不错了。我从上海赶回去，在老家那套两居室里陪着他和我妈，请了一个护工，白天轮流守着，夜里我妈睡里间，我打地铺睡外间。
起初他还清醒，能说话，能吃点东西，偶尔还要我把报纸念给他听。那段时间，我们父子说的话，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问我那个谈了两年的女朋友，我说在处着；他点点头，说处着好，别急，人对就行。
那是他一辈子说话最多的一段时间，像是知道时间不多了，把从前没说出口的都往外拿。
大约是入院后第三个月，他开始发烧，反反复复，退了又起，整个人越来越瘦，脸颊凹下去，颧骨突出来，眼睛却还是亮的，那种亮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像精神好，倒像是有什么事情压着，一直没能放下来。
说胡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夜里最严重，我守在床边，听他嘴里含含糊糊说话，说的大多是些零碎，有时候喊我妈的名字，有时候说什么"那年的事""不该那样"，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像是梦里的对话。
我没太在意，以为是药物反应，或者是病到这个程度，人的脑子开始翻旧账，什么陈年旧事都冒出来。
直到有一天傍晚，我妈出去买饭，病房里只有我和父亲，他忽然睁开眼睛，眼神比平时清楚，看着天花板，很清晰地说了两个字：
"春梅。"
我愣了一下，问他："爸，你说什么？"
他没有看我，还是看着天花板，又说了一遍："春梅。"
那个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叫人，是在念，像是压了很久很久，终于从某个地方漏出来一点点。
我问他春梅是谁，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
我妈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她，她想了想，说不认识，也许是他从前的学生？我说也许是，就没再深想。
但后来那个名字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白天也开始有了，有时候清醒着，他也会忽然停下来，嘴里轻轻念那两个字，念完，表情里有种东西，不是思念，是比思念更沉的东西，是那种压了很久之后、压到骨子里去的愧疚。
我认识我父亲七十一年，从没在他脸上见过那种表情。
他一辈子活得端正，在学校里是好老师，在家里是好父亲，在街坊里是好邻居，我从没见他做过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也没见他欠过谁的人情。
那个表情，不该是他的表情。
我开始追问。
第一次，他摇头，说没事，说胡话，别在意。第二次，他闭上眼睛，装睡。第三次，我坐在床边，很安静地说，爸，我不走，你不说我就一直坐着。
病房里很安静，窗外是冬天的天，灰白色，偶尔有风，把窗缝里的气流压进来，带着一点寒意。
父亲闭着眼睛躺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真的睡着了，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却很清楚：
"春梅是个女的，不是你妈，不是我学生。"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为接下来的话聚集力气。
"是我对不住的人。"
那句话落下来，病房里的空气好像凝了一下，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等他继续。
那件事，发生在1974年，他二十二岁，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
那时候他还不是老师，只是一个从武汉下乡的知青，在湖北一个叫瓦屋坪的村子里，跟当地的农民一起种地、修渠、住土坯房。条件很苦，但年轻人多，热闹，苦中也有些乐。
春梅是村里人，比他小两岁，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家里在村里算是有点地位的。她长得好，眼睛大，说话爽利，干起活来不比男人差，在那些知青里很是打眼。
父亲说，他那时候喜欢春梅，是真心喜欢，不是年轻人一时的冲动，是那种想着往后一起过日子的喜欢。他们在一起有将近一年，在田埂上说过话，在晒场上一起数过星星，他写过信给她，她让村里识字的老人念给她听，回信让人代笔。
那些信，他带在身上很多年，后来我妈翻东西翻到，他说是以前一个朋友的，就混了过去。
1975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在知青里传，虽然那时候还没正式公布，但风声已经有了，大家都开始私下复习，备着哪天政策一变，能抓住机会回城。
父亲开始复习，春梅知道，没有拦他，说你念书，我等你。
1976年，父亲要离开瓦屋坪，回城备考。那时候他和春梅之间，已经是全村都知道的事，他走的前一天，春梅在村口等他，问他走了还回不回来。
他说：回来。
他没有回来。
1977年高考恢复，他考上了，进了师范，毕业分配留在城里，后来认识了我妈，结婚，生了我，一步一步把自己在城里的日子过稳了。
那个"回来"，就那么搁在瓦屋坪的村口，再没有人去兑现过。
他说，起初他想过写信，写了几次，没有寄出去，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也因为心里其实明白，那个解释不管怎么写，都是一种推脱。后来时间长了，信也没再写，就当那段日子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封起来，不去想。
"但封得住一时，封不住一辈子。"他说，"人到了这个时候，什么都退了，就剩下那些封着的东西，退不掉，关不住，反而出来了。"
我坐在床边，听完，很久没有说话。
窗外的天暗下去，护工进来开了灯，病房里亮起一片白光。父亲闭着眼睛，呼吸比说话之前急促了一些，那些话大概把他仅剩的一点气力耗去了不少。
我想问他，春梅后来怎么样了，她有没有等过，等了多久，后来嫁了谁，过得好不好。
但看着他那张脸，我把那些问题都咽了回去。
他不知道。
这正是最要命的地方，他把那个人留在了那个村口，此后四十年，一次都没有去问过她后来怎样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他一辈子不知道，却也一辈子没有勇气去找。
我妈那几天都不在病房，说身体不舒服，在家歇着，实际上我知道，是她一个人扛不住，要找个地方喘口气。父亲生病这几个月，她比我憔悴得多，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青黑，说话声音都轻了。
我没有把父亲说的事告诉她，不是替父亲瞒着，是因为觉得，那件事跟她无关，那是父亲在二十二岁犯下的一个错，欠的是另一个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变成压在我妈身上的另一块石头。
但我自己心里，是有什么东西碎掉了的。
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拼了很多年的一张画，忽然发现画里有一块从来没见过的颜色，那块颜色不坏，但它在那里，让整张画都变了一个样子。
我认识的父亲，是那个衬衫熨得平整、说话慢条斯理、一辈子活得端正的人。
我不认识的父亲，是那个在1976年的村口说了"回来"，然后再没有回去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那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父亲把那件事说出来之后，话少了很多，但那个名字，偶尔还是会从他嘴里漏出来，像是说出来也没有彻底放下，那个重量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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