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那年，林强和老赵在同一个月查出了癌症。
拿到确诊报告那天，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快餐店坐了很久。快餐店里人来人往，有赶着上班的白领，有吵闹的小孩，那是一种属于正常人的、鲜活的喧嚣。而我们的那桌，周围像罩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把所有的生气都隔绝在外了。
林强是肺癌，老赵是胃癌。两个人都刚过五十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刚觉得日子能喘口气的年纪。
林强的妻子在拿到病理报告的当场就崩溃了，蹲在走廊里哭得站不起来。但哭过之后，她擦干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医生说：“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我们治。”
老赵拿着自己的报告的那一刻，盯着上面“晚期，伴随转移”几个字看了好半天，然后折起来塞进口袋，对我和林强说：“走吧，回去该吃吃该喝喝。”
两天后，林强住进了本市最好的肿瘤医院。林强的家底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攒了几十万。为了治病，他妻子毫不犹豫地选了进口的靶向药，又配合着高强度的化疗。
我有一次去医院看林强的时候，他刚做完第一次化疗。当时人还没怎么瘦，但精气神明显塌了。他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手背上扎着留置针，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药盒和营养品。
“一天药费就得小两千。”林强苦笑着跟我说，“这还只是吃药，不算检查和住院费。”
他妻子在旁边削苹果，眼圈红红的：“钱的事你别管，只要人能好，卖房子我也给你治。”
靶向药起初是管用的，林强的肿瘤稍微缩小了一点，那几天他精神大振，甚至能在走廊里溜达几圈，跟病友聊聊出院后的打算。
他想等病好了，带老婆去趟三亚，这辈子光顾着赚钱，还没好好出去玩过。
但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耐药性出现了。
癌细胞像是被激怒的野兽，开始疯狂反扑。医生建议更换治疗方案，上更猛烈的化疗药。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副作用，林强的头发在一个星期内掉光了，整个人迅速干瘪下去，像是一个被抽干了水分的苹果。
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几乎不敢认他。他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皮肤呈现出一种灰败的暗黄色。
因为频繁的呕吐，他什么都吃不下，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体征。曾经那个说话中气十足、在酒桌上谈笑风生的人，当时连翻个身都要大口喘气。
“太痛苦了……”他趁妻子去打水的时候，虚弱地抓住我的手，手指凉得像冰块，“太遭罪了，我真的不想治了，生不如死。”
可是他的妻子不允许他不治，亲戚朋友也都劝他“要坚强”“要配合医生”。在所有人的观念里，只要还在医院，只要还在用药，就意味着还有希望。
第五个月，林强肺部感染，进了ICU。
ICU的费用是流水一样的。为了凑钱，林强的妻子把家里唯一的车卖了，又低声下气地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每天探视的那半个小时，她就站在玻璃外面看着里面插满管子的丈夫，默默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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