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努力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刚一出生,严格的种姓制度就已经确定了每个人的高低贵贱。
低种姓的人除非离开阿三的土地,不然永世无法翻身。
很多国人觉得这是宗教统治国家后留下的遗毒,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国家,曾有一套流传了上千年,比印度种姓制度还狠的森严社会制度。
这种灭绝人性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亲历者有不少至今还活着。
一、颜色决定命运的走向
自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人定胜天”便刻进了炎黄子孙的骨髓。
因此才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莫欺少年穷”、“有志者事竟成”、
“英雄不问出处”等豪言壮语。
但七十年前,在彝族生活的大凉山深处地区,这些话是不成立的。
当时的大凉山彝族,骨肉的贵贱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全体社会成员按严格的等级和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
“兹莫”彝语为“权利”之意,就是汉语中所说的“土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群体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阶级。
清政府灭亡以后,“兹莫”逐渐衰弱,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被“诺合”等级所取代。
“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因此又被称为“黑彝”“黑骨头”。
这个群体不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但却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掌握着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土地。
在大凉山,他们的血统最为尊贵,是这片山林的主人,一生下来就高人一等。
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黑彝”内部又划分为诺博、诺比、诺低三个等级。
“诺博”又称“硬骨头”,只有血统最纯正、地位最高的黑彝阶层才能被这么称呼,是传统彝族贵族的核心。
“诺低”又叫“软骨头”,血统没有问题,但地位比“诺博”要低一些,扮演着黑彝管家的身份。
“诺比”指的是血统中掺杂了其他等级或民族成分的人,被视作“血统次之”的黑彝,又称“黄骨头”。
这些人社会地位很低,即使经济富裕,仍不得与诺博、诺低通婚,甚至就连被统治的“曲诺”也看不起他们。
“曲诺”就是“白彝”,占据大凉山彝族人口的一半。
他们相当于封建社会租种地主家农田的佃户,受黑彝管辖,每年必须服一定的无偿劳役。
有一些白彝日子过得比较好,能拥有一部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社会地位,只要黑彝出现,他们就自动低人一等。
这无关财富、能力、年龄,完全取决于出生时的血统。
解放之前,大凉山彝族完全由黑彝中的“诺博”说了算。
他们不但掌控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还握有生杀大权。
黑彝杀死了白彝,只需要拿出一点银子,就可以免罪。
反之,如果白彝伤害了黑彝,就算是不小心,也要被处死,甚至可能会全家偿命。
这种社会制度看着对白彝很不公平,但其实白彝还不是最惨的。
二、连颜色都不配拥有的群体
一个王朝到了末年,由于土地兼并,会出现大量的流民。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在封建社会,没有土地,居无定所的流民就是最惨的那部分人。
事实并非如此,大凉山彝族的“阿加”、“呷西”两个群体,过得比流民还要惨。
他们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黑彝主子不发话,他们根本就去不了任何的地方。
这些人就如同真正的牛马,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主子服无偿劳役。
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
黑彝杀了他们,那是理所应当,根本就没有人会过问。
相对而言,被称为“安家娃子”的“阿加”地位要高一些,干活的时候至少能有口吃的,一家人还有个栖身之所。
“呷西”,也就是“锅庄娃子”那就不能被称为人,他们一无所有,死活没人在意。
吃的还不如黑彝主子的牲口,大多就住在牲口圈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凉山一带的壮年“呷西”,在奴隶买卖市场上,一般最多值20锭银左右,折合十来两银子。
这点钱甚至不够买一头牛,一匹骡子。
年轻的女性“呷西”会稍微值钱,大概能卖30到35锭银子,折合约22两白银。
“呷西”们的孩子一般都活不大,很多刚刚出生不久,就会因冻饿而死。
就算命硬活了下来,迎接他们的也是最残忍的折磨。
除非黑彝主子大发慈悲,为其配婚成家,让他们变成“阿加”,不然这些人永世无法翻身。
这一套规定比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残酷。
