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雨夜路旁的老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74年秋天，10月18号，星期五。
下午四点多，天就阴得跟锅底似的。我刚从县城的机械厂下班，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往十里外的村里赶。风刮得路边的杨树哗哗响，枯叶子打着旋儿往前卷。我使劲蹬着车子，心里盘算着明天休息，得把自留地的白菜收了。
就在出城三里地的老槐树坡那儿，我看见路边有个黑影。
开始以为是堆破衣服，近了才看清是个人。我把车刹住，单脚支地。那是个老太太，侧躺在泥地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黑裤子补着补丁，脚上是双开了口的布鞋。她头发全白了，凌乱地贴在脸上，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大娘？”我喊了一声。
没动静。
我下了车，蹲下身探她的鼻息。手指挨到嘴边，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热气。她的眼皮动了动，但没睁开。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在机械厂当学徒工第三年。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五，吃食堂住宿舍，每星期回村一次。我还没见过这种阵仗，脑子有点懵。
“大娘，您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提高了声音。
她的嘴唇动了动，我凑近了才听清几个字：“水……渴……”
我赶紧翻自行车后座的帆布包，里头有个军用水壶，早上灌的凉白开还剩半壶。我拧开盖子，小心地往她嘴边倒。水流进她嘴里，她喉咙动了动，咽下去几口。
“您家住哪儿？我送您回去。”我问。
她摇了摇头，眼睛还是没睁开，只说：“没家了……走不动了……”
雨点开始往下掉，一颗颗砸在地上溅起土腥味。我看看天，又看看她。这条路是县城通往我们村的唯一大路，平时也有些行人车辆，但今天这天气，眼看要下大雨，路上已经没人了。
把她扔在这儿肯定不行。可我能怎么办？带回村里？我家里就两间土坯房，我和我爹住。我娘在我十岁那年就病死了。
“我背您去卫生院吧？”我说。
她又摇头，这次说了句完整的话：“不用了……我走到哪儿是哪儿……小伙子，你心好……赶紧回吧……”
雨下大了，噼里啪啦砸下来。我把她扶起来一点，让她靠在我腿上，脱下自己的劳动布外套披在她身上。她身上瘦得就剩一把骨头，隔着衣服都能摸到硌人的肩胛骨。
“您这样不行，得看大夫。”我说。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那手瘦得跟鸡爪似的，力气却出奇地大。“我真没地方去了……你要是可怜我，等我死了……给我卷张席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雨越下越大，天快黑了。我一咬牙，把她扶起来，半背半架地弄到自行车后座。她轻得吓人，我几乎感觉不到多少重量。我让她扶着车座，我在前面推着车走。
雨夜里，一辆自行车，一个快要死的老太太，一个二十三岁的愣头青。现在想想，那画面真够狼狈的。
走了大概一里地，她突然说：“停下……”
我停下，回头看她。她眼睛睁开了，在雨夜里亮得吓人。“我……不行了……就这儿吧……”
“您别瞎说，马上到村里了，村东头有个赤脚医生……”
“我是饿的……病是装的……”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不想连累人……你把我放这儿……自己走……”
我愣在那儿，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
“口袋里……有东西……”她说。
我摸进她的衣兜，里面有个手帕包着的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两块银元，还有一张折叠得很仔细的纸。
“银元……给你……买张席子……”她喘着气说，“纸……等我死了……再看……”
说完这句话，她的头就垂下去了。
我吓坏了，赶紧探她鼻息。这次，真的没气了。
雨还在下，哗啦啦的。我站在路边，背着一个刚断气的老太太，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我没能把她送到任何地方。最后，我把她背到老槐树坡后面的一片荒地里，用树枝和石头做了标记。雨停后，我回村找了我爹和隔壁的王叔，三个人连夜挖了个坑，用我攒着准备做柜子的木板钉了口薄棺，把她埋了。
