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道，北约领导人可能会停止每年举行峰会，部分原因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带来的“闹剧”有关。
这位美国总统是该军事联盟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称其为“纸老虎”，并形容其他成员国是“搭便车者”，未能通过他最新的测试——因为他们拒绝协助美以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自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以来，特朗普已多次将争议带入一系列峰会。
“峰会少而精，总比糟糕的峰会好。”一位欧洲外交官对路透社表示。
在2017年他作为总统的首次峰会上，特朗普在一次拍照环节中被拍到推开了黑山时任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奇。
2018年，他威胁要让美国退出该联盟，令成员国感到不安——特朗普后来多次吹嘘这种施压策略。
他在2019年峰会提前离场，并在加拿大时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被麦克风捕捉到向其他领导人抱怨特朗普的行为后，称特鲁多“两面三刀”。
去年，特朗普迫使其他北约国家承诺将GDP的5%用于国防开支。这个目标部分属于虚构，因为直接军费开支只需达到3.5%，而额外的1.5%是“国防相关”开支，例如可以包括连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大陆的桥梁项目。
其他领导人也为将北约聚会变成“奇观”做出了“贡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伦敦举行的北约70周年会议前，曾臭名昭著地形容该联盟“脑死亡”——而特朗普正是从那次会议上愤然离场的。
自2021年以来，北约每年都举行峰会，外加2022年因乌克兰冲突举行的两次紧急会议。而从该组织1949年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领导人总共只召开了12次会议。
路透社这篇报道，看似在陈述北约可能调整峰会频率的“技术性”考量，实则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出这个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在“特朗普2.0时代”面临的深层窘境与信任裂痕。将峰会减少的原因，部分归咎于一位主要成员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官宣”：北约的团结，竟脆弱到需要靠“减少见面”来维系。
特朗普的“行为经济学”深刻改变了北约峰会的生态。在他这里，峰会不再是枯燥的议事厅，而是一个可供表演的全球舞台。推搡小国领导人、威胁“退群”、公开羞辱盟友、提出看似强硬实则含混的指标（如5%的GDP占比）……这些举动超越了传统外交的博弈范畴，更像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收视率”策略。其核心目的并非理性解决防务分摊问题，而是塑造“强人”叙事，服务于国内政治票房。这导致峰会议题失焦，严肃的集体安全讨论，被个人即兴发挥的“戏剧冲突”所淹没。其他领导人，无论是马克龙惊世骇俗的“脑死亡”诊断，还是泽连斯基化身“战时督导员”的频繁控诉，其实也是在同一种“媒体化”逻辑下，争夺注意力和话语权。峰会由此异化，其本应具有的战略协调功能被大幅稀释。
北约考虑“减少峰会”，表面是规避“特朗普风险”，实则是欧洲战略焦虑与某种惰性的混合体现。焦虑在于，欧洲意识到自己再次被拖入一种不可预测、且极度消耗政治能量的“美式漩涡”中，他们疲于应付一位将联盟关系“交易化”的美国总统。减少高层“接触点”，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隔离策略。而惰性则在于，这或许也迎合了部分欧洲国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既然无法在特朗普设定的剧本里赢得光彩，不如降低曝光，避免难堪。这种“缩头”战术能否真正保护联盟的凝聚力？恐未必。它可能只是将矛盾从镁光灯下暂时掩盖，却无法解决军费分摊、战略自主性、对乌承诺等根本性分歧。峰会间隔拉长，反而可能使日常协调机制承压，并在危机爆发时，因缺乏高层直接沟通的惯性而加剧误判。
更深层地看，“峰会闹剧”频发是症状，而非病因。病因在于北约共识基础的松动。冷战时期，面对清晰的共同威胁，联盟团结相对容易凝聚。后冷战时代，威胁泛化且认知不一，从反恐到应对中国，从网络安全到气候安全，成员国优先级南辕北辙。特朗普不过是利用了这种分歧，并将其极端化、公开化。他将“搭便车”的指责武器化，本质上是否定了联盟“共同价值”背后的“共同利益”纽带，将其简化为一场“谁付钱多谁嗓门大”的买卖。这种逻辑侵蚀了盟友间最基本的相互尊重与信任。即使未来白宫易主，这种被公开羞辱和工具化的记忆，以及“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卷土重来的阴影，将持续毒化跨大西洋关系。北约的“内伤”已然形成，它不是减少几次峰会就能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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