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8日，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开后，部队内部炸开了锅。旅长的人选既不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不是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的王尚荣，而是一个名叫高士一的冀中本地人。
许多干部私下议论纷纷：
“王尚荣团长长征过来的，打过的仗比高士一听说过的都多，凭什么给他当副手？”
“独立第四支队才多少人？七一五团可是老底子，这正副旅长是不是该换一下才合适？”
图|高士一
这些声音很快传到了延安，也传到了毛主席那里。面对质疑，毛泽东的态度异常坚定，他直接问了一句话：
“谁反对都没有用，就让他当旅长。”
这位被毛主席亲自点将的“高四爷”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能当上八路军主力旅的旅长？
一
在河北省任丘县大苟各庄村北，曾经有一座占地一百亩的庞大庄园，当地人管它叫“高家场”。
庄园外围是一道密实的灌木篱笆墙，墙外竟是一条可行船的护城河，两岸果树成行，远远望去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房屋设施。
高家场的拥有者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高氏家族，高家除了拥有四十顷良田之外，还兼营饲养、加工、运输等行业，办有砖瓦场、木炭场、煤场、粉坊，另有几十条船往来于保定和天津之间搞运输。
高隆基是这个大家族的主心骨，他有四个儿子：高士坦、高士奎、高士芬、高士一。
高士一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当地人都称他为“高四爷”，他出生于1894年，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跟着二哥高士奎到社会上闯荡。
这位高四爷并不是那种只会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弟，他性格豪爽，好抱打不平，枪法出众，胆识过人，而且特别好学，会耕田、赶车、驯马、打铁、打草绳、修理农具等各种手艺，还粗通中医中药和针灸推拿，经常给乡亲们义务看病开方。
高士一在大苟各庄做了不少好事，他带头反对妇女缠足，捐资办学，把村头的娘娘庙改成了女子小学，亲自担任学校董事。还把村里的“三官庙”改造成文化宣传室，组织青少年演现代剧，这些做法让他受到了乡亲们的普遍尊敬，在附近几个县都很有名声。
后来高士一被推举为国民政府河北省河务委员，负责大清河、子牙河沿岸八个县的河堤和水务管理，他不负众望，为保护沿岸村庄安全奔走在百里河堤之上，秉公办事，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和政府的嘉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的消息传来时，高士一正在家里看报，他一边读报一边抽泣，愤慨地说：
“完了，不抵抗就等着当亡国奴吧！”
高士一后来特地从天津买了一台当时十分稀罕的收音机，随时收听广播了解战况，他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抗日新闻和战事记录下来，编写成文，油印成十六开的小报，取名《群生报》，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他得知在保定读书的儿子高万德和同乡杨琪良参加了保定第二师范的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通缉，杨琪良回乡隐居、高万德被开除学籍时，他不但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同情地说：
“学生爱国，有什么错！”
在老红军孟庆山的领导下，杨琪良和高万德组织成立了河北游击军第十四支队，上级任命高万德为支队长，支队的大本营就设在高家场内。
这支队伍当时所需的粮食和经费都是高万德瞒着家人拿出来的，高士一明面上对此事不管不问，可实际上却是对儿子的支持。
1937年初，冀中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侯玉田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高万德闻讯后多方营救都无济于事，只好找到父亲高士一，说明了侯玉田的真实身份，请求父亲出面营救。
高士一二话没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络了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向反动当局交涉疏通，最终把侯玉田救了出来。
图|高士一
同年十月，侯玉田受中共保属省委指示，专程来到大苟各庄找高士一，他首先与共产党员高万德和杨琪良会面，传达了省委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管是谁，只要爱国抗日就要与他合作，高士一是一个爱国开明士绅，在任丘和附近的几个县很有影响，团结他抗日一定能成大事。”
高万德和杨琪良当即和侯玉田一道去见高士一，因为是老相识了，侯玉田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欢迎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们一起干吧！”
高士一激动地一下站起来：
“我早就想跟共产党合作抗日了，今天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当时，侯玉田来到高家场，也引发了一场风波。当地不少反动的地主勾结一些地痞流氓反对高士一加入八路军，可高士一并没有妥协，而是针锋相对
高士一坚决抗日的态度让侯玉田看在眼里，他当即拿出盖有河北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大印的委任状，委任高士一为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
二
高士一举家抗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冀中大地，任丘、文安、容城一带迅速掀起抗日高潮。
为了扩大冀中的抗日武装队伍，经请示上级同意，高士一开始收编地方武装，他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苏桥是大清河南岸一个有名的城镇，是个水旱码头，商户较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苏桥商界早在七七事变前就成立了地方武装商团，商团有五六百人，邢荫堂任团长。
高士一利用与邢荫堂曾一同参加过戒烟戒酗酒运动的关系，冒着严寒坐着冰床子到苏桥找到邢荫堂，向他讲明了当前的局势和抗日的道理。
邢荫堂对高士一的抗日行动十分钦佩，当场表示参加第五路军，跟着高士一一同抗日。
图|高士一（左一）
不久之后，高士一又先后收编了霸县黄久征部、胜芳戈福生保安团、永清县魏大光和辛育明部，并把辛育明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组建为回民大队，后来奉调并入冀中回民支队。
此后部队开始向东扩展，收复信安镇，两打王庆坨，逼近天津卫，声威大震，到1938年底，第五路已由年初的三千多人发展到八千多人，形成了对日本侵略军的强大威胁。
高士一在冀中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先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郝鸿儒之子郝世溶前来游说，答应委任高士一为司令，发给军饷、枪支弹药和电台。
随后国民党监察委员邵洪基也劝说高士一归属国军指挥，并许诺“荣升、部队的粮饷供给、武器装备都不成问题”，天津国民党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也派人来联络。
尽管面对威逼利诱，高士一始终没有答应
1938年6月，第五路军改番号为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高士一任司令员，九月又改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仍任司令员。