埋她的时候，我爹问我：“这谁啊？”
我说：“不认识，路上碰见的，死了。”
我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王叔抽着烟袋说：“唉，这年头，苦命人。”
下葬前，我按她说的看了那张纸。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
“我叫刘玉兰，六十二岁。无儿无女，从南边逃荒来的。身上没病，是饿的。这两块银元是嫁妆，留了五十年。谁埋我，就给谁。不用立碑，烧张纸就行。谢谢你，好心人。”
纸的最下面，还写了个日期：1974年10月。
我把银元收好，那张纸也小心折起来放进里兜。埋完人，已经后半夜了。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心里说：大娘，您走好。以后每年今天，我来给您烧纸。
我没想到，这个承诺，我守了十六年。
二、十六年，十六次祭拜
第二年10月18号，我买了一刀黄纸，一捆香，下班后直接去了老槐树坡。
坟还在那儿，经过一年的雨打风吹，土堆矮了些，上面长了草。我爹说得对，这地方背风向阳，是块好地。我把坟头的草拔了，添了新土，烧了纸，点了香。
蹲在坟前，我看着纸钱一点点烧成灰，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儿往天上飘。我想起一年前那个雨夜，她躺在我腿上，喝了我壶里的水，说了最后几句话。一个陌生人，死在陌生地方，被我这个陌生人埋了。
“大娘，”我对着坟说，“今天整一年了。我叫陈建国，在县机械厂上班。您放心，以后每年我都来。”
那天我在坟前蹲了半个钟头，说了些厂里的事，村里的事。说我转正了，工资涨到三十二块。说我爹身体还行，就是老寒腿。说够了，起身拍拍土，骑车回家。
第三年，我又来了。这次坟头的草长得更密了，我又拔草添土。烧纸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评上先进生产者了，奖了个搪瓷缸子。
第四年，我带了几个苹果当供品。那年我结婚了，媳妇是隔壁村的，叫秀英。我在坟前说：“大娘，我成家了。秀英人挺好，勤快，能干活。”
第七年，我儿子出生了。我去上坟时带了红鸡蛋，在坟前摆了一个。“大娘，我有儿子了，取名叫志强。等他大了，我带他来给您磕头。”
第十年，机械厂分了房子，我搬进了县城的两间平房。我去上坟时说：“大娘，我住县城了。以后来更方便了。”
第十三年，我爹走了。我跪在爹坟前哭了一场，又来到老槐树坡，蹲在刘玉兰的坟前。“大娘，我爹去找您了。您要是见着他，替我跟他说，我不孝，没能让他享几天福。”
每一年，都是10月18号。每一年，都是下班后，买一刀纸一捆香，有时带个苹果，有时带块点心。蹲在坟前，烧纸，说话。说完起身，骑车回家。
媳妇秀英问过我：“那坟里到底是谁啊？亲戚？”
我说：“不是亲戚，就是个可怜的老太太，当年死在路边，我埋的。”
“那你可真够意思，”秀英说，“一个陌生人，能记这么多年。”
我没解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年年去。可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人死，第一次亲手埋一个人。也可能因为那两块银元——我一直留着，用红布包着放在箱子底。那是她全部的家当，给了我一个陌生人。
第十六年的春天，1990年3月，村里传来消息：老槐树坡那一带要修公路，沿线的坟都得迁走。
村委会发了通知，让有坟的家属在一个月内办理迁坟手续，每座坟补助五十块钱迁坟费。没人认领的坟，由村里统一处理。
我知道消息后，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我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姓赵，比我大十来岁，知道我家的事。
“赵主任，老槐树坡后头那座孤坟，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我说，“我负责迁。”
赵主任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叫啥名？”
“刘玉兰。”
“哪儿的人啊？”
“南边逃荒来的，具体哪儿不清楚。”
“死亡证明有吗？”
“没有。1974年死的，那会儿也没人开证明。”
赵主任抬头看我：“建国，不是我不信你。但迁坟补助得凭证明领，你这啥也没有，我不好办啊。”
“我不要补助，”我说，“我就想把坟迁了，找个妥善地方。”
赵主任想了想：“行吧，你写个保证书，说明情况，签字按手印。不过我得提醒你，迁坟得按规矩来，得找先生看日子，得重新置办棺木，花费不小。”
“我知道。”
回到家，我跟秀英说了要迁坟的事。秀英在纺织厂上班，正摘菜准备做饭。
