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生产队已经解散了。我虽然没有在生产队干过挣工分的农活，却参加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那年秋天，家乡虽然已经包产到户。但生产队还一小块旱地改水田没有收尾，需要每家出一个工时去做这项收尾工作。当时爸爸做了大手术不能参加劳动，妈妈既要照顾手术后的爸爸，又要打理责任田里的农活，我们家的这个“工时”便义不容辞落在我身上。
我们那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几分田，能用来种水稻的田少之又少，百分之九十多的土地都是旱田，只能种粗粮。秋天种油菜、小麦，蚕豆。春天种玉米、芝麻、黄豆、栽插山芋等。小时候我们早上大多吃玉米糊里搭芋头，拿两个烀芋头，背着书包边走边吃去上学是常有的事。生产队分的稻米只能够中午吃一顿米饭，早晚只能吃旱地里种的粗粮。
粗粮不但口感不好，不养胃，产量也很低，随着生产队人口的增长，口粮不够吃是摆在农家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思想指导下，生产队社员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他们要在贫瘠的土地上改天换地。
到了冬天，庄稼地里不需打理时了，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就去水利工地上挖渠，开堰，女人们和一些体力弱的劳动力便在生产翻土改田。年复一年的努力，到了改革开放时，水利建设已经基本完善。生产队的旱改田也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多。
能供应半个合肥市民饮用水，位于安徽舒城县，国家5A级风景区的万佛湖，就是生产队时全县农民流血流汗建成的龙河口大水库。
那天我和哥哥聊天时，哥哥还说：“那个时候农民真干了不少事情。”又说“没有那一代人的辛苦付出，改革开放也难以有这么大的成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不禁感収“我们的父辈为国家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默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个时候无论是水利建设还是农田基本建设，都是社员们用人力，一锹一锹挖出来的，用他们的肩膀一担一担挑出来。
包产到户时，不知谁家的田少了一点，生产队决定利用集体力量再改一小块出来。
那天吃过饭，我便扛着扁担畚箕随伯母婶婶姑姑们去改田的活场。
改田活场去了不到二十个人，有本家长辈，也有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
两个上锹的人为一组，六个人分为三组上锹。
我们那里把用锹往畚箕里填沙或土叫“上锹。”
她们把上面一层泥多的土先挖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在下面取出一锹深沙，放到畚箕里让人挑走，再将刚挖的泥土放回原处。如此这样把地挖一遍，地身就降低了，四周再围上埂，就能放水栽秧了。
新改出来的田不保水也不保墒，为了改变土质，社员们秋天种紫云英，我们那里叫红花草，待到春天大约清明前翻犁放水沤着让红花草腐烂。如此反复几年后，田里的保水保墒才能慢慢得到改善。水田能保水保墑后，稻的年产量就能提高了。
大伯母和另一个上锹的社员看我是个才离校门回来的伢子，只往我挑的畚箕里一头放一锹，而其他人的畚箕里则要一头上四五锹，这是她们在生产队平时挑的沙土量。我跟在挑沙大军后面，听着她们边走边聊天。我们把沙送到十几米外需要加固的堰埂上。在堰埂上将沙土倒掉后，再回来接着挑。
由于我挑的份量轻，且整个活场有说有笑的，半天下来倒不觉得有多累，只是晚上脚底和肩膀都红肿了，有些痛。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不需要记工分的生产队集体劳动。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难忘生产队社员怜惜力量薄弱人的美德，难忘生产队干活时的温馨场面。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身上的珍贵品质永远值得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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