高士一率兵抗日也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仇视和恐慌，他们几次与第五路交战均遭重创，于是将高士一领导的抗日武装视为心腹之患，极欲除之。
1938年冬，日伪军五百余人夜袭大苟各庄，烧毁了高家场的大片房屋，同时把高士一的侄子高万玉、高万峰抓去做人质，后来敌人放回高万峰，让他带信给高士一进行劝降。
高士一撕毁了劝降信，激昂地表示：
“高家场烧毁了，这不足惜，鬼子的目的是让咱投降，咱绝不能干！”
日本侵略军劝降不成，便残忍地杀害了人质高万玉，敌人的暴行更加坚定了高士一赴国难报家仇的决心。
高士一的革命行动得到了长兄高士坦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儿子高万玉遇害之后，已经六十八岁的老人坚强地说：
“儿子死了，和当亡国奴比起来不算什么，家被烧了也不要紧，等打败日本鬼子再建嘛！”
这位老人把另外三个儿子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和孙子高洪达、高洪忠、高洪飞都送到了队伍里，自己也跟着部队打了半年游击。
图|贺龙
1939年1月，八路军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挺进冀中，这支部队的官兵大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战斗力强悍，他们的到来很快就稳住了冀中的局势。
120师选派了一批干部充实地方武装，幸世修被派到独立第四支队任政治委员，正是在幸世修和杨琪良的介绍下，高士一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19日，120师在转移中驻扎在任丘城东阎家坞村，当天晚上，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召集高士一、王尚荣、朱辉照等人商议成立120师独立第一旅的事宜。
贺龙对高士一说：
“你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第五路军，是有功之臣。”
高士一激动地回答：
“师长过奖了，是琪良和万德他们先动手组织的，我想决不当亡国奴，要抗日就只能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3月28日日，独立第四支队奉命划归八路军120师建制，与七一五团组成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老红军干部王尚荣任副旅长，朱辉照任政委，幸世修任副政委，杨琪良任政治部主任。
这份任命名单一公布，部队里顿时议论纷纷，许多干部和战士都觉得不理解，王尚荣十六岁就加入红军队伍，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参加了长征，累积战功升任红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率部进军大青山，成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图|毛主席赠送给高士一的照片
高士一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也不及王尚荣，况且独立第四支队的整体战斗力也比不上七一五团，怎么能让王尚荣给高士一当副手呢？
有人直接提出建议：“正副旅长应该换一下才合适。”
这些意见很快传到了延安，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态支持高士一当旅长，并且说：
“谁反对都没有用。”
120师在冀中活动，扩兵不是问题，但军费开支是个不小的负担，高士一出任独立第一旅旅长，可以对冀中一带的开明士绅起到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这对120师在冀中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
为了支持高士一的工作，毛泽东还专门送给他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份特殊的礼物让高士一感动不已。
三
独立第一旅成立后不久，在贺龙和关向应的指挥下，独一旅参加了著名的齐会战斗。
齐会之战历时三昼夜，最终歼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七百余人，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志。
同年6月，独一旅在分区部队配合下，于深县北马庄一带全歼国民党反共派张荫梧部，随后转战晋察冀边区，参加了灵寿陈庄战斗。
1942年，独一旅奉命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县，接替三五九旅的防务，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使命。
1943年4月，高士一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次与毛主席会面，毛主席还关切的问：
“我听说贺老总让你当旅长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有没有人排挤你呀？”
高士一听后，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我自从加入贺老总麾下，大家都很照顾我，我们亲如兄弟，怎么会有人排挤我呢？”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那就好！你曾经拥有这么大的家业，却能把它们统统放下，跟着人民军队来过苦日子，难能可贵！人民都很感激你啊！”
在延安，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接见高士一，对他毁家纾难、组织抗日武装以及在冀中和晋察冀边区历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3年，国民党军队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军民的供应十分困难，受党的委派，高士一率部打通了通向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地区的物资互换渠道。
他在延安建立了一个贸易货栈，取名为“大成永”，店里的店员都乔装改扮成做生意的商队，用陕北的土特产换回军民急需的布匹、棉花、粮食和日用品。
当时，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粮食大丰收，而独一旅在高士一旅长的带领下在交界处搞互换贸易，物资也有了保障。
延安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三五九旅是“大地主”，有地有粮；独一旅是“大资本家”，有钱有货。
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年过半百的高士一调离了战斗部队，先后担任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和第一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
为了保证前线的作战需要，高士一不顾年老体衰，积极筹措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的运输和供给，保障了部队向大西北的胜利挺进。此后他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交通厅厅长、接管西北交通系统的军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一先后担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副局长等职。
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高士一调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还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
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因病逝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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