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46年，叶正大听到那架飞机坠毁的消息时，正在广州做木头模型。
电报上列着他家四个人的名字：父亲、母亲、五妹、弟弟。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天，然后拆掉了手上最大的那架模型飞机，决定造真的。
飞机为什么偏偏飞到了那座山上？这个疑问，他整整等了几十年。
01
1946年4月8日。
叶正大虚岁二十。
他在广州读高中，寄住在姨妈家。
小伙子话不多，手闲不住。他用白木薄片做飞机模型，做了七八架，大大小小排在窗台上。邻居家的小孩老跑来看。
最大的一架，翅膀展开有整条手臂那么长。砂纸打磨得溜光水滑，大头针做的螺旋桨，手指一拨，能转好一会儿。
母亲李秀文最喜欢这架。
她托人从香港先施公司买来图纸和进口薄木片，塞给儿子。
「正大，给你。做一架更大的。」
叶正大接过图纸翻了翻。
「妈，这个能飞很高。」
「等你爸回来，我们一家人坐真飞机去延安。」
叶正大没抬头，手里捏着木片比划。
「那我得赶紧做。做好了，到了延安给扬眉和阿九看看。」
扬眉是他五妹。阿九是最小的弟弟。
李秀文摸了摸儿子的头，没再说话。
那天下午，叶正大在屋外草地上试飞新模型。他拨动滑车，一尺多长的白木小飞机腾空而起，在低空打了两个回转。弟妹们拍手叫好。小妹妹叶剑眉跑上去，一把抢过落地的飞机。
叶正大在后面喊：「剑眉，你别弄坏了。等我再改一下，让它飞得更高。我们就能坐上它去见爸了。」
叶剑眉停下脚步，把飞机还给了哥哥。
几天后，电报来了。
4月8日下午，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名单里有四个名字：叶挺、李秀文、叶扬眉、叶阿九。
父亲。母亲。妹妹。弟弟。
叶正大拿着电报，对着窗台上那一排木头飞机坐了一整天。
姨妈敲门，他不应。
他把最大的那架模型从窗台上拿下来，放在桌上。一片一片，拆得干干净净。木片拢成一堆，推到桌角。
然后他翻开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物理课本。翻到的章节是：空气动力学基础。
就着台灯，一字一句往下看。
他已经决定了。他要造真的。
02
1947年春。
叶正大走了几个月才到延安。
他趟过河，踩着泥巴路走进这座黄土山城。
延安跟他想的不一样。没有高楼，没有工厂。延河两岸密密麻麻全是窑洞，山坡上光秃秃的，偶尔几棵枣树。
组织上安排朱德照顾他的生活。朱老总见了这个瘦高的年轻人，拍了拍他肩膀。
「你父亲的事，我们都很难过。到了延安就是回了家。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你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叶正大点点头，没多说话。
他在延安住下来，到处走走看看。他找到了延安最先进的工厂——一座火柴厂。木头棚子底下，几口大锅煮着木棍。女工们把煮好的木棍蘸上硫磺，晾干，一根一根装进纸盒。
他站在火柴厂门口，看了很久。
没有飞机制造厂。连一颗飞机螺丝钉都生产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躺在窑洞里，睁眼盯着黑乎乎的窑顶。脑子里来回转着一个念头：往返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全是美国空军的。他父亲坐的那架也是。四个亲人坐在一架外国人的飞机上，想回延安，永远到不了了。
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飞机。连天空都是别人的。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本子上记着他沿途打听到的消息。关于那次空难，报纸上只给了四个字：浓雾撞山。
四个字，就把四条人命交代了。
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闭上眼。
他要想办法去学造飞机。
03
1948年9月。
东北局执行了一个秘密计划，代号「4821」——选派二十一名年轻干部赴苏联留学。
叶正大在名单上。同去的还有他二弟叶正明、李鹏、邹家华、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还有一个叫任岳的姑娘，任弼时的侄女，在莫斯科大学学政治经济学。
他们先到伊万诺沃国际动力学院集中学习俄文和基础课程。第二年夏天，分赴苏联各大高校。
叶正大和弟弟叶正明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
