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孩子发烧了，额头烫得吓人，我让老公带去看医生，他说一会儿去，眼睛没离开屏幕。我等了半小时，孩子烧到了三十九度二，我又说了一次，他说马上，手柄还握着。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抱起孩子，换上外套，下楼打了辆车，自己去了医院。
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打游戏。我把孩子放到床上，走进客厅，把那台游戏机从电视柜上拿下来，提到门口，放进了垃圾桶。他听见声音，转过头，看见空了的电视柜，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
我叫方宁，三十岁，在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做课程主管，工作说不上繁重，但细碎，每天要跟孩子、家长、老师打交道，要处理各种课程之外的杂事，是那种看起来轻松、实际上神经要一直绷着的工作状态。
老公叫贺川，三十二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工作有时候忙，有时候闲，闲下来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
他打游戏，我一开始并不反对，一个人有自己的爱好，没什么不好，婚前他就打，我知道，也接受。
接受的前提，是这件事不影响别的事。
但后来有了孩子，那条线，开始越来越难守。
我们有一个女儿，叫贺小糖，三岁，名字是贺川取的，说孩子甜甜软软的，就叫小糖，名字取得好，孩子也真的甜，爱笑，爱说话，见人就打招呼，幼儿园老师说这孩子太招人喜欢了，进门就把整个教室带活了。
这么好的孩子，不应该在发烧的时候，等一个在打游戏的爸爸。
那天是周六，小糖早上起来就有点蔫，不吃饭，趴在沙发上，额头有点热，我一摸，心里一紧，找到体温计量了一下，三十八度六。
我告诉贺川，说小糖发烧了，让他带去附近的儿科诊所看一下。
他说："嗯，一会儿去。"
我说："现在就要去，小孩烧起来快。"
他说："知道了，打完这一局。"
我没有再说话，去给小糖量了一次体温，三十八度八，往上走了。
我重新去客厅，说："贺川，现在去，烧到三十八八了。"
他说："马上，这局快完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握着手柄的手，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个游戏画面，大概看了五秒钟。
然后我进卧室，把小糖抱起来，套上外套，套上她的小鞋子，拿上医保卡和手机，出门，下楼，站在路边打了辆车。
打车的时候，小糖靠在我肩膀上，头发因为发烧黏在了额头上，我用手把她的头发拢到耳后，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说："妈妈，我不舒服。"
我说："妈妈知道，我们去看医生，马上就好了。"
她"嗯"了一声，重新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睛。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没有给贺川发消息，没有打电话，只是搂着孩子，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路，一段一段地往后退。
诊所不远，十分钟到，我抱着小糖挂号，等候，进诊室，医生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二，开了退烧药，叮嘱了注意事项，我把药拿好，在诊所旁边的药店买了退热贴，抱着小糖，打车回家。
一共一个小时零十分钟。
回到家，我开门进去，客厅里的游戏声音还在，贺川坐在沙发上，姿势和我出门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他听见门开，转过头，看见我抱着小糖进来，有一瞬间的愣，说："你们去了？"
我没有回答他，把小糖抱进卧室，放到床上，帮她把外套脱了，把退热贴贴上，让她喝了药，盖上被子，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等她闭上眼睛，慢慢平静下来。
然后我站起来，走出卧室，回到客厅。
我走到电视柜旁边，把那台游戏机从架子上拿下来，连带着手柄和电源线，一起提到门口，打开门，把它放进了门外走廊里的垃圾桶。
那个垃圾桶是公共走廊的，不是我们家的，我知道。
我知道，还是放进去了。
然后我回来，把门关上，在沙发上坐下，拿起手机，看孩子用药的注意事项。
贺川从头到尾没有动，他坐在那里，手柄放在膝盖上，看着空了的电视柜，屏幕是黑的，游戏已经断了，他没有开口说话。
那个沉默，压在整个客厅里，比任何一句话，都更有重量。
过了很长时间，他开口，声音很低，"方宁，游戏机……"
"在走廊垃圾桶里，"我说，没有抬头，"你要捡回来，自己去捡。"
他没有动。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糖怎么样了？"
"烧到三十九二，吃了药，现在睡着了。"
他站起来，往卧室走，我听见他轻轻推开卧室门，进去，然后听见他在里面，很久没有出来。
我坐在客厅，把孩子用药的注意事项看完，放下手机，闭上眼睛，靠在沙发背上。
那一刻，我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积了很久的、说不清楚的累——是那种你一个人扛着很多事，扛了很久，忽然意识到你一直在等一个人来搭把手，但那个人的手，一直放在游戏手柄上，没有伸过来的累。
不是一天的事，是很多天、很多次堆在一起的事。
贺川从卧室出来，在我旁边坐下，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方宁，我知道今天我做错了。"
我睁开眼，看着前方，没有回头看他，"嗯。"
"你把游戏机扔了，我不怪你，"他说，"是我的问题。"
我还是没有说话。
"但是，"他顿了一下，"你能不能跟我说，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说："你真的想听？"
他说："真的想听。"
于是我说了。
我把那天的事说了，说我摸见小糖额头发烫的那种心里一紧，说我说了两次他都说一会儿的感觉，说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五秒钟的那五秒钟里，心里发生的事——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来不及伤心的决定：这件事，他不做，我来。
然后我说了更早之前的事，说上次小糖半夜哭，我叫他他说困，我自己起来哄的那次；说他答应带小糖去亲子乐园、结果说约了朋友打球的那次；说我出差三天，回来小糖说"爸爸每天都在打游戏，没有陪我"的那次。
我一件一件说，不快，语气平，没有眼泪，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但那些事，每一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我记着，没有忘，只是一直压着没有说。
贺川坐在那里，从头听到尾，没有打断，没有辩解，就这么听着。
我说完，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说："方宁，我不知道你积了这么多。"
"你没问过，"我说，"我也没说过，我以为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没有，那些事都在，每一件都在。"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游戏机的事……"
"游戏机不是问题，"我说，"你喜欢打游戏，我从来没反对过，问题是，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这是两件事，你分得清楚吗？"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分得清楚。"
"那今天这件事，是哪个问题？"
他低下头，"是第二个。"
我没有再说话，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小糖的体温记录，放下。
那天晚上，贺川去走廊把游戏机捡回来了。
我看见他提着那个袋子进门，没有说话。
他把游戏机放回电视柜，插上电源，然后在我面前坐下，说："我把它放回来了，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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