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面临内需不足问题，政策上稳投资、促消费、增收入、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等多措并举，在托底内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内需不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为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需要一个突破口
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未来经济发展形势面临不确定性，需要尽快缓解内需不足问题，但现阶段又缺乏实施全面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条件。现实可行的途径是，集中优势资源撬动一个关键突破口，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具有紧迫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后总会接续着上行阶段。目前，固然可以通过现有政策将宏观经济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运行水平，等待经济周期上行期的到来。但是，上行期何时到来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形势下被动等待也面临一些风险。首先，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3.7%，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8%，当前内需不足问题已经较为突出。其次，经济周期下行期时间越久，越会对企业和居民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投资将更为谨慎，居民将更加不愿意消费，内需不足将更难化解。最后，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增长6.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并通过居民收入渠道，对内需起到了支撑作用，对当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展望未来，我国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出口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我国不能过度倚重外部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
全面大规模刺激政策很难实现。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拉动经济所需的政策资源也水涨船高。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政策，资金规模占当年GDP的12.3%，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5.2%，对宏观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换算到2025年，GDP的12.3%为17万亿元，财政收入的65.2%为14万亿元，这种大规模刺激资金，我国当前财政难以承担。2025年末，我国国债加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占GDP的比重为69%，与之对比，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2%，当时还没有地方政府债券。总之，目前阶段，我国已经没有条件实施类似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同时，鉴于大规模刺激政策存在后遗症问题，我国当前也没有必要推出类似大规模刺激计划。
积极寻找突破口具有现实可行性。目前，受财政资源所限，多措并举式的刺激政策收效不彰，只能对宏观经济起到托底效果。要想取得更好效果，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政策上要有主次之分。当前形势下，需求不足拖累企业经营，企业效益下降带来投资下降和居民收入下滑，居民收入下滑进一步拖累消费，投资和消费不足导致需求进一步不足，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能找到一个突破口，集中优势政策资源在关键节点上取得突破，切断恶性循环链条，就可以进一步引导经济走上良性循环，这是我国当前形势下的现实可行选择。这里同时也要指出，寻找突破口并不是否定多措并举，已经出台的投资、消费、收入、房地产等领域政策仍有必要保留，寻找突破口是有限政策资源的再分配和效率提升。
已有政策分析与突破口的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稳投资、促消费、增收入、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等一系列举措，需要对已有政策进行系统分析，找出优势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形势，找到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突破口。
促消费政策可持续性存在不足。2024年以来，我国连续实施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促消费作用。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策后期效果会逐渐减弱。以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为例，前期促消费效果明显，但四季度各月，6类“以旧换新”商品对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均出现负向拉动，政策存在明显退坡效应。收入是支持消费的根本，在居民收入增速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促消费政策会面临居民消费能力下滑问题，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存在不足。
增收政策对整体消费水平作用有限。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包括脱贫攻坚、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育儿补贴等，为缓解特定群体生活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类政策覆盖人群有限，而且以阶段性政策为主，很难使居民形成持久性收入预期，对改善整体消费水平效果有限。经济增速是居民收入的根本决定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GDP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也同步下行。2025年，GDP实际增长5%，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显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也为5%。
稳房价力度受限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不足，房价出现较大回落，对上下游产业以及宏观经济造成一定影响。2024年，从国家层面提出“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后，地方政府从供给层面出台了相关稳房价政策，包括棚改货币化安置、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但从目前情况看，政策力度存在不足。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大，与上一轮稳楼市的2015年相比，财力已显不足。
综合来看，需求引领投资可以作为突破口。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是GDP增速，有了GDP增速，才有居民收入、企业收益和政府财政收支的改善。一个企业要想发展，要生产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样道理，宏观经济要想增长，就要进行有需求的投资。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当前GDP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是没能打通供给与需求，增加的供给没有需求，有需求的领域供给不足。因此，当前的突破口是以需求引领投资，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使经济增速处于合理水平。
实现需求引领投资的政策建议
要实现需求引领投资，除了财政投入外，更重要的是优化投资结构，这需要相关行业的协同和体制机制改革，与传统投资政策相比，实施难度更大。但在当前形势下，仅扩大投资规模，很难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以三大需求引领投资方向。宏观需求可以分为消费、投资、净出口，需求引领投资的关键，就是抓住三大需求中切实存在的需求点，针对这些需求点进行投资，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增长。
加大服务消费领域投资。当前，我国服务消费特别是中高端服务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较为突出，有效供给存在不足，可以加大相关领域投资，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具体来看，一是在医疗健康领域，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培育壮大健康体检、咨询、管理等新行业新业态，加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投资力度，加强医养结合领域投资。二是在教育培训领域，鼓励社会培训机构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和个性化学习需求。三是在养老领域，加大对银发经济投资力度，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四是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加大文化演出、电影电视、线上演播等领域投资力度，加强旅游休闲空间建设，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建设，扩大文化旅游体育融合业态投资。
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社会投资。政府投资具有较高的政策可控性，从当前情况来看，需要重点考虑如何通过政府投资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具体来看，要合理界定政府主导投资的边界，应主要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公共属性强的领域，避免介入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以腾挪出更多政府资金。对于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尽量以社会投资为主，政府投资更多发挥支持和带动作用。在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存在交叉的领域，要优化政府资源投入方式，持续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对于可由使用者付费的项目，未来经营阶段现金流有一定保障，政府资金可以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重点支持项目建设阶段，缓解社会资本建设阶段的资金压力。对于无法实现使用者付费的项目，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创造未来现金流，提升项目建设阶段的融资可得性。
加大科技自立自强领域投资。我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也不会刻意加大相关投资。近年来，在复杂外部形势下，我国加大相关产业投资，快速提升国内自主供给能力。通过净出口引领投资，实现净出口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速。具体来看，要加大关键技术领域投资力度，重点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国内相关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加大服务贸易相关领域投资。服务贸易是我国逆差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8287.2亿元，进口替代空间很大，出口也有潜力可挖。分领域看，旅行、运输、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贸易规模较大，前三者为顺差，后两者为逆差。对于上述领域，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大投资力度，实现净出口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助力提高经济增速。例如，继续加大国内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投资，放宽外商投资限制，提升供给能力和质量，将更多消费留在国内，并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华旅游、求学、就医；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提升全球科技竞争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的全球占比；加大海运、空运服务领域投资力度，提高海运船队和航空公司国际竞争力，推动运输相关的物流、保险、经纪、信息咨询等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高端船舶和大型民用飞机制造领域投资，为海运和空运企业提供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产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孙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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