报到那天，他站在主楼前面，仰头看门口铜牌上刻着的飞机。
他对弟弟说：「正明，我们学飞机制造。」
从那天起，叶正大白天上课，晚上泡实验室。
周末到学院实习工厂学操作机床——车床、铣床、刨床，一台一台弄通。
他把飞机结构图摊在宿舍桌上，一张一张描，描完再默画一遍。
同宿舍的谢绍明常跟他开玩笑：「叶老大，你这手是缝衣服的料，非当铁匠使。」
叶正大也不回应，继续画图。
「4821」的人都叫他「叶老大」。
他是叶挺的长子，年纪不大，但天生有一种让人服气的沉稳劲。
他不怎么谈家里的事。只有一次，喝了几口伏特加，他对谢绍明说了一句：「我爸出事那架飞机，是C-47。美国造的。升限六千米。」
谢绍明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升限？」
叶正大把酒盅放回桌上。
「我查了。」
谢绍明明白了，这个人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拼命学造飞机，心里惦记的，从来都不只是造飞机这件事。
04
1950年2月16日。莫斯科。中国农历大年三十。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春节联欢会。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来出席。傍晚六点多，使馆大厅里挤满了年轻人。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布拉吉，三五成群站在水晶吊灯底下，不时往门口张望。
七点整，毛泽东一行来了，他走到中央，扫了一圈这些年轻面孔，讲了几条：
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建设国家需要的专业技能。
第二，要艰苦奋斗，国家刚建立，还很穷。
第三，要锻炼身体，没有好体魄，学问再深也无法为祖国出力。
讲完，他开始逐个问学生们学什么专业。
问了一圈，走到叶正大面前。毛泽东看着这个年轻人。
「你是叶正大吧？」
「是。」
「学什么的？」
「飞机设计与制造。」
毛泽东笑了一下：「中国的起飞，就靠你们了。」
叶正大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双手递过去。
「主席，您能给我题个词吗？」
毛泽东接过本子，写了九个字：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
叶正大接过来。墨迹未干，他低头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那天晚上回去，他把题词那一页从本子上裁下来，装进牛皮纸信封，锁进宿舍桌子的抽屉。
画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翼型剖面。
第二天早上，谢绍明推门进来，看见他还趴在桌上。坐标纸上密密麻麻全是铅笔线条。
「你一宿没睡？」
叶正大揉了揉眼睛，指着图纸右上角一个反复修改过的曲线弧面。
「这个角度，升阻比还能再提。」
这是他拿到那九个字之后的第一个通宵。
05
1952年8月。
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重头戏是与苏方谈判「156项」援华重大建设项目。钢铁、电力、机械、航空，全在其中。
谈判桌上气氛不轻松。苏方的技术资料堆成小山，每一项条款都反复拉锯。几天下来，代表团的随行翻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工业制造和飞机制造领域的专业术语太多，一个词翻不准，整条条款的理解就出偏差。
周恩来回了使馆，召集临时会议。有人提议：可以让叶正大来试试。莫斯科航空学院那个留学生，叶挺家的老大，专业底子扎实，俄语也过关。
周恩来想了想，点头：「叫他来。」
当天晚上，叶正大被人从学院实习车间里拽出来。他穿着沾满机油的工作服，手上还拿着一把游标卡尺，直接被送到代表团驻地。
周恩来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他。
「听说你是学飞机设计的？」
「是。」
「俄语怎么样？」
「日常交流和专业文献没问题。」
「好。明天跟我去谈判现场。你做技术翻译。复杂的技术问题，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一个字都不能错。」
叶正大把游标卡尺揣进口袋：「明白。」
第二天早上，他换了一身干净中山装，夹着一本俄汉技术词汇对照手册，走进谈判室，坐在周恩来侧后方。
