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对站在办公桌前的秘书小陈说道，“去帮我打听一下，林夏现在过得怎么样。”
小陈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但他是个极有分寸的人，什么也没多问，只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的沈总”，便退出了办公室。
门被关上的那一刻，我点燃了一根烟，看着玻璃窗上模糊的倒影。三十六岁，西装革履，管理着一家即将完成C轮融资的科技公司，住在市中心三百平米的大平层里。在外人眼里，我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男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具光鲜亮丽的皮囊下，里面早就空了。
我和林夏离婚，不是因为出轨，也不是因为什么狗血的家庭矛盾。我们的婚姻，是死于悄无声息的窒息。
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决定创业，她放弃了回老家考编的机会，留在这座物价高昂的城市陪我。最穷的时候，我们租住在连独立卫浴都没有的城中村。
那时候我总是满怀愧疚地握着她的手，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要给她买大房子，要让她去超市买东西不用再看价格标签。
后来公司慢慢步入了正轨，我也赚到了一些钱。我兑现了我的承诺，我们搬进了高档小区，她开上了豪车，衣柜里挂满了当季的名牌。可是，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一开始是为了应酬，为了拉投资，为了在这个绞肉机一样的商场里活下去。我每天喝得烂醉如泥地被司机送回来，林夏总是默默地帮我擦脸、煮醒酒汤。后来公司稳定了，我却习惯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习惯了在公司里一呼百应的忙碌。我觉得我给了她最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作为丈夫最大的尽责。
我渐渐听不到她说话了。她跟我说阳台上的茉莉花开了，我觉得无聊；她跟我说今天去复查胃病医生说要静养，我只顾着回复手机里的邮件，敷衍地点头；她精心准备了结婚纪念日的晚餐，我却因为一个突发的公关危机，在公司待了整整一夜，甚至忘了给她打个电话。
提出离婚的那天，是个极其平常的周末早晨。我难得在家，正坐在餐桌前吃她做的三明治。她坐在我对面，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我。
“沈放，我们离婚吧。”她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片羽毛落在了桌面上。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觉得她在无理取闹，我皱着眉头问她是不是最近钱不够花了，还是嫌我没陪她去旅游。我说我下个月就休年假，带你去冰岛看极光。
她却摇了摇头，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我不缺钱，也不缺极光，我只是觉得我感受不到任何爱了。”
办理手续那天，她什么都没要。她只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她当年从出租屋里带出来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本书。
“沈放，祝你前程似锦。”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当时什么也有说，心里甚至觉得要不了多久她肯定还会回来的。
离婚后的第一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人再在深夜发信息问我几点回家，没有人再在我喝酒抽烟时皱眉头，也没有人再强迫我周末去逛无聊的宜家。我换了更年轻漂亮的女伴，出入各种高端酒会，我觉得这就是我应得的快意人生。
可是我渐渐发现新交往的女朋友，只关心我送的包是不是限量版，我发现那套三百平米的房子大得让人害怕，我发现我引以为傲的事业、银行卡里不断增加的数字，在深夜胃病发作痛得冒冷汗时，根本换不来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热水。
我开始不可遏制地想起林夏。想起她当年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冬天把冰凉的脚塞进我怀里时的笑声，想起她用最便宜的洗洁精洗出来的碗筷上，那种让人心安的居家味道。
这就是我让小陈去打听她近况的原因。
等待的那几天，我变得异常焦躁。开会时我会时不时走神，看着手机屏幕发呆。我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种重逢的画面：或许她正在某个小公司里做着辛苦的基层工作，被上司刁难；或许她租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发愁。如果是那样，我会像个英雄一样从天而降，替她解决所有的麻烦，然后对她说：“回来吧，我真的知道错了。”
三天后，小陈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沈总，林夏小姐的近况查清楚了。”小陈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但他的表情有些迟疑，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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