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法国人不这么想。在法国，埃莉萨从小到大常常被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朝鲜人、中国人……人们甚至会追问她：你们为什么会来到法国？你妈跟你爸结婚，就是为了从那里逃出来吗？
“我们是谁？”以及，“在人们眼中我们是谁？”在南京的新书分享会还没开始，作家乌冬及法语老师施雪莹已经在与埃莉萨的闲聊中自然而然地说起这个话题：人们是否能够仅凭外观就精准辨认和区分亚洲人？
她们飞快达成了共识：东南亚人更容易被识别，因为他们带有热带特征，但要分辨朝、韩、日乃至中国人，则要困难得多。
埃莉萨·秀雅·迪萨潘 图/受访者提供
《束草的冬天》
许多作家都是高度敏感沉静的“i人”，埃莉萨也不例外。她小时候在一个只有300人的村庄长大，那里有大片的森林、成群的动物。后来，她有了很多在国际超大城市生活的经验，内心始终迷恋人烟稀少的大自然。她说，哪怕是马路上跟陌生人目光交错，她也会接收到这个人的许多信息，仿佛可以马上编出对方的人生故事。生活在城市，脑负荷是超标的，她需要用大量的独处和阅读，来消化这些过载的能量。在中东，她阅读跟阿拉伯有关的书籍，在中国，旅途中她的膝盖上轻轻搁着一本阎连科。
作为替代方案，她跟电影版发生关系的方式是，在电影的开场时分客串了一个不具名的小角色：一位外国游客，吃力地搬着硕大的行李箱从民宿退房离开。在民宿入口，她与女主人公相遇，并含笑道别。仅有的一句台词是：“谢谢，辛苦了。”仿佛她正从自己构建的故事悄然退场，把舞台轻轻让给了女主角。
《束草的冬天》剧照，影片根据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同名作品改编
语言始终是她关注的母题。埃莉萨说，她的祖父母一代移民欧洲，小时候，她韩语说得很好。入学之后，为了努力融入当地环境，法语成了她思考和社交的第一语言。至今她仍觉得，她是在法语的思维逻辑中理解这个世界的。随着全家移居瑞士，她跟祖父母开始说德语，“我会说的韩语都是一些小孩子时期的语言了，这就导致了我跟祖辈之间的隔阂，家庭内部的纽带仿佛切断了。”
《弹珠游戏》
埃莉萨的家庭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多语种环境。家庭内部爆发冲突的时候，吵架的语言不够用，她就得挺身而出充当翻译。为了息事宁人，她学会了选择性地在翻译中修改或删除某些话语。这让她从小就意识到，语言是有力量的，掌握了语言，也就掌握了语言中天然携带的某种权力。她在韩语、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之间来回切换，这两年，因为深入中东生活和采访的需要，她又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跟前男友旅居日本的时候，埃莉萨发现日本街头有一种“柏青哥游戏厅”，意即弹珠游戏。这些游戏厅大多由在日韩国人经营，这些韩国人大多在1950年代来到日本，战后的日本很难找到工作，弹珠游戏厅就成了一个选项。在日本，赌博被明令禁止，弹珠游戏厅是一个灰色地带，恰合那些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流亡者。人们在这里博彩，却并不以金钱方式结算，而是兑换成各种生活用品。“柏青哥”的日语发音更有节奏感，仿佛“乒乓”，模拟的就是弹珠在机器里撞柱的声响。
埃莉萨后来意识到，游戏厅里那种弹珠声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人丧失正常意识，然后一直玩下去。那种因为撞击而随机滚落的运动轨迹，像极了一代又一代飘零者纷乱而被动的命运。
2021年9月14日，日本大阪，人们在一家游戏厅注射新冠疫苗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说说《弹珠游戏》这本书最初的灵感吧。
埃莉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弹珠游戏，这种游戏几乎不需要技巧，一切都非常偶然，非人力可控，就像弹珠一样随机掉落，仿佛人类境遇的隐喻。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很像这些流落在日本的韩国人，战争来了，人生的轨迹就完全变了。他们在战乱中逃离祖国，却无法很好地融入日本社会，也没有被日本社会接受。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朝鲜半岛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们来日本之后，朝鲜半岛分裂成朝鲜和韩国，对他们来说，进退两难。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在日的韩国人跟我说，他们的归属感，就是对韩语的归属感。地理意义上的归属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就把归属感寄托在语言上。
我的所有作品，如果要总结的话，其实是每个人都想对对方说出“我爱你”，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说历史、家庭、社会或者个人性格，导致他们永远说不出这句话。
埃莉萨：在我写作最初的两本小说时，我选择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亚洲的，所以就出现了矛盾，我用法语写作，但是我想象中的人物语言、对话、心理活动，又都是用韩语说话的。这种张力在我脑中，我得先想象人物用韩语对话，然后再自我翻译。这造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我脑海中这些人用韩语交流很通畅，但用法语写下来我就表达困难，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力用法语写一个不说法语的韩国人，我会有负罪感。在写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被这种矛盾冲突折磨。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处女作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随着年龄增长，我才渐渐学会与外界的批判保持距离。现在，我是自己的第一批评者，我也特别希望能听到真正的批评之声。
埃莉萨·秀雅·迪萨潘为读者签名留念 图/受访者提供
埃莉萨：这本书我上周才刚刚写完，大约8月会在欧洲出版，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回应关于这本书的话题。中东正在经历空袭，我的男友现在还在那里，他每天会告诉我哪栋建筑又被炸了，谁又死去了。我好像还生活在战争中，我的亲人朋友还在每天面对生死。
大概是两年半以前，我当时在黎巴嫩做书籍推广，结果就赶上2023年那场黎以冲突，当时现场交火的恐慌我是切身感受到的，所有人都对我说应该马上离开。我不懂阿拉伯语，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加入瑞士籍，持瑞士护照，当时瑞士大使馆组织了撤离，我就跟着离开了那里。但我的一些朋友留了下来，他们中有些人就死于后来的袭击，也有人一直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对我来说，遥远的战争一下子就变得切身。我突然无法忍受自己在瑞士而明明知道这样一场战争正在发生，这不再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故事，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跟我有关系的事件。
