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美国为何在伊朗政权更迭问题上犯下致命误判。以色列借助一套与当年推动伊拉克战争相似的本土告密者和智库操盘手网络，误导特朗普对伊朗开战。
意大利罗马，一名示威者在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的抗议活动中举起一幅横幅，画面上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更早之前，2010年，我出版《伊朗、绿色运动与美国》一书。在书中，我把伊朗民众反抗执政当局严厉措施的长期斗争界定为一场争取公民自由的“公民权利运动”，而不是一场可以由以色列或美国方面额外介入、加以扶持的革命性起义。
对方问我，既然像我这样的人一直生活在美国、也一直在写作，为什么美国官员仍会在以色列误导下犯下这种错误。我的回答很简单：像我这样的人，从来不是那些鼓吹政权更迭的人愿意对话的对象，我也不会与他们为伍。
答案并不复杂。以战犯身份饱受争议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误导了自负的唐纳德·特朗普，使其对伊朗动用美国军力。
但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流亡海外、鼓吹政权更迭的伊朗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藏身于美国一些保守派智库，例如胡佛研究所，也活跃于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等长期亲以的机构之中。同时，《纽约时报》则在舆论层面为这种政权更迭叙事提供了重要扩音器。
伊朗人对这些人物并不陌生。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那些希望把自己的国家从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下重新夺回来的美国人，也应该认识他们，并追究他们的责任。正是这些人不断鼓吹让美国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给他们自己的祖国带来了巨大破坏。
其中，哥哥阿巴斯尤其知名。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推动伊朗发生暴力式政权更迭，而他本人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离开伊朗。如今，他任职于加利福尼亚胡佛研究所这一新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智库，负责所谓“伊朗民主项目”。
最近的一篇调查报道中，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方面向特朗普兜售的情报存在严重问题，而他们自己也误以为可以借此推动伊朗政权更迭。
据报道，在白宫战情室里，内塔尼亚胡和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尔内亚曾说服美国总统，相信他们只需四天就能瓦解伊斯兰共和国。
这些以色列人从哪里获得他们的情报？他们总把自己塑造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真正依赖的，是美国智库体系生产出的失真情报，而《纽约时报》又在公开舆论场中不断放大这些声音。他们依赖的，是美国各地各类智库包装出来的所谓“伊朗问题专家”。
回想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两个关键人物会立刻浮现出来：艾哈迈德·沙拉比和卡南·马基亚。
沙拉比是一名因欺诈罪名而臭名昭著的伊拉克人。他散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信息，而美国记者朱迪思·米勒随后又将这些说法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为美国入侵伊拉克铺路。
卡南·马基亚则是一名伊拉克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他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以流亡伊拉克人的“批判性声音”身份，向世界讲述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本土告密者”被美国媒体大力包装和推广，成为妖魔化伊拉克及伊拉克人的一部分，也为那场建立在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上的战争制造了舆论基础。
几十年过去，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套人物和叙事，又出现在以色列推动、美国配合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准备阶段。
我在至少两本书中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2009年的《后东方主义》和2011年的《棕色皮肤，白色面具》。后者借用了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的问题意识。我在书中指出，当东方主义这种帝国知识生产方式让位于区域研究智库之后，整个项目越来越依赖“本土告密者”去告诉美国战略界他们想听的话，而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现实。
区域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东方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样。如今，知识生产越来越转移到一批信誉受损、信息匮乏的智库手中，从胡佛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再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皆是如此。
不仅是九千多万伊朗人在注视他们，三亿多希望让自己的国家摆脱无休止、无意义战争的美国人，也在看着这些没有担当、受雇于人的“本土告密者”。
美国人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一群动员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去入侵自己祖国的流亡政权更迭鼓吹者，怎么可能真正忠于他们后来定居的国家？
如果他们愿意帮助摧毁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么他们对如今赖以谋生、并不断从中获利的国家，又会有怎样的忠诚？
今天，大批美国人正在动员起来，反对本国政府内部的腐败和衰败，试图从帝王式总统权力中保住并夺回自己的公民自由，也试图最终切断美国长期资助的以色列战争机器。
总得有人追究他们多年来散布危险谎言的责任，因为这些谎言已经让伊朗人和美国人都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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