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下岗通知书发下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厂门口抽了一包烟。回到家，妻子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孩子站在旁边，背着小书包，不说话。
她说她要走，说跟着我没有出路，说她不能陪我在这里等死。我没有拦，门关上的声音，响在那条胡同里，很久没散。
十年后，她开着一辆车回到这座小城，带着据说上千万的资产，街坊说她到处打听我，说她在找我。但我不在了，我不在那条胡同，不在那个厂，不在她以为我还会等着的那个地方。
我在另一个地方，活得很好。
我叫陈建平，四十八岁，在南方一座城市开着一家汽修连锁，三家门店，十几个师傅，生意说不上大富大贵，但扎实，走得稳。
讲这个故事，要从三十八岁那年说起。
那年我在老家的国营纺织厂做车间主任，干了十五年，熟悉那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熟悉每一个工人的名字，觉得那是自己这辈子的落脚地。
结果厂子倒了。
下岗通知书是个周五下午发的，纸是黄的，字是黑的，盖了公章，让你八月底前办完手续。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把那包烟抽完，才站起来，往家走。
家在厂子背后的胡同里，走路十分钟，我走了二十分钟，慢慢地，走回去。
推开门，屋里的灯亮着，妻子周霞站在床边，床上摆着两个大旅行袋，鼓鼓的，拉链拉好了。
儿子陈勇站在旁边，那时候他刚满十岁，背着他的小书包，书包上有个奥特曼的图案，那个图案，我现在还记得。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两个袋子，看着他们娘俩，没有说话。
周霞先开口，"建平，我想好了，我要走。"
我说："去哪。"
她说："先回我妈那里，然后再说。"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不想在这里耗着，你下岗了，厂子黄了，这条街上的人都要散，我不想等，我得给自己找条路，也给孩子找条路。"
我站在那里，想说什么，话到了嘴边，没说出来。
我想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想说，我不是不能东山再起，我想说，你就这么走了，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
但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我在那一刻，忽然想清楚了一件事——她说的，我拦不住，因为她说得有一部分是对的，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没有一条清晰的路，而我给不出一个"留下来会更好"的理由。
我让开了门，说："行李重不重，我帮你拿下去。"
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把那两个旅行袋提下楼，她抱着陈勇，叫了辆出租车，把袋子搬进去，陈勇在车门口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上车了。
周霞坐进去，车窗摇下来，她说："建平，我不是不想过，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站在路边，说："我知道。"
车走了，红色的尾灯，在那条胡同里，拐了个弯，消失了。
我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屋，坐下来，把屋里剩下的东西，看了一圈。
那个家，她走了之后，空了很多，她带走的不只是行李，是那种有人在的气息，是饭桌上的多一副碗筷，是屋子里有另一个人呼吸的感觉。
我在那个空屋里，坐到天黑，然后站起来，开灯，去厨房，把锅里的剩饭热了，吃了，洗碗，睡觉。
第二天，我去找了老邻居李叔，他在城里的一家汽修厂干了二十多年，我跟他说我想学修车，他说你一个车间主任，来学修车，不丢人吗，我说丢不丢人不重要，能养活自己才重要。
他笑了，说行，明天来。
我就从那里开始了。
跟着李叔学了一年，学会了基础的发动机维修，变速箱，底盘，从最脏最累的活做起，手上磨出了茧，衣服永远洗不干净，但我学进去了，越学越有意思，机器这个东西，我在纺织厂干了十五年，骨子里就是跟机器打交道的人，换了个品类，但那种感觉，是通的。
一年之后，我出来，在老城区租了一个门脸，两间房，挂了块牌子，叫"建平汽修"，就这四个字，没有别的名堂。
头半年，生意惨淡，有时候一天没有一个客人，我就坐在那里，擦工具，看书，有时候去附近转悠，跟出租车司机搭话，请他们来试修，修好了，口口相传，慢慢地，熟客多了起来。
那几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自己清楚，吃饭能省就省，睡的是门店后面的小隔间，冬天冷，夏天热，有一年夏天热死了，我在地板上铺张席子，就那么睡着的。
但我没有喊苦，不是不苦，是苦也没用，得把事情做出来。
陈勇那边，周霞带他去了她妈那里，在另一个城市，每年暑假，她会把孩子送来让我带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我那几年最高兴的日子。
陈勇慢慢长大，进了初中，进了高中，懂事了，有一次他来我这里，看见我住的那个小隔间，看了一会儿，没说话，帮我把那间屋子扫了一遍，把积灰的地方都擦干净了，然后说："爸，你不用这么省，有什么需要你说。"
他那时候才十五岁。
我说："我不省，我这是享受简单生活。"
他哼了一声，没有揭穿我，继续扫地。
第五年，我把第一家门店开到了市里，第七年，开了第二家，第九年，开了第三家，三家门店，合计有将近二十个员工，年营业额过了八百万。
不是大富大贵，但我站起来了，站在了我自己的地方上，站得稳。
那十年里，周霞那边，我们把离婚的事在第三年办了，没有争什么，孩子由她带，我每个月给抚养费，后来陈勇大了，自己有主意，跟我关系越来越近，倒是跟他妈的关系，淡了一些，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有推动，也没有阻拦。
周霞那边，听说她在外地做了生意，做的是什么我不清楚，有时候从共同认识的人那里听到点消息，说她做得不错，我说挺好的，就这样。
我没有恨过她。
不是因为我宽容，是因为我在那么多个收工之后坐在门店里想了很多遍，想到最后，我能理解那个女人在那个时刻做的选择，那是她的选择，不是对的，但也不全是错的，她没有义务在一个她看不见出路的地方，替我等。
只是，她低估了我。
这件事，我没有在意，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没有证明过我能做到什么，她凭什么相信我？
我只是去做了，做出来了，证给自己看了。
那就够了。
十年后的秋天，我在第三家门店处理事情，接到了一个老家街坊的电话，是住我们那条胡同的刘婶，她说："建平啊，你知道吗，周霞回来了，她这两天在问你，问你现在在哪里，说有话要跟你说。"
我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说："她回来了？"
刘婶说："是啊，开着辆好车，听说在外地发了，挺风光的，她问了好几个人你的电话，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说："没有，好几年没联系了。"
"那我给她你电话？"刘婶说。
我想了一下，说："不用，她要联系，自然会找到方式。"
刘婶说行，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继续处理手头的事，安排师傅，对账，签一份供应商的合同，把下午的事情做完，锁上门，开车回去。
开车路上，我想起那条胡同，想起那个下午，想起那两个旅行袋，想起陈勇背上那个奥特曼的书包。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那些画面，就散了，前面的路，灯亮着，我开着车，往前走。
那天晚上，周霞发来了一条消息。
消息是用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我看见那串陌生数字，停顿了一下，点开，看了里面的字。
她写了很多，写了这十年她做了什么，写了她走出那条胡同之后的路，写了她在外地做生意，写了那些年的辗转，写了她现在算是站住了脚，写了她这次回来，是有话想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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