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那天,我下班回家,推开门,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
灶台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热气,衣柜里她和儿子的衣服少了一大半。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就四个字——"我回娘家了。"
我赶紧掏出手机打她电话,嘟嘟嘟响了十几声,没人接。又打,关机了。
我叫张建国,今年四十七,在镇上一家机械厂当车间主任,一个月工资五千出头。老婆刘秀芬,比我小三岁,在超市做收银员。儿子今年上初二,成绩中等,不让人太操心,也不让人太省心。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也算一个完整的家。
可这一走,就是半个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喘不上气来——她是不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
说起来,这事儿不是没有苗头。
走之前那个礼拜,我俩吵了一架,导火索是我妈。
我妈住在乡下,入冬后腿疼得厉害,我想接她来家里住一阵子。秀芬当时正在厨房炒菜,锅铲"哐哐"敲得脆响,她头也没回,甩了一句:"你妈来了睡哪儿?让儿子打地铺?"
我说挤一挤就行了,又不是长住。她把火一关,围裙往灶台上一扔,眼圈红了:"张建国,这些年我哪回说过不孝顺你妈?可你看看这个家,六十平的房子,转个身都费劲。你妈上回来住了仨月,天天嫌我做饭咸,嫌我洗衣服不干净,你倒好,当没听见。"
我嗓门也上来了:"那是我妈!她年纪大了说两句你就受不了?"
儿子在房间里"啪"地摔了书本,吼了一声:"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那顿饭谁都没吃好。我以为过两天就没事了,跟以前一样,冷战几天,她做好饭喊我吃,日子照旧。
没想到,她这回是真走了。
第五天,我实在坐不住了,骑了四十分钟摩托车去她娘家。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往脖子里钻,到了村口,远远看见她家烟囱冒着白烟。我心里一热,觉得推开门就能看见她。
可她爸拦在门口,脸色铁青。老丈人是个倔脾气的退伍军人,一辈子说话硬邦邦的。他说:"秀芬不想见你,你先回去。"
我往里探头,看见儿子趴在堂屋桌上写作业,抬头瞄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那一眼里没有高兴,也没有埋怨,就是淡淡的,像在看一个不相干的人。
那个眼神比老丈人的冷脸还扎心。
我灰溜溜地骑车回了家。到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满屋子都是她的痕迹——窗帘是她挑的碎花布,茶几上的塑料花是她从集市上买的,冰箱门上还贴着她写的便签:"酱油快没了,记得买。"
我忽然闻到一股霉味,才发现洗衣机里有一桶衣服,是她走之前洗好忘了晾的。我把衣服拿出来,湿哒哒的,已经发了馊。
一个大男人,蹲在阳台上晾衣服,手冻得通红,眼眶莫名其妙就湿了。
第十天,我去找了秀芬的闺蜜陈姐。陈姐在菜市场卖豆腐,见了我,叹了口气,把我拉到一旁。
"建国,我跟你说句实话。秀芬不是嫌你妈来住,她是攒了十几年的委屈一块儿爆了。你知道她去年体检查出来啥不?甲状腺结节。大夫说要注意情绪,别生闷气。她跟你说过吗?"
我愣住了,她从没跟我提过。
陈姐又说:"你一个月挣五千,给你妈寄一千五,家里开销、儿子补课费,她那点工资填进去还不够。她哪回买过一件新衣裳?去年过年那件红棉袄,还是我淘汰给她的。她不是不心疼你妈,她是心疼自己没人疼。"
那天晚上,我翻出家里的账本。秀芬记账记得仔细,一笔一笔的,小到两块钱的葱姜蒜都写得清清楚楚。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不是记账,是她写给自己的话——
"日子再难,也不能在孩子面前哭。"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起了风,吹得防盗窗上晾的衣服啪啪响,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
第十五天,大年初一。我没去拜年,起了个大早,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我去超市买了排骨和她爱吃的藕,又拐到药店买了治甲状腺的中成药。
然后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只有一句话:"秀芬,家里的酱油我买了,你啥时候回来?"
过了两个小时,手机响了。不是微信回复,是电话。
她在那头沉默了十几秒,然后说:"排骨要焯水,别忘了放姜。"
我鼻子一酸,使劲"嗯"了一声。
她没说回来,但我知道,这个家还在。
有些话,藏在柴米油盐里,藏在一笔一笔的账目里,藏在那件穿了三年的旧棉袄里。不是不爱了,是爱得太累了,累到需要喘口气。
而我该做的,不是追着问"你是不是要离婚",而是让她知道——这个家,值得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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