苏方代表开始陈述方案。航空航天、材料力学的术语一串一串往外蹦。叶正大侧耳听，低头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碰到生僻词，他翻开手册扫一眼，合上，凑到周恩来耳边小声翻译。他翻的不是苏方原话，而是把俄文的工艺流程和参数表，转换成通顺的中文，一句一句说清楚。
苏方说了三分钟的技术论证，他听完，转述给周恩来的，只有几句话。
周恩来听完后，直接提出了异议。
苏方代表愣了。他们没想到中方内部的技术理解速度这么快。散会后，苏方一位技术官员私下问翻译：「那个坐在后排一直小声说话的年轻人是谁？他怎么这么快就能理解我们的参数？」
翻译告诉他：中国留学生，莫斯科航空学院学飞机设计的。
苏方官员沉默了一下。
「怪不得。」
这场谈判持续了两个月。叶正大白天谈判，晚上回驻地整理技术纪要，编写下一轮谈判的参考材料。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谈判结束，周恩来在回国的飞机上专门提了一句：「这次谈判，叶正大功不可没。」
06
1955年春。莫斯科。
叶正大拿到了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毕业证书。
证书上印着一行俄文评语：「取得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成绩。」
这个评语，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一届毕业生里最多给一两个人。
叶正大买了最早一班回国的火车票。
车过西伯利亚，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了一路白桦林。旁边坐着妻子任岳。他们在莫斯科结的婚，没有仪式，没有宴请。两个人在学院旁边的小照相馆里拍了一张黑白合影，任岳穿一件素净的白衬衫，叶正大穿着中山装。
回到北京，叶正大第一时间去教育部留学生司报到。
司长说，中央的精神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急需原子弹和核能技术方面的人才。组织上的意见，是让他回苏联继续深造，读研究生，学原子弹、核能技术。
叶正大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回苏联读研了。我想尽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你想去哪儿？」
「去造飞机的地方。」
司长重新打量了他一下。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几天后，分配通知下来了：沈阳松陵机械厂，112厂，前机身组装车间，工艺员。
工艺员。飞机厂车间里最基础的岗位。负责编制工艺流程卡片，跟产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很多同期回国的留学生都留在了北京的部委机关，只有学工程的，才会被分到生产一线。
车间主任带叶正大走到一个工位前。
一个老师傅正拿着卡尺，对着图纸测量机身框架上的铆钉间距。
「小叶，你就在这里。跟着老师傅学。先从熟悉工艺流程开始。」
叶正大放下行李，翻开第一本工艺流程手册。
他坐在铆钉枪的轰鸣声里，一页一页看，一个字一个字记。
旁边老师傅偶尔抬头瞟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好奇：这个留苏回来的大学生，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
叶正大的工位旁边是半成品的机身框架，密密麻麻全是铆钉。
每一个铆钉，他都要核对一遍尺寸和工艺参数。
从那天起，他每天坐八个小时，偶尔伸脖子看看框架上的铆钉排列。
一颗一颗。他全都数过了。
07
1956年8月。沈阳。
112厂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在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实习过的飞机设计师。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画图时笔锋极为犀利。副主任黄志千，航空工程专家，后来担任歼教-1总设计师，快人快语，走起路来带风。另一个副主任，叫叶正大。
叶正大那时还在前机身组装车间当工艺员。一纸调令下来，他被叫到了这里。
后来，设计室又调进来一个人——顾诵芬，上海来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飞机设计领域的泰斗。
