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做了8例人体解剖，有人疑惑我早已退休，事实上我只休息了两节课的时间。
面对舆论压力巨大的案件，大多数法医都会选择躲避，像我这样主动承担的人很少，没必要赌，但我始终认为，总归要有人去做。
尽管困难重重，我坚信真相永远不会沉默。
1983年，我踏入法医行业，始终秉持一个信念：要对得起死去的人。我要让生者和死者都能在各自的轨道上，弄清真相、获得慰藉。
去年有一起案件，死者父母通过网民留言找到我，恳求我出手相助。我并非这起案件的鉴定人，却因死者父母的信任，担任了其顾问团的顾问。
法医本就是死者的“翻译官”，能为不会说话的死者，翻译出背后的复杂信息。
我曾在高速上出过几次事故，车子翻倒，车上还装着被网上称为“人体碎片”的人体标本。
每次事故后，我都会先检查标本桶是否完好，生怕影响案件调查。
我坦言，或许哪一天自己实在做不动了，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都无法开展工作，就会彻底离开这个岗位。
从业多年，我见识过大众对法医的诸多误解。
有一次我去山里开棺验尸，老乡们围在旁边好奇观望，竟以为法医是做法事、跳大神的。
还有些老百姓对法医存在歧视，得知我常年跟死人打交道，即便之前握过手，也会吓得往后躲。
早年，来学法医的学生大多是转专业而来。
那时候自媒体不发达，信息传播有限，有的学生甚至误将“法医”报成“法语医学”，得知真相后十分懵圈。
法医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并非只跟死人打交道的职业。
它是帮助伤残者、死者以及需要个人识别的人，为侦查、诉讼、审判提供专业依据的职业。
1983年，我国法医行业才开始恢复，几乎是白手起家。
当时全国法医人数不到1万人，仅有几千人，而公安部要求配备5万名法医，缺口极大。我入行时，教研室只有不到10个人，像个小作坊，设备简陋，总资产不到10万元。
那时候处理案件十分粗糙，实验室设备匮乏，往往只测一下ABO血型就结束工作；病理切片能不做就不做，很多复杂案件难以得到精准结论。
当年有不少无法解决的案子变成了悬案，但随着知识普及，犯罪难度越来越大，但犯罪分子也在琢磨新花样，法医行业也在不断进步。
早年法医的待遇并不好，我读博士期间，曾多次提交退学报告。入学半年、读了一半、快毕业前半年，我都有过退学的念头。
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只有100块，要拿三年，相当于现在的2000左右。为了补贴生活，我曾在中山公园干兼职，给晨练的大爷量血压、称体重，一次五毛钱。
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但我认为，人不能为了面子饿着肚子，总得先把生活搞好。
随着法医科普工作的推进，如今法医专业的招生和就业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现在招收的学生全是第一志愿，高分考生能达到600多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生死相关的问题。
我疑惑为什么有的孩子刚出生就离世，有的健康的人也会突然离去，生命究竟是谁安排的。
小时候怕死，中年更怕死，但见了太多生死后，我已经完全不怕了，因为我捐献了遗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就在那面纪念墙上。
每年或许还会有人来祭拜我，墙上可能有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一家人终将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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