“真要迁？”她问。
“嗯，要修路，不迁不行。”
“迁哪儿去？”
“西山公墓，我问了，一个穴位八十块，能用二十年。”
秀英没说话，继续摘菜。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花这钱，值得吗？又不是咱家亲人。”
“十六年了，年年去，跟亲人也差不多了。”我说。
“行吧，”秀英叹了口气，“你看着办。钱在柜子里，你自己拿。”
3月28号，我请了一天假，找了专门迁坟的李师傅。李师傅五十多岁，干这行二十几年了，懂规矩。
“得准备新棺材，装骨殖的陶罐，红布，白酒，香烛纸钱。”李师傅说，“还得找两个人帮忙，你、我，再加两个壮劳力。最好有个亲戚在场。”
“没亲戚，”我说，“就我一个。我再找两个朋友。”
“那也行。时辰呢？看日子没？”
“看了，明天上午十点，是吉时。”
“行，明天九点，老槐树坡见。”
那天晚上，我又拿出那两块银元看了看。银元在灯光下泛着柔润的光，上面是袁世凯的头像，下面写着“中华民国三年”。十六年了，我用红布包着，放在箱子最底层，从来没动过。
还有那张纸，纸已经黄了，铅笔字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我小心地抚平折痕，又折好收起来。
我想，等明天起出骨殖，重新安葬后，我就把银元随葬放回去。那是她的东西，该陪着她。
三、挖开坟的瞬间
第二天，1990年3月29号，星期四。
早上八点半，我就到了老槐树坡。李师傅九点准时到，骑着三轮车，车上装着新打的薄棺、陶罐、工具。我找的两个朋友，大刘和建军，也前后脚到了。
大刘是我机械厂的同事，建军是村里一起长大的朋友。两人都知道我年年给这座孤坟上坟的事。
“建国，你真讲究。”大刘说，“一个陌生人，能做到这份上，不容易。”
建军递给我一支烟：“今天完事了，以后还来上坟吗？”
“来，”我点着烟，“就是换个地方。”
李师傅在坟前摆开香烛供品，点了三炷香，对着坟作了个揖：“老人家，今日吉时，给您挪个新家。打扰了，您多包涵。”
我们四个也轮流上了香。
九点半，开始动土。
十六年的坟，土已经板结了。我们四个人轮流挖，铁锹碰到土，发出闷响。正是三月天，不算热，但我很快就出了一身汗。
挖了大概半个钟头，铁锹碰到了木头。
“到棺材了。”李师傅说。
我们小心地清理棺材周围的土。十六年前那口薄棺，是我用攒的木板钉的，木板只有一指厚，没上漆，现在应该早就烂透了。
可当棺材完全露出来时，我们都愣了。
棺材完好无损。
不是没烂，是根本不像埋了十六年的样子。木头是新的，而且不是普通木板，是刷了黑漆的柏木棺材，棺材盖上还有雕花。
“建国，”李师傅看着我，“这棺材……你确定是十六年前埋的？”
我脑子嗡嗡响：“是……是啊，我亲手钉的棺材，就是普通松木板，没上漆。”
“那这是咋回事？”大刘说，“这棺材看着最多埋了三年。”
建军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棺材：“真是柏木的，好料子。这雕工，不便宜。”
我浑身发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从脚底往上冒。我跳下坟坑，仔细看那棺材。没错，全新的柏木棺材，黑漆在阳光下泛着光，雕着简单的祥云图案。这绝对不是我当年钉的那口薄棺。
“开……开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李师傅脸色也变了：“建国，这不对劲。要不算了，原样埋回去？”
“开棺。”我重复了一遍。
李师傅看看我，又看看棺材，最后点了点头。他从工具袋里拿出撬棍，我们四个人，一人一角，把撬棍插进棺材盖的缝隙。
“一、二、三——起！”
棺材盖被撬开了。
我们都探头往里看。
然后，我腿一软，要不是大刘扶住，我就直接坐地上了。
棺材是空的。
不，不是完全空。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一套衣服——蓝色的确良上衣，黑色涤纶裤子，一双崭新的布鞋。衣服上面，放着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陈建国收。
“这……这怎么回事？”建军的声音都变了调。
大刘直接跳出了坟坑：“见鬼了这是！”
李师傅还算镇定，但他脸色也发白。他伸手拿出那封信，递给我。
我的手抖得厉害，差点没拿住。信封没封口，我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有两张，上面是工工整整的钢笔字。
“建国：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1990年了吧。我是刘玉兰，就是1974年你埋在路边的那个老太太。
对不起，骗了你十六年。
我没死。那天是装的。
