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被围困的状态中。当爆炸发生时，大多数人会逃离现场，但有两类人会冲向爆炸点：急救人员和记者。因此，当一名枪手闯入特朗普出席的白宫记者晚宴现场时，数百名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撞上了针对特朗普的第三次刺杀未遂。他们立刻掏出手机，趴在桌子底下进行直播报道。
现场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镇定时刻。有人一手拿相机，一手端着威士忌；有人继续吃晚餐；还有记者顺手拿走免费的香槟。如果借用《制片人》里的说法：如果你以为记者也是普通人，那你真该看看我们喝酒的样子。不过，最镇定的还是总统本人。他随后召开记者会，说这件事恰恰说明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宴会厅，一个“防无人机”、装有“防弹玻璃”的宴会厅。
令人震惊的事，是否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恐怕还没有。一个令人清醒的画面是，埃丽卡·柯克被拍到泪流满面地离开现场，边走边说：“我只想回家。”去年，她的丈夫查理·柯克在一场大学辩论活动中遇害。
路易吉·曼焦内正因涉嫌杀害一名医疗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而受审。令人费解的是，曼焦内竟被一些人奉为民间英雄，理由不过是他长相出众，又干掉了一个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其一些追随者口中所谓实施“社会谋杀”的人。这套逻辑无非是：只要你有钱，你就活该。
我们都熟悉极右翼对暴力的迷恋。但特朗普去年10月在一场圆桌会议上听到的说法是，极左翼也开始拥抱一种革命化的审美，这种倾向表现为纵火、暴力滋事，甚至可能是暗杀。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虽然谴责这类行为，却也通过把保守派污蔑成法西斯分子，为暴力提供了动机。
特朗普此前一直拒绝出席白宫记者晚宴，原因正是现场的玩笑越来越恶毒。2018年，米歇尔·沃尔夫在开场段子里这样说：“就像色情演员准备和一个特朗普上床时会说的那样，我们赶紧把这事办完吧。”
沃尔夫把特朗普政府比作《使女的故事》中虚构的神权国家“基列”。自由派也不断把特朗普称作想当国王的人。而如果这话被持枪的疯子当了真，他们很可能会说：“既然如此，我们难道没有道义责任杀了他吗？”
当然，总统本人也不是和平主义者。美国早已把定点清除变成战争手段之一，几乎毫无顾忌地消灭了伊朗大批军官。华盛顿宴会厅里发生的事，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已经成了政策的一部分。
我在教堂做礼拜后，曾和一位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不一样。因为伊朗领导层是邪恶的，而我们是正义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否则你会发疯。”我也希望自己能相信这一点。但我内心那点良知始终在提醒我：目的正在压倒手段，西方人正越来越习惯那些本不该习以为常的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本国。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每次坐火车，广播都在提醒你盯着身边的乘客：“看见异常，立即报告，问题解决。”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被围困的状态中。恐怖主义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最近重看了1973年的电影《豺狼的日子》。其中有一幕，一个角色沿着唐宁街一路走到首相官邸门口，没人阻拦，直接敲门。这在今天已经不可想象。198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唐宁街装上铁门；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又用迫击炮袭击绕过了这些防护。
在模拟时代，防护措施终究有限。但“9·11”事件恰好与网络安全时代的兴起重叠，结果形成了一种陷阱：公民既是恐怖主义的“软目标”，也是潜在嫌疑人的储备池，持续受到官员审视。在一些人眼里，哪怕是爱国情感，都足以被视为一个公民准备反对国家的信号。
曼德尔森风波就说明了这一点。彼得·曼德尔森参加了一场也许并不存在的会面，据称这场会面涉及首相和人工智能公司帕兰蒂尔。帕兰蒂尔同时持有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和国防合同，目前还在与伦敦警察厅商谈，帮助其实现情报分析自动化。
上周，奥利弗·罗宾斯就相关问题出席听证时，不少观众都在问：他身后那个戴围巾领带的人是谁？那人叫安德鲁·爱德华兹，是一名普通公众，恰好喜欢旁听议会委员会会议——这本来就是他的权利。
不过，许多纳税人恐怕甚至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是可以进入威斯敏斯特的。因为如今整个议会区域像机场一样设有关卡，持枪警卫来回巡逻，外围还竖起了一道丑陋的围栏，让人联想到东柏林。
这就是日常监控的建筑形态，而它正在侵蚀自己原本想要保护的民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在一个必须依靠开放心态和不设防之门才能保持自由的社会里，播下了恐惧。
它还会制造一种自我实现的偏执：如果我们整天高喊“坏事可能发生”，那些情绪亢奋、精神紧张的人反而更可能真的把坏事变成现实。它还会加剧“我们”和“他们”的对立，使得议员一旦当选，便消失在一座新哥特式堡垒之中。
政客总说自己“来自人民”。但他们若想真正如此，就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必须让公众熟悉他们，甚至——容我这么说——能够切实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比如白宫，之所以曾被称为“人民的房子”，是因为美国人把自己视为这里的房东，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确实有权随时进去看看这些“租客”在做什么。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曾受邀拜访总统约翰·泰勒。他的向导在门厅里按铃，却无人应答，于是两人“没有再讲究什么礼节，直接穿过底层房间往里走”。他们一路上碰见不少市民，有的人在里面闲逛，有的人“懒散地靠在椅子和沙发上……还有几个人正仔细打量那些家具，仿佛要确认那位并不受欢迎的总统没有偷偷把家具搬走，或者把固定陈设卖掉中饱私囊”。
政治中的不信任感，自古如此。但在民主早期，至少在原则上，是人民在盯着国家，而不是国家在盯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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