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这本书,收集了几十篇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当代中国县乡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是当代县乡生活的“万花筒”。

正如书名所说,当代中国的县乡,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生活方式巨变。这场巨变,大大改变了县乡人们的生活。因为不是政治变革,经济是主要推动力,所以没那么多“翻天覆地”,是静悄悄的。

生活在城市的人,能大致感知到县乡正在发生变化,但具体变的是什么,怎么变的,就不得而知了,认识很模糊。于是,用刻板印象、旧观念去理解新现实,常常有错位和误会。

这几十篇调查报告,一篇篇读下来,对县乡生活的认识,就丰富多了,清晰多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能有更深的理解。

对高额的结婚彩礼,众说纷纭,大部分人反对,但也有人支持。那么,在农村,高额彩礼到底有没有呢?有多高呢?农民自己,是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县乡生活》中有一篇调查报告,专门研究农村的彩礼问题。另外几篇调查报告,虽然研究的不是彩礼,也从其他角度涉及了这个问题。把相关内容放到一起看,对县乡农民婚姻、家庭的变迁有了全新的认识。

豫东平原,也就是河南东部,不算富裕地区,但当地流行一句话“一个儿子结婚要花100万”。听上去很夸张,不像是真的。别说豫东这种不富裕的农村地区,就是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居民,算上房产,家庭资产总额可能挺高,但是,能拿出100万现金的家庭,恐怕也不多。

河南农村,“一个儿子结婚要100万”,吹牛吧?

研究人员实地调查了一番,发现,在豫东农村,“一个儿子结婚要100万”不但是真的,而且不是少数个例,是普遍存在的事实。那么,这100万,是怎么花出去的呢?

大头是彩礼和在乡镇或县城买房。彩礼20万起步,买房至少是30万-40万。此外,还有十几万买车。再加上“三金”、婚宴酒席、订婚时的各种礼品、改口费上车费等各种杂项,100万能够用,就不错。

下一个问题来了:如此高昂的结婚费用,想必有很多人结不起婚,只能打光棍吧?

并非如此。虽然负担沉重,但大部分家庭都成功地给儿子娶到了媳妇。研究者在豫东一个200户左右的村庄调查,发现除了几个岁数很大的光棍,其他青年在30岁以前都结婚了。那几个光棍,是村里公认的“半吊子”,或者有违法犯罪前科。也就是说,即使耗资百万,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也能完成“帮儿子成家立业”的任务。

那么问题又来了,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哪来的这百万巨款?

普通农户家庭,哪来的这100万呢?

首先,就是攒钱,不是短期攒钱,而是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攒钱。在当地,有儿子的家庭,攒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意识很强,会提前15年甚至更长就开始攒钱。毕竟是百万巨款,普通农户,如果儿子结婚前几年才开始攒钱,无论如何也凑不齐这么多钱。只能长期规划、早做打算,提前十几年就开始攒钱。

豫东农村有一个有利条件,近十年以来,兴起了西瓜大棚种植。夫妻俩种10亩左右的西瓜,风调雨顺,一年能攒下5万元左右。如果种上20亩,一年就能攒下10万元。西瓜大棚,帮很多家庭成功娶了儿媳妇。

其次,就是低消费。

因为是农村,吃饭所需的粮食、蔬菜、蛋禽等等,都能自给自足。平时一家人一顿饭的消费,常常不超过10元。除了农业生产投资、人情往来、春节过年这些大笔花费以外,农户的消费水平很低。老年人吃饭,基本就是“馒头+稀饭+酱豆子”,其他人也是一菜一饭即可。只有这么节俭,才能每年攒下数万元,十几年凑够百万元。

第三,祖辈的支持。

给儿子娶媳妇,并不只是父母的任务,让孙辈顺利成家,也是祖辈挂念之事。祖辈的支持,一是直接拿钱。某户人家给儿子娶亲,买房买车,钱已花完,但彩礼还没凑够。关键时刻,爷爷主动拿出10万元积蓄,帮孙辈解了燃眉之急。