我是个唱戏的，从小在戏班子里长大，最拿手的就是装死。那口气说咽就咽，身子说硬就硬，脉搏都能憋没了。戏班里叫‘龟息功’，师傅说这是保命的本事，没想到真用上了。
1974年，我六十二岁，但看起来像七十多。那十年，我挨过批斗，挂牌子游街，说我是封建余孽。戏班子散了，师父死了，师兄师弟不知去向。我东躲西藏，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想着找个地方安静地死。
遇到你那天，我是真的不想活了。饿了好几天，走不动了，躺在路边等死。可你来了，给我水喝，要背我去医院。你身上那件劳动布外套，有股机油味，和我儿子以前身上的味道一样。
是，我有儿子。他要是活着，也该有你这么大了。
他死在1968年，武斗的时候，才十九岁。我抱着他的尸体哭了三天，后来就不会哭了。唱戏的人，眼泪是值钱的，流干了，就没了。
你把我背到自行车上，推着走。雨打在你脸上，你也不擦。我突然就不想死了。不是怕死，是觉得对不起你。你要是真把我埋了，以后知道真相，该多难受。
可我也不能跟你坦白。坦白什么？说我是个装死的戏子？那你肯定送我去派出所。
所以我想了这个法子。我把两块银元给你，那真是我嫁妆，留了五十年。我给你那张纸条，让你以为我死了。等你走后，我自己从土里爬出来。
是，你埋得不深，土是湿的，我用手刨，用树枝撬，半夜爬出来了。然后我又回去，在原来的坟坑里放了这口棺材。棺材是我早就准备好的，用所有积蓄打的柏木材，放在一个山洞里。我给自己办了场葬礼，把我最好的衣服放进去，写了这封信。
做完这些，我就走了。去了南方，在一个小县城落户，在县剧团教孩子唱戏。现在写信的日期是1975年3月，我已经安顿下来了，身体还好，每天还能唱两段。
建国，你是个好孩子。这十六年，如果我猜得没错，你应该每年都来给我上坟吧？别怪我用这种方式骗你。对我来说，1974年路边那个刘玉兰确实死了。活下来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在南方教戏的老太太。
那两块银元，你留着。不是报酬，是缘分。这辈子咱们娘俩的缘分，就值这两块大洋。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别生气，也别找我。我在南方很好，有几个学戏的孩子陪着，不孤单。
好好过日子，好好对你爹，对你媳妇孩子。人要活着，就得往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我真是1974年死在路边，你埋了，年年祭拜，这样挺好。
最后说声谢谢。谢谢你那半壶水，谢谢你那件外套，谢谢你给我一个安身之处——虽然是坟，但对我来说，那是重生之地。
刘玉兰
1975年3月 绝笔”
信从我手里滑落，飘进坟坑，落在棺材里那套衣服上。
我呆呆地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十六年的记忆，十六年的祭拜，十六年的倾诉，在这一刻全部崩塌、重组。
她没死。
她装死。
我每年跪在一座空坟前，跟一套衣服说话。
“建国，建国？”大刘推了推我。
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满脸是泪。
“信上说什么？”建军问。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李师傅捡起信，快速看了一遍，然后也呆住了。
“我的天……”他喃喃道。
大刘拿过信，和建军一起看。看完后，两人都沉默了。
春风从老槐树坡上吹过，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远处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声，修路的工程已经开始了。
我蹲下身，看着坟坑里那口崭新的棺材，里面整齐的衣服，还有那封信。十六年，五千八百四十天，我每年都来，风雨无阻。我以为我在祭奠一个可怜的老人，结果她在南方好好地活着，教孩子唱戏。
“现在……怎么办？”建军问。
李师傅抽了口烟：“棺材是新的，衣服是新的，信也看了。这坟……还迁吗？”
我站起来，拍了拍腿上的土：“迁。把棺材重新盖上，原样抬出来，拉到西山公墓，埋了。”
“可这是空坟啊，”大刘说，“埋个空棺材，有意义吗？”
“有意义。”我说，“她说了，1974年路边那个刘玉兰死了。那我祭拜的，就是那个死了的她。棺材里的衣服，是她的‘遗物’，这坟是她的‘衣冠冢’。该迁还得迁。”
我们重新盖好棺材盖，用绳子捆好，四个人抬出坟坑。棺材不重，毕竟里面只有衣服。
抬棺材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十六年前那个雨夜。她那么轻，我背着她都没觉得多重。现在这口棺材，也这么轻。
送到西山公墓，挖了新坟穴，下葬，填土，立碑。碑文是我现场想的：“先妣刘母玉兰之墓 子陈建国立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九日重修”。
