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科举,那前一年刚选出来的新科状元,直接成了历史上的绝唱。这位末代状元叫刘春霖,刚拿到状元头衔不到一年,延续千年的金榜就成了废纸。大清朝垮台之后,他顶着这顶独一无二的状元光环,在民国的几十年里到底过得如何,有没有靠这块招牌捞好处?今天就聊聊他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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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是河北肃宁的农家娃,出身底层,父亲在衙门打零工,母亲给当地知府家做粗活,凑合吃饱都费劲。8岁才进私塾,别的孩子忙着背课文,他就爱在一边摹碑帖写小楷,时间长了写出来的字比不少先生都耐看。十来岁家里供不起学费,他就天天泡镇上集市,给人写春联写帐本封面,换点碎银贴补家用。

16岁考中秀才,靠着不错的成绩进了保定莲池书院读书,院长是晚清有名的学者吴汝纶,不排斥新学,教经史也讲西学,给刘春霖开了不少眼界。他白天听课晚上磨字,原本就工整的小楷,慢慢练出了自己的风格。1902年中了举人,两年赶上慈禧七十大寿,朝廷特开甲辰恩科,他一路过关斩将考到了保和殿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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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光绪亲点他为状元,本次殿试一共取了273名进士,他排第一,坐实了中国最后一位科举状元的名号。坊间一直有传闻说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慈禧嫌名字不吉利换了刘春霖,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编的茶余段子,做不得真。按清朝殿试规矩,考生姓名是密封的,轮不到慈禧挑名字挑籍贯。

刚当上状元就授了翰林院修撰,算是站进了旧王朝文臣的门槛,结果转年清廷就下诏书废除科举。他这个金榜头名,直接成了旧制度的收尾人,刚拿到状元头衔,金榜本身都快没了,想想也挺戏剧性。

中了状元身份水涨船高,京城上下都愿意跟年轻的新科状元攀关系,还出过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有人冒充刘春霖跑到工部员外郎张庆沄家蹭好处,张家留他题字,写出来的字软趴趴没精神,一眼就被看出不对。后来真的刘春霖被引到张府,字迹端正硬朗,人也温厚稳重,张庆沄一眼就相中了,直接把女儿许配给他,这也算状元头衔给的实打实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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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清廷推新政,废科举之后鼓励有功名的人留洋学新学问,刘春霖也在名单里,去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政。留洋期间,不少中国留学生天天吵着聊君主立宪聊制度变革,刘春霖话不多,只说法理再好也要看谁用,透着一股子稳劲,日本人知道他是中国状元,对他也挺客气。

学成回国之后,他当了预备立宪下的咨政院议员,这个机构说是预备国会,其实没啥实权,就是个过渡性质的咨询部门。他一只脚踩在旧制度上,一只脚伸进了新政治,跟大多数晚清新式文人走的路子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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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枪响之后没几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咨政院直接成了历史,很多前清议员要么另找位置要么直接隐退。刘春霖留在北京,袁世凯掌权之后,经过长辈引荐,当了大总统府内史,看着挺体面,其实就是个高级文案,没啥实权。

真正让他上心的是农事试验场场长这个活,刘春霖自己就是农家出身,太知道底层农民种地有多难。那时候中国农业落后,耕作方式老套,他就想着引进新作物品种,推广科学耕种方法,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哪怕经费不够政局动荡,他也愿意往这上面花心思。有人劝他靠状元名望找个更风光的位置,他只说能让庄稼多打一成粮,也比说空话强。

张勋复辟那场闹剧,不少人说刘春霖参与其中,其实翻遍靠谱史料,也找不到他实质参与的证据。他跟不少前清官员有旧交,最多就是对这事算不上完全反对,真要出手参与那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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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那几十年,北洋政府换得比走马灯还快,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1928年北伐之后,政治中心迁到南京,北平一下子冷清下来。这时候刘春霖都五十多了,也看明白了,自己不是玩政治的料,没必要在权力漩涡里耗着。他慢慢从公职退下来,寓居在北平,靠教书写字过活,很少再碰政治。

那时候他的书法已经很有名了,加上末代状元的身份,在北平文化圈和老士绅里威望很高,有大型祭孔活动,都会请他主持或者题匾额。九一八之后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占了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开始到处拉拢前清名士撑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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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名头最大的末代状元,刘春霖自然也在拉拢名单上,伪满托旧日同僚带话,让他北上辅佐溥仪,说什么君臣旧谊不该袖手旁观。刘春霖直接回绝,说今昔不同,君不是过去的君,臣也不是过去的臣,半点儿面子都没给侵略者留。

1937年北平沦陷,日本人扶植了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头的王揖唐跟刘春霖是旧相识,早年要么同科要么留洋相识,关系不算浅。王揖唐亲自上门劝刘春霖出山,说了一大堆顺势而为保存文化的漂亮话。刘春霖听完直接摆明立场,说你我是旧交就别多劝,我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语气平和但立场硬得没有半点转圜。

拉拢不成,日本人直接翻了脸,带宪兵上门搜查,抢了不少珍贵字画书籍,还烧了好些收藏,对把书法当命的刘春霖来说,这个打击不比寻常。日本人还跟他说,愿意出一根金条一个字买他的字,说白了就是想逼他为伪政权站台。刘春霖直接搁了笔,半个字都没给写,死死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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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街坊邻居求他写对联题牌匾,只要身体允许,他几乎来者不拒,从来不收钱。有人硬塞礼物,他也就笑笑说,就是大家抬爱,不值当收钱。同样是写字,对侵略者分文不写,对普通百姓有求必应,这点分寸,刘春霖拎得清清楚楚。

抗战那几年北平日子太难,物价飞涨,刘春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一家人的开销大半靠他卖字维持。他的小楷清劲工整,当时北平文化圈都夸他的小楷是一绝,不少人愿意出高价求字。他靠着这个手艺吃饭,没去依附任何势力,过得体面也低调。

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这辈子当了两次状元,一次科举状元,一次写字状元,他听了也就笑笑,不多说什么。1942年冬天,刘春霖在北平家里去世,终年七十岁,那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也没闹出多大动静,只有几个旧友学生送了他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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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辈子说起来也挺奇妙,年少拿了科举第一,旧王朝没给他多少施展抱负的机会,中年就踏踏实实做些实事,晚年哪怕穷到卖字糊口,也绝不跟侵略者同流合污。末代状元这个头衔,对他来说不是捞好处的金字招牌,更像是一份历史出的考题,他答得不算耀眼,但足够干净。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