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开始,北京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首次出现连续两年下降。

与此同时,每年约有70万人退出缴存体系。

但另一边,缴存单位数量却在持续增加,11年间膨胀了5倍以上。

看似分散的几组数据,实际上指向同一个变化:

公积金所对应的高保障就业,其“入口正在收缩”,结构也在发生重排。

上一篇文章中,我用“木桶效应”拆解了北京“五险一金”的覆盖率。如果以公积金为短板,进一步推算北京高质量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

基于2014-2025年的北京公积金数据,结合多维度测算,可以得到一些更具体的答案。

以下,展开推算过程

  • 公积金缴存规模出现拐点:职工数量连续两年下降

先来看看实缴职工数量,2014-2023年,从571.39万人持续增加到了946.82万人,累计增加了375.43万人;较2014年增长了65.7%。

但从2024年起,实缴职工总量开始连续两年下降,累计减少14.3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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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净增量看,2014-2021年,净增数量一直高于19万,其中2015、2020年分别达到了80万+的峰值。

2021年起净增数量大幅回落,2022年断崖式下降至2.42万人(净增量首次降至个位数万人的水平)——对应实缴职工数量同比增速跌至0.3%。

从2024年开始,净增数量连续两年负增长,且幅度进一步扩大。

这意味着,北京公积金缴存职工总量,进入了由增长转向存量维持,并出现阶段性负增长的区间。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其背后关键在于新增与退出结构的变化。

  • 2022年起,每年约有70万人停止缴存公积金

前面知道了,2022年起,实缴职工净增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且从2024年开始,连续两年负增长。

与此同时,2022-2025年,新开户职工也呈现持续大幅下降的趋势,由73.68万人,持续减少至62.87万人,累计减少了10.81万人,减少幅度为14.7%。

结合新开户职工和净增职工数量,可以推算出当年“退出缴存”的规模(按年度变化口径测算),即可能由于退休、失业、离京等原因停止缴存公积金的职工数量。

数学公式:退出规模=新开户职工-净增职工

当新开户职工>净增职工时,意味着退出规模>0,即当年有相当数量的职工停止了公积金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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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数据可以发现,2014-2025年,新开户职工一直>净增职工,说明当年都有批量职工未继续缴存公积金。其中,2022年起,退出规模大致稳定在70–71万人/年。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退出规模相对稳定,实缴职工总量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表明,总量变化更多由“新增减少”所驱动,而非“退出增加”。

换句话说,近年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流入端”:新纳入公积金缴存体系的人群规模正在减少。

  • 实缴单位数量11年膨胀5.4倍

与实缴职工数量开始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2025年,北京缴存公积金的单位数量,从10.03万户持续增加到了54.16万户,总量增加了44万户,膨胀了5.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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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净增单位数量看,2014-2020年,净增单位持续增加,2020年达到了不同寻常的峰值。

以2021年为新基点来看,2022年同比增速下滑至最低点。

2023年,同比增速反弹至8.7%。

但随后的2024-2025年,同比增速连续两年下降至6.1%,净增单位数量连续下降至31037户。

单位数量快速增加,而职工总量增长放缓甚至转负,直接带来了单位平均规模的持续下降。

  • 实缴单位平均规模从57人缩水至17人

根据实缴单位的数量和实缴职工的数量,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个单位的实缴职工人数:

平均规模=实缴职工(万人)÷实缴单位(万户)

数据显示,平均规模从2014年的57人/户一路降到2025年的17.2人/户,下降幅度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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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2014–2019年:从57人/户持续下降至38.7人/户;

2020-2025年:从25.3人/户持续下降至17.2人/户。

这似乎反映了,北京公积金缴存结构正快速“小型化”——或反映出新增单位以中小规模主体为主,导致平均每家单位承载的职工人数越来越低。

也对应了上一篇文章提及的,公积金实缴职工的单位构成变化:

2017-2024年,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企)的占比从11.0%降至6.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以下简称城镇私企)的占比从44.9%连续下降至25.7%;

其他单位的占比从5.2%连续提升至38.7%。

这一结构性变化也反映在了新开户职工的构成情况里。

  • 公积金新开户职工:体制内相对优势更明显

2017-2024年的数据显示,除2020、2021年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均在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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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2020年开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占比连续4年增加,国有企业的占比则稳定保持在12%以上。

这意味着,每10个新开户职工(新进入就业市场的职工)中,有2人来自体制内。

与此同时,2017年开始,外企、城镇私企的占比逐年下降,在2020年达到最低点,随后略有反弹,但再次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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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外企的占比从7.9%下降至4.5%,接近腰斩。——同期,实缴单位的构成中,外企的占比从11.0%降至6.4%,两者变化趋势一致。

结合新开户总数推算,2017年约有7万人进外企,2024年减少至2.9万人。七年时间,进入外企的纯新人从7万跌至2.9万,萎缩近60%。

城镇私企的占比,从最高峰的60.7%大幅下降至24.9%,占比下降35.8个百分点(相对降幅约59%)。——同期,实缴单位的构成中,城镇私企的占比从44.9%连续下降至25.7%,两者变化趋势一致。

结合新开户总数推算,2017年约有53.9万人进入城镇私企;2024年,跌至16万,七年时间萎缩70%。

(注:以上数据基于占比与总量的推算,结果为近似估计)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他单位的占比持续大幅上升,从9.5%上升至48.3%,成为新开户职工的主要来源。

前面已经推算过,2025年,实缴公积金平均单位规模仅17人,说明这里面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相比之下,其稳定性与保障水平存在差异。

由于公积金缴存人群通常对应保障水平较高的正规就业,因此其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高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新开户职工不包括在同一公积金管理中心辖区内跳槽的职工,反映的是市场入口的变化,是增量结构。而实缴职工总数的下降,则对应存量结果。

两者结合来看,从公积金缴存这一维度观察,市场化高保障岗位在新增就业中的占比明显下降,并在整体就业结构中呈现出权重减弱的趋势。

在新增规模收缩的背景下,体制内岗位展现出了更强的稳定性——即便绝对数量也有所波动,但能够维持占比,本身就意味着相对优势的提升。

与之相对,非体制内的新就业人群,正在更多流向保障水平相对模糊的“其他单位”。

声明:本文基于官方公开数据进行结构性测算,不同统计口径、单位划分方式及未纳入统计人群等因素,可能带来一定偏差。相关结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