李师傅说：“这不合规矩，她不是你娘。”
我说：“十六年的香火情，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一切办完，已经下午四点。我给李师傅和两个朋友结了工钱，又单独请他们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都沉默，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还是大刘开口：“建国，这事儿……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老太太没死，是好事。”
“我知道。”我说，“就是觉得……十六年，像一场梦。”
“那以后还去上坟吗？”建军问。
“去。”我说，“空坟也是坟，衣冠冢也是冢。我祭拜的不是那个在南方教戏的老太太，是1974年死在路边、被我埋了的那个刘玉兰。她在我心里，确实死了。现在葬在西山公墓，挺好。”
那天晚上回家，秀英问我迁坟顺利吗。我说顺利，都办妥了。
我没告诉她真相。不是想瞒她，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难道说：我祭拜了十六年的老太太其实没死，现在在南方唱戏？
太荒谬了，荒谬到像编的故事。
我从箱底拿出那两块银元，在灯下看。银元冰凉，上面的袁世凯头像似笑非笑。我想起她信里的话：“这辈子咱们娘俩的缘分，就值这两块大洋。”
我把银元重新包好，放回箱底。这次，我决定永远留着。
四、寻找与重逢
1990年之后，我依然每年去西山公墓上坟。只是心情不一样了。以前是祭奠，现在是怀念。怀念那个雨夜，怀念那半壶水，怀念那段奇特的缘分。
1995年，机械厂改制，我下岗了。四十多岁的人，突然没了工作，心里慌。我去上坟时，坐在墓碑前说了很久。说找工作难，说儿子要上初中了，花钱的地方多，说心里没着没落。
说完了，心里松快了些。走的时候，我对墓碑说：“大娘，您要在天有灵，保佑我找条活路。”
一个月后，朋友介绍我去一家私营机械厂当技术指导，工资是原来的两倍。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保佑我，但我心里是感激的。
2000年，儿子考上大学。我带他去上坟，告诉他这里面埋的是谁。儿子磕了头，说：“爸，您真重情义。”
我没解释。
2005年，我五十岁。人生过半，很多事看开了。我去上坟时，不再说烦心事，就说些日常。说秀英退休了，天天去跳广场舞。说儿子在省城工作，谈对象了。说我身体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
2010年，我五十六岁。清明节，我去上坟，发现墓碑前放了一束花。新鲜的百合，用玻璃纸包着，还带着水珠。
我愣住了。除了我，没人知道这座坟，没人会来祭拜。
我四下张望，公墓里人不多，远处有几个扫墓的人，看不出是谁放的花。我问公墓管理员，管理员说没注意。
那之后，每年清明，墓碑前都会有一束花。有时候是百合，有时候是菊花，有时候是康乃馨。花上没卡片，没名字。
我开始想，会不会是她？刘玉兰？如果1974年她六十二岁，那2010年她就九十八岁了。九十八岁的老人，还能从南方过来上坟吗？
但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想找她。这个念头一旦生出来，就压不下去了。
我问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资料。1974年，南方，小县城，县剧团，教孩子唱戏的老太太。线索太少，像大海捞针。
2012年，儿子给我买了电脑，教我用网络。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在各地的戏曲论坛发帖，描述当年的情况，问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刘玉兰的老太太，以前是唱戏的，1975年左右在南方某县剧团教戏。
大部分石沉大海，偶尔有人回复，都说不知道。
2015年，我六十一岁。清明节，我又去上坟。这次，墓碑前不仅有一束花，还有一个铁皮盒子。
盒子是旧的，锈迹斑斑，但能看出原本是红色的。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盘磁带，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给建国。录音机听。”
我的手又开始抖，和二十五年前在坟坑前一样抖。
我回家翻出儿子以前学英语用的录音机，装电池，放磁带，按下播放键。
