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外头，一辆满载着木薯和杂货的二手皮卡轰隆隆地停下，扬起漫天红土。车门推开，我的大老婆阿米娜跳下车，扯着大嗓门指挥搬运工卸货；二老婆法图头上顶着个硕大的塑料盆，盆里装满刚从河边洗好的衣物，正扭着腰肢走进来；三老婆祖里最年轻，此时正坐在堂屋的阴影里，低着头噼里啪啦地按着计算器，盘算着这个月的流水。
我抿了一口茶，把脚边那条黄狗踢远了点。来非洲十二年了，从最初连一句斯瓦西里语都听不懂的中国包工头，变成了现在这个在村里整天喝茶、带娃、不管事的“大老爷”。在国内，男人要是像我这样，靠三个女人养活，自己一天到晚连个重活都不干，脊梁骨早就被乡亲们戳断了。但在我们这个位于东非边缘、离首都还有四五个小时车程的偏僻村落里，我是最受人尊敬的标准男人。
事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有时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像是一场荒诞又写实的梦。
二零一二年，我跟着一波出国淘金的热潮来到了这里。那时候年轻气盛，总觉得只要敢拼，遍地都是黄金。我凑了几十万，跟个同乡合伙承包了个修路的小工程。最初的半年确实赚了点钱，但好景不长，同乡在城里染上了赌博，把工程款卷得干干净净，跑路了。我被几十个当地工人围在工棚里要债，连护照都被扣了。
钱没了，人也垮了。偏偏那时候，我染上了恶性疟疾。
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骨头缝里像是结了冰，外面却盖着三床厚被子，烧得整个人都在打摆子。工人们看我不行了，怕死在工棚里惹麻烦，把我抬到了村子边缘的一个废弃土屋里，由着我自生自灭。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就在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觉得呼吸已经快要停止的时候，我的嘴里被人灌进了一口苦涩到让人作呕的草药汁。
那是阿米娜。
她那时候是个在集市上卖烤玉米的寡妇，丈夫早年死于矿难。她懂一点当地的土方子，看我可怜，每天收摊后就熬了草药来喂我。我烧得神志不清，只知道有个黑胖的女人，每天用粗糙的手捏开我的嘴，硬灌那些绿油油的汁水。后来我又开始拉肚子，拉得下不了床，她就弄些木薯糊糊，一点点喂给我。
我这条命，硬是被她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病好之后，我想过回国，但是当时我身无分文，连回国的机票钱都买不起，最后是阿米娜收留了我。一开始，我帮她在集市上烤玉米。国内男人的骨子里，总觉得吃软饭是件丢人的事，于是我拼命找活干，想去扛麻袋、去搬砖。结果没干两天，腰就闪了。
阿米娜把我拽回家，用她那蹩脚的英语加上手语，连比划带说地冲我吼。大概意思是：你是个体面的男人，不应该干这些下等活，你坐着，我来。
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在村里待久了才发现，这地方的传统就是如此。女人们像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种地、卖货、做饭、带孩子，全都包揽。而男人们呢？绝大多数就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喝着劣质的咖啡，抽着烟，聊着哪家的牛丢了。在他们的观念里，男人是用来“做重大决定”和“繁衍后代”的，体力劳动和赚钱，那是女人的本分。
后来我和阿米娜凑合着过在了一起。没有婚礼，只是我按当地规矩，找村长借了两只羊和几匹花布，送到了她娘家。
跟她结婚的前两年，我心里极度内疚。每天看着她天不亮就顶着大盆去进货，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尝试着在院子里开荒种菜，想改善一下伙食，结果种子刚发芽就被几场暴雨冲得一干二净；我试着用废旧零件组装收音机去卖，结果那地方连买电池的钱都不舍得花。
阿米娜每次看我折腾，都会发出那种只有非洲女人才会发出的、长长的“啧”声。她觉得我在胡闹，觉得我剥夺了她养家的成就感。
“你，坐在这里。”有一次，她给我买了一把红色的塑料椅，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你是我的丈夫，你白白胖胖的，我就有面子。你出去干活，别人会笑话我阿米娜没本事，养不起男人。”
我看着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认真的神色，第一次感到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从那以后，我开始慢慢学着妥协，学着融入这种让我曾经感到羞耻的生活方式。
法图的到来，是在我来这里的第五年。
法图是阿米娜的表妹，她之前结过婚，但是后来他的丈夫，被毒蛇咬伤，没扛过去死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寡妇是要由丈夫的兄弟或者亲戚接手的。她丈夫的兄弟是个酒鬼，经常打老婆，法图要是跟了他，这辈子就算毁了。
那天晚上，村里刚刚办完穆萨的丧事，四周全是虫鸣声。阿米娜坐在蚊帐里，突然对我开腔了。
“把法图娶过来吧。”她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买白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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