但在1956年，他只是个刚被选中参与第一型自主设计飞机的青年设计师。
那时候新中国一年的钢产量才九十万吨。
航空工业、机床制造工业都在起步阶段。
设计飞机需要的风洞没有，强度试验台没有。
有的只是几抽屉从苏联带回来的设计资料，一本翻烂了的飞机设计规范手册，和一屋子憋着一口气的年轻人。
第一个任务：歼教-1。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没有风洞，他们用手摇计算机算气动数据。算一个方案需要几百个数据，摇得胳膊发酸，换人接着摇。顾诵芬专门负责这个，手上磨出了茧子。
没有试验设备，叶正大带人用角钢和铝皮自己焊。从车间借来电焊机，在楼后空地上搭起简易静力试验台。
徐舜寿负责总体方案。黄志千盯结构设计。
叶正大两头跑，在绘图板上画机身结构图，遇到生产工艺问题，拔腿就往车间跑，拿到一线反馈再回来改图纸。
他说：「我蹲过车间，知道图纸上画的东西，师傅们能不能做出来。」
偶尔碰到设计方案跟工艺脱节，他也不跟人吵。他把设计员拉到车间，让老师傅当场演示一遍工艺流程：「你看，这个铆钉，你让师傅怎么打？手伸不进去。」
对方看了后，只好回去改图。
一年零九个月。
1958年7月，歼教-1首飞成功。
机场跑道边站了一大片人。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顾诵芬，还有112厂的所有老师傅。
飞机从跑道尽头拉起，斜刺入天空。
叶正大仰着头，眯眼追着那个越飞越远的小黑点。
飞机安全降落，人群爆发出欢呼声。
有人脱了帽子往天上扔。
叶正大跟着鼓了几下掌，嘴角露出不太明显的弧度。
接着他蹲下来，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写了几个字。
旁边人问写什么。他说：「我记一下刚才降落时襟翼的角度。下一型，还可以再改。」
当晚回到设计室，叶正大在工作日志上写了几条总结：「在歼教-1设计过程中，整支设计队伍素质得到了提高。设计人员普遍具备了既善于独立思考，又能集思广益的能力。」
后来他对同事们说过一句话：「设计室里没有个人英雄。图纸上一个螺栓的位置不对，整架飞机都可能回不来。」
08
1965年。沈阳。
歼-8的设计工作刚刚铺开。这是中国第一种自主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马赫数要达到2.2，升限要超过两万米。
总设计师黄志千带着设计团队干了几个月，总体方案刚通过评审，全机详细设计马上要全面展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黄志千出国考察，搭乘的飞机途中失事。消息传回112厂，整个设计室鸦雀无声。
叶正大站在黑板前面，手里还捏着粉笔。
黑板上是当天上午他们讨论的歼-8机身油箱布置方案，黄志千画的几条线还在上面。
过了很久，徐舜寿站起来，把黄志千桌面上摊开的图纸一张一张收拢，摞整齐，压在一本设计手册下面。他转头看了看叶正大。
叶正大拿起铅笔，继续修正桌上的结构计算书。那本计算书最后一页还留着黄志千的批注。他从头到尾又算了一遍，在新的页脚上签了名，把计算书递给负责结构的同事。
「用这个版本。」
他从副主任变成了实际上挑大梁的人。
歼-8的研制压力比歼教-1大得多。
设计指标高，技术储备薄，工艺基础差。
叶正大把行军床搬进办公室，白天推到墙角，晚上打开铺上被子。
他带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风洞试验做了七千多次，高、低速都有。
结构试验两百多项，系统和特设试验两百多项，空中试验二十多项。
打出来的数据堆满了半个资料室。
每一条曲线、每一个数据点他都要看。
有一次，一个年轻技术员拿着一份刚出炉的高马赫数风洞测试报告跑进来，说升力曲线吻合得很好。
叶正大接过来，翻到第二页跨声速段数据，手指停在一个明显的拐点上。他画了个红圈。
「这个拐点。为什么突降？查过没？」
「可能是测量误差。」
叶正大站起来，把椅背上搭着的工作服往身上一披：「走。再吹一次。我跟你一起盯数据。」
他拉着技术员在风洞里守了整整一宿。
天蒙蒙亮，拐点的成因查清了。
叶正大把修正后的数据曲线夹进文件夹，对技术员说了句：「以后遇到拐点，多问一句为什么。别信数据，信你自己弄明白的东西。」
1966年11月，歼-8研制指挥部成立。叶正大负责厂所全盘技术工作。
可是，风潮来得猝不及防。
叶正大还在看技术图纸被一群人闯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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