先是沙沙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苍老、但依然清亮的女声，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建国，你好。我是刘玉兰。如果你听到这盘磁带，说明我还活着。2015年，我一百零三岁了。没想到能活这么长，可能是戏班里练的功夫，吊着一口气。
首先说声对不起。1974年骗了你，1990年又骗了你。那封信里，我说我在南方教戏，是假的。我没去南方，就在咱们省，在另外一个县城落了脚。为什么骗你？怕你找我。那时候风声还紧，我怕连累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你。知道你下岗了，又找到新工作。知道你儿子有出息。知道你每年都来上坟。那些花是我托人放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每年清明替我来一趟。
今年我身体不行了，躺床上起不来。想想有些话，得跟你说。就录了这盘磁带，让那孩子连同盒子一起放在坟前。我知道你每年清明都去，一定能看到。
说说我的事吧。我真名叫刘玉兰，这没骗你。但不是逃荒的，是省京剧团的角儿，唱青衣的。1966年，团里解散，我被打成‘戏霸’，批斗，关牛棚。我儿子，就是信里说的那个，确实死了，但不是武斗，是批斗时从台上推下来，头撞在台阶上，没救过来。
我受不了，逃了。东躲西藏好几年，1974年实在走投无路，想死。遇到你，是命。你把我当人看，给我水喝，要送我上医院，还埋我。那一瞬间，我不想死了。我得活下去，活得久久的，才对得起你那半壶水。
我装死，你埋我。半夜我爬出来，换了棺材，留了信。然后我走了，去了邻县，在一个街道小厂看大门，隐姓埋名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又开始唱戏，在县文化馆教业余的，直到八十岁才彻底不唱了。
我没结婚，儿子死了就一个人。但我有不少学生，他们对我好，给我养老。现在住在养老院，有吃有喝，有人照顾，挺好。
那两块银元，你肯定还留着吧？留着好，是个念想。但我得告诉你，那银元是假的。真的我早卖了换粮票了。假的是戏班子里的道具，演《金玉奴》时打的。没想到，道具银元，换了条命。
建国，我这辈子，唱过戏，红过，也挨过批，受过罪。最苦的时候想死，是你让我想活。现在活到一百零三，够本了。我没什么遗憾，就是觉得对不起你，骗了你两次。
如果还有机会见面，我想当面给你唱一段。我最拿手的是《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唱不动了，气不够了。
就说到这儿吧。你听到这磁带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没关系，人都有这一天。你好好活着，健健康康的，多享几年福。
最后，再说声谢谢。谢谢1974年秋天的雨夜，谢谢你的水，你的外套，你的善心。
刘玉兰
2015年3月 于病榻”
磁带到这里，沙沙声继续，然后没了。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秀英进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累了。
我没告诉她磁带的事。有些事，只能自己消化。
五、最后的寻找
2015年秋天，我开始认真寻找刘玉兰。
磁带里她说在邻县，那就是我们市下属的其他县。我在网上查了所有县的养老院，一个个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个叫刘玉兰的老人，一百零三岁，以前唱过戏。
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都说没有。
我想起磁带里说她在街道小厂看大门，在县文化馆教戏。我就在各县的贴吧、论坛发帖，描述一个叫刘玉兰的老太太，唱青衣的，1975年左右在县文化馆教过戏。
两个月后，一个回帖引起了我的注意。发帖人说，他姥姥以前是县文化馆的业余京剧爱好者，跟一个刘老师学过戏。刘老师是省京剧团下来的，唱得可好了，八十年代还在文化馆教过一段时间。但刘老师不叫刘玉兰，叫刘玉梅。
我马上私信联系，要了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声音很热情。
“对对，刘玉梅老师，我姥姥跟她学过戏。唱得可好了，听说以前是省团的角儿。后来就不教了，听说去了外地。”
“她是不是一百零三岁？”我问。
“哟，这我可不知道。我姥姥都去世十多年了。刘老师要是在世，也得九十多了吧。一百零三？有可能。”
“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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