祖辈的帮助,还体现在日常的劳务支援。类似西瓜大棚种植这种农活儿,老年人只要力所能及,也会尽量参与。还有其他一些零活儿,种菜编筐等等,老年人也努力去做,补贴家用。

儿子结婚,往往是祖孙三代、全家上阵、长期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借债了。

如果没攒够钱,或者家里有不止一个儿子,那就只好对外借债了。一般情况下,为了结婚借的债,至少要四五年才能还清。借钱的方向,一是亲友,二是银行。

“一个儿子结婚要100万”,就是这么辛苦积累而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结婚要花这么多钱?

研究彩礼的调查报告,详细罗列了结婚的各项费用,但没有分析,为什么这些费用都是必须的?难道不在县城买房,不买十几万的车,就不能结婚么?这些条件,为什么成了结婚的“刚需”?

将之斥为年轻人的虚荣心、好面子、攀比,固然痛快,但没真正找到问题所在。这里就涉及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方式的巨变。

现在结婚的青年,从年龄上看,他们的父辈,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第一批农民工,大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们回到乡村,说明没有成功在城市落户。这些人,虽然有城市生活的经历,但基本还是农村人。

可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现在结婚的青年,即使户籍上属于农民,但“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他们往往曾经在城市上学、打工、创业,对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熟悉又向往。即使经济水平不足,也要在各方面尽量效仿城市的生活方式。首要的就是买房和买车。

所以,农村青年去城市生活、打工、创业一段时间以后,即使返乡,也很少返到基层农村,而是返到乡镇或者县城,并把各种城市生活的习惯和消费,带了回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将近68%;数亿人口,从农村搬到了城市、县城或乡镇。

问题在于,城市化可不是没成本的,相反,城市化的成本,很高。国家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等公共设施的成本,个人,则要承担从农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这部分成本。

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费用肯定要大幅增长。初期投资的买房买车就是一大笔开支。此外,城市的消费主义,势必传播到县城、乡镇。这构成了所谓“体面生活”的必须条件。

百万的彩礼,实际上就是农村家庭在支付子女“城市化”的成本。而且,在这种社会大潮的影响下,那些仍然住在农村的家庭,也会跟着要求建新房和买车,以及效仿城市的各种消费习惯——网购快递早已普及到基层农村。

从这个角度看,百万彩礼,很难避免。说到底,这就是农村家庭三代努力十几年甚至更长,让子女可以搬到城市,过上体面生活的“硬成本”,是新一代人“城市化”的入场券。只要家庭努力能做到,绝大部分农户愿意付出这种努力。

百万彩礼,背后是当代中国县乡生活的巨大变迁。

持续的经济增长。普通农户,积攒百万很费劲,要全家三代努力,用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但终归可以做到。普通人,仅凭努力劳动,没有暴发的横财,就能攒下偌大一份家业,这其实不是寻常事,是从古至今都罕见的盛世才有的事情。

城市化浪潮对人心理的巨大冲击。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势不可挡地冲垮了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受影响尤其大。城市生活的吸引力,成为农村家庭“进城”的巨大压力。

三代协力的努力,才能满足“百万级”的婚姻费用,这种持续的坚忍和努力,固然可钦可赞,但也可发一叹。事实上,调研者已经发现,年轻人目睹亲历长辈对家庭的这种持续奉献和牺牲,反而因此对婚姻、家庭心生畏惧,形成反婚反育的社会心理。

父辈、祖辈的无私奉献,造成某些年轻人的依赖、躺平心理。更严重的,有的年轻人,因此生活浮夸,好逸恶劳,大手大脚。在县乡,因为追求高消费,大量借贷,陷入困境,以至于日子过不下去的,并非少数。由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渐趋严重,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的县乡,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巨大变迁,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乃至恶劣的一面。正所谓时代大潮,泥沙俱下。生活,从来都没有完美状态和终极解决方案。每一代人,都注定有需要他们努力解决的难题。

(完)

吕德文、胡晓映主编:《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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