在印度,高种姓男子有的时候还会娶低种姓女子为妻,这叫做“顺婚”。
虽然不常见,但确实存在,被法律所认可。
但在曾经的大凉山彝族,这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
白彝、“阿加”、“呷西”的女子平时看黑彝一眼都是罪过,更不要说嫁给人家了。
兹莫(土司)统治时期还稍微好一些,制度虽然森严,但尚未肆无忌惮的“吃人”。
随着黑彝家支(家族)成为凉山彝族统治阶级,具有原始氏族组织特征的制度才越来越让人绝望。
那段极其黑暗的年代里,黑彝和白彝的区别,比人和狗的区别还要大。
至于“阿加”、“呷西”,根本就不能算是人,他们只是工具和货物。
三、改天换地的变革
凉山彝族的黑彝家支有100多个,这些家支互不统属,没有成文的法律可依,日常全凭“习惯法”做事。
他们民族内部流传着一条谚语:“祖上留下的规矩,诺合的儿孙要遵守,曲诺的儿孙也要服从。”
按照习惯法的规定,兹莫、诺合奴隶主的特权高于一切,家支的利益高于一切。
凡反抗主子的,轻者则被毒打,重则被出卖或处死。
本家支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所有人都要为维护家支的利益进行斗争。
这直接导致凉山彝族冤家众多,械斗频繁。
彝族人性格彪悍,械斗一旦形成,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他们会拿着平时打猎用的弓箭、猎枪,古老的大刀、长矛,疯狂的厮杀。
战斗的时间能持续好几年,甚至是好几代人,直到一方彻底死绝。
引发械斗的原因很多。
良田的浇水,过路费的收取,日常生活中口头纠纷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引发两个家支的战斗。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械斗,死人都是在所难免的,械斗的两个家族实力越强,死的人就会越多。
有的时候斗得太厉害,影响了其他家支的生活,威望比较高的家支头领——“德古”就会出面排解纠纷。
无休止的械斗加上固化的阶级制度,让大凉山的彝族发展非常缓慢,生产力一直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就算1950年西昌解放,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黑彝家支依旧牢牢掌控着奴隶们的生死,不给他们自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之前求告无门,所以奴隶们只能认命。
解放军来宣传了政策后,一些不甘压迫的奴隶们开始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命运。
1955年,大凉山一带出现了很多向政府反应情况的奴隶。
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的黑彝奴隶主展开了残忍疯狂的报复,几个月的时间里找借口达杀了上百名奴隶。
血腥的镇压引起了更激烈的反抗,光是布拖一个县,短短几天里就有300多个奴隶跑到县政府告状。
新中国是绝不允许这种“吃人”事情存在的。
1956年2月,凉山的民主改革全面铺开,工作人员自备干粮,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个村寨,给奴隶们讲政策,教法律。
当野蛮要被文明给代替时,顽固的黑彝奴隶主慌了。
他们恐吓收买治下的奴隶,发动暴乱,残害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妄图用暴力阻挡变革。
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对这些反人民的家伙自然不会客气。
大军很快就被调来,大凉山被好好的归整梳理了一遍。
所有不愿意配合的黑彝奴隶主都被镇压,饱受磨难的奴隶们全都被解救了出来。
因为世代为奴,很多呷西、阿加们早已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活着,就是在用命苦熬。
所以当听说他们自由了,不会有人再残害他们,政府还会分给他们土地、房子、耕牛、农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信。
直到那些积极分子出来再三保证,这些人的眼中才开始泛起了一抹明亮。
他们生怕自己是在做梦,拉着工作组众人的手,一遍遍的询问。
当听到真的再没有人会欺压残害他们,而且有房子住,有地种的时候,这些人哭的肝肠寸断,身上终于有了活人的气息。
解放奴隶的事情整整持续了两年,一共有60多万呷西、阿加重获新生。
大凉山彝族那令人绝望的野蛮制度被新社会给淘汰了,但彝族人所受的伤害却并没有被世人遗忘。
当地政府在西昌泸山上修建了一座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
里面有带血的铁链、镣铐、还有奴隶市场的账本,每一件东西,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黑暗的历史的残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的传统和习俗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法律和道德之上的。
在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任何不遵守法律的道德的传统习俗都要被坚决清除。
大凉山彝族的血脉种姓制度如此,其他打着民族口号的愚民政策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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