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有块刻着三十六字的石碑，上面写着“公生明，廉生威”，直到今天还被不少人拿来当为官的座右铭。你绝对想不到，立这块碑的人，是个实打实的双面人。他官至正一品封疆大吏，天天把清廉挂在嘴边，被革职回乡的时候，光跟班随从就带了三千人，路过一个小县城住几天，直接把当地县令给坑惨了。
这个人叫颜伯焘，出身三代官宦世家，爷爷被乾隆赏识，爸爸得嘉庆重用，他自己是进士出身，一路高升做到闽浙总督，是祖孙三代里官职最高的。清史稿评价他熟悉官场规则，走到哪里都有口碑，说白了就是会来事，会说场面话。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高调唱得响，实事做的差的人。这块倡廉的石碑，就是他在陕西当道台的时候立的，字刻得端端正正，道理讲得光明磊落，可他后来干的事，和这三十六字半点儿都对不上。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朝廷分成主战主和两派吵得不可开交。颜伯焘是主战派里嗓门最大的，逢人就说英军都是蛮夷土鸡瓦狗，随便打打就能赢。不少人还真被他忽悠住了。
道光皇帝也信了他的话，把他调到前线当闽浙总督，接手厦门防务。颜伯焘进京述职，三天里被道光召见了五次，皇帝把全部信任都砸在了他身上。他报了两百万两的军费计划，道光平时节俭到龙袍都打补丁，这次眼睛都没眨就批了。
拿到钱的颜伯焘大干一场，花了五个月在厦门修海防，修出了一千六百米长的花岗岩石壁炮台，一共安了四百多门炮，部署了五千六百多守军，五十艘大型战船，说这是大清当时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一点都不夸张。他给道光写奏折，放话要让英军片板不留，一人不活，措辞别提多解气了。
1841年英军舰队真的到了厦门口外，一共三十六艘军舰，两千五百名士兵，比颜伯焘预想的规模大得多。英军下了最后通牒，颜伯焘想都没想直接回了一个字，打。
开打不到八十分钟，鼓浪屿三座炮台就全哑了。不是炮台被打坏，是弹药全都打光了。原来颜伯焘把大炮全安在石壁外侧，没给配炮车，打完根本拉不回来装弹。之前有人提醒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一炮就能灭贼，哪儿用得着装第二发。这话成了整场战役最讽刺的注脚。
炮哑了之后，英军直接从侧翼沙滩登陆，绕到清军阵地背后进攻。没有掩护的清军瞬间崩溃，不到一个下午，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修的要塞全线失守。颜伯焘当着一众官员放声大哭，哭完转头就带着文武官员连夜跑了。
厦门城没了主帅，守军一哄而散，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城。战后清点伤亡，清军一共减员三百二十四人，英军只战死一人，受伤十六人，差距大得吓人。战败之后颜伯焘还谎报军情，骗道光说击沉了六艘英舰大获全胜。
可真相哪藏得住，道光很快得知实情，直接把颜伯焘革职，打发他回广东连平老家。1842年开春，颜伯焘收拾行李动身回乡，这一收拾可吓坏了沿途地方官。
光搬运行李的扛夫，一天就要六七百人，整整走了十天，才把他的全部家当运完。等颜伯焘本人到了漳州，跟着他的兵役、家属、仆从加起来快三千人，当地驿站旅店根本塞不下，只能把考院腾出来才勉强住下。
三千人吃饭，一顿就要摆四百多桌酒席，颜伯焘家的妻妾坐八抬大轿，仆妇使女都要四个人抬轿八个人护卫，连个普通家丁都坐四人肩舆，排场比在任的时候还大。颜伯焘在漳州住了五天，走的时候一算账，花了一万多两银子。
漳州县令没办法，只能东拼西凑挪银子填这个窟窿，连军费都动用了。第二年招乡勇的时候，直接少招了一千二百人，省出粮饷才补上这个亏空。这件事是当时的汀漳龙道张集馨亲眼所见，原原本本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是实打实的第一手资料。
同样是被革职的高官，反差大到离谱。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沿途拒绝所有接待馈赠，全加起来随从也就十来个人，安安静静就走了。一个带三千人招摇过市的地方，一个带十来人悄无声息不添麻烦，人品高低一眼就能看出来。
颜伯焘刻的那块碑现在还在西安碑林，“公生明，廉生威”这六个字本身没任何问题。问题出在立碑的人，说得出做不到，把清廉当牌坊，背地里干的全是另一套。
这事也不只是颜伯焘一个人的问题，当时整个清朝官场都烂到了根子里。大家都默认唱高调升官，打输了一起瞒报，被革职了也要摆足排场，地方还要掏钱招待，这种规矩早就烂到骨子里了。
一个烂透的制度，养出无数这样的双面人，最后在鸦片战争里输得一干二净。一百五十万两修的要塞只守了两个小时，颜伯焘路过一次漳州，就坑没了一千二百个兵的编制。刻在石头上的道理再漂亮，也盖不住做人行事的龌龊。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道咸宦海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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