虽然感到非常恐惧，但我觉得我要直面这种恐惧，我必须亲身回到那里，到阿拉伯世界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人类可以彼此仇恨到这样的地步？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你回到了那里，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开始了工作？
埃莉萨：是的，我又回到了中东，并在那里居住了两年。一开始我去了约旦，跟当地保障女性权益的组织合作交流，在那边接触到很多来自伊拉克、叙利亚的难民，后来又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生活了六个月。这次来中国，我就是直接从特拉维夫过来的。
我能在这些地方走动，背着背包穿越边境，甚至作为一个女性能跟当地的陌生男性交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拿着瑞士和法国的护照。很多当地人甚至连自己的村庄都无法离开，他们的村庄被重重关卡和检查站包围起来。后面我才意识到我的行为很冒失，毕竟那里在打仗。有一种内在的召唤推动着我去探索，去了解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我去了很多记者无法抵达的地方，有很多记者在当地被杀害，而我则宣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游客。
在这个过程中，我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边的，都在跟我讲述自己的生活。我震惊地发现，我以往通过媒体获得的关于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国家的印象是多么错误。媒体是一个小窗户，如果你不能亲临现场，你通过小窗户看到的“真相”往往管中窥豹，有失公允。我甚至感受到有人在通过叙事技巧转移事情的本来面貌，去作出一些不公正的判断。而我，作为一个作家，不可以不行动。我听了这么多故事，我希望自己行动起来。
2025年10月19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马什马林村，学生们正在上课，学校的墙壁上布满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部队与反对派武装交战留下的弹孔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中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特别恐怖的瞬间？他人的讲述中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故事？
埃莉萨：太多了！可惜我的书还没有出版，不然我甚至愿意为你读上其中一段。当时我们有一个聚会，主要成员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全都是男性，他们是穆斯林，没有让女性参加，而我作为外国人成了例外。
就在我发言分享后，有一个已经在以色列居住了两年多的叙利亚人突然开始说话，他本该说阿拉伯语，但当他开口时，他说的是希伯来语。
这个叙利亚人说，他是一个高中教师，当他在叙利亚的时候，他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有这么多冲突和仇恨。他想，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对方，我们就应该学习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听希伯来语广播，可就因为这个，他的邻居把他举报了，觉得他是间谍。然后，他就被抓了，被关押起来。他们甚至找到了他女儿，并且残忍地杀害了她。
南方人物周刊：多大年龄的女儿？
埃莉萨：女儿被杀时二十多岁，是个女大学生。那个叙利亚人对我说，“要是我女儿还活着的话，她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
他现在依然在学习希伯来语。这个叙利亚人说，他来自一个很小的城市，这个地方的人有个特点，总是面带灿烂的微笑，显得不太聪明的样子。那种招牌笑容全国闻名。提起那个地方，其他叙利亚人就会说，啊对，那里的人永远在傻笑。他不明白自己和自己的族人为什么总是在笑。
这个细节深深触动了我。我童年在法国的时候，我周围人也会问我，你是中国人吗？你是韩国人或日本人吗？你脸上为什么永远挂着笑容。这种说法让幼小的我非常尴尬和不舒服，我只是想要融入新环境，所以我微笑，努力向所有人传达我的友善。
在战区，我脑中不断闪回我的童年。那年我13岁，跟随父母第一次到亚洲旅行。我来到中国北京。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到韩国。在朝韩边境，妈妈告诫我，你是韩国人，你不能跨越这个边界线去朝鲜。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觉得我个人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成了敌人的代表呢？
在中东，我跨越边境，不断在敌对的阵营之间、在残酷的暴力事件之中建立了解，让我觉得这些人的命运跟我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跨越的动作，是在弥补和回应那个我无法穿越的朝韩边界，也是我追求自由的一种尝试。我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历史施加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重量，跟我内在的一部分存在着共鸣。
南方人物周刊：这也意味着第五本书的写作方式将完全不同于你过往的小说，你如何应对这种从虚构写作到非虚构写作的改变？
埃莉萨：我会试图让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普通人发声，其中有不少是女性，她们生活在相当复杂的环境中。同样生而为人，在不同的地区，人的生命价值会因为国家或归属的不同而天差地别。我能去往实地，拿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作家的幸运。我想让人们看到，在非黑即白的宣传背后，她们是真实的人。
关于虚构和非虚构，这本书中的我，终于是真正的我，而不是叙述者的我。书中的一切都是这两年我在中东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这不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我看到的人性之美，以及人的勇敢，也是我无法言说的。
虚构作品非常自由，但非虚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这本书在政治上可能很敏感，要让出版方看来不带有太多批判性，或者说不太激进，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在写作中付出大量努力，去保护我所写的人，不让他们的身份泄露，以防在当地给他们带来厄运。虽然已经匿名处理，我还是相当害怕他们被发现，这是我这次写作中最为沉重的一个困境……
埃莉萨·秀雅·迪萨潘（中）在新书分享会后与读者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她会把它们带回另一个国度，感受上面密密麻麻手写的那些来不及问完的问题。虽然，用的是她完全看不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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