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5日清晨,辽河堤上参加防汛的老铁路工人陈广义突然对身旁的小伙子说:“真要顶不住,就得学学当年的12次。”一句话把人听愣了——一辆火车,竟然能在洪水里救下整车人,还捎带多出300多条性命,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时间回到近四十年前,一切从1959年7月21日晚十点说起。

当晚,12次普通旅客列车鸣笛离开沈阳站。车头是上世纪40年代引进的上游型蒸汽机车,列尾挂着硬座车厢12节。按照既定时刻表,它应在次日拂晓前穿过山海关,上午抵达前门外的北京站。中央气象台当天傍晚便向东北多地区发出暴雨警告,可电报传到地方时,雷声已从车厢顶部滚过。部分乘客看见窗外雨幕,以为不过是夏季常见的阵雨,轻描淡写就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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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2点10分左右,汽笛嘎然而止,列车突兀停在前卫线路所附近的石河桥上。车厢灯光晃动,睡意正浓的人被惊醒,向窗外瞧,只看见漆黑的夜和自屋檐倾泻而下的雨带。此刻河水已涨到桥墩,连续三小时的强降雨把本来只有几米宽的浅溪变成汹涌洪河。列车乘警李日奎听见列车员李桂琴急促的脚步声,“李师傅,水快冲上桥了!”短短一句,透出惊恐。

他冲到车头拍窗,不见反应,只能从煤斗口翻进机车。司机方才苏醒,解释说前方线路被指令封锁,不敢前开。“那就倒车!”李日奎声音哑得像磨砂纸。司机犹豫——铁路有规矩,调度信号高于一切。可车身开始轻微晃动,谁都听得见桥底的咆哮。几秒的僵持后,司机拧开阀门,机车发力往回推。火车仅后退两百多米,身后石河桥便被决口冲毁,黑水卷着木梁倾塌成一团。车厢里爆出一阵惊呼,许多人刚从梦里跳起,汗津津的脸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冷汗。

惊魂未定,新的危险又袭来。5点20分,三声枪响刺破雨幕。那是前方部队的撤离信号:上游三座水库溃坝,大波洪峰正向低洼地面扑来。数百米外,农舍屋顶被激浪掀起,村民在水中呼喊求生。列车长张敏媛当即下令:能救一人是一人。车窗被卸下,木凳当跳板,垫高的照明灯照亮了浑黄的洪流。士兵、工人、学生自发排成“人梯”,抓住漂来的手臂,用衣袖、皮带、被单当绳索,硬是把落水者一把把拖进车厢。短短几十分钟,上车的灾民超过300人,湿漉漉站满通道,和原本的700余名旅客并肩站立。空气因汗味、泥腥味、煤烟味混杂而呛人,但没有人抱怨,能活着就已是庆幸。

天亮后,雨停了。整列车位处一处土丘高地,前后线路被洪水切断,成了孤岛。通讯中断,补给中断,更糟糕的是,绝大多数乘客只带了夜行的干点心,救上来的乡亲更是两手空空。饥饿和焦虑在车厢里发酵,孩子哭闹,大人低声安慰,却无人敢哭出声,怕牵动他人情绪。张敏媛召集30余名解放军转业军人和党员,分组维持秩序,她自己挎着扩音喇叭在车厢里来回,“同志们,坚持住,有车就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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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左右,站在车顶眺望的李日奎看到远处水面飘来几个鼓胀的麻袋。他跳入腰深的浊浪,和几名小伙把袋子拖回车边。打开一看,外层浸水的麻袋里竟全是面粉,小半仍能食用。乘客们立起简陋灶台,用铁皮桶就地取水、加面粉,摊成一张张煎饼。每人一小块,没有盐,却像山珍海味,饿得发抖的乘客低头默默咀嚼,没人舍得浪费一丁点。

中午过后,空中传来低沉的马达声,三架苏制安-2运输机按导航飞抵上空。驾驶员发现火车顶的白布和红衣,立刻回旋投下饼干、罐头、药品。简易降落伞在风里缓缓飘落,掌声和欢呼此起彼伏。物资暂解燃眉之急,也证明外界没有忘记这一车人。

接下来三天,洪水一寸寸回落,东北、锦州两铁路局派出的抢险人员沿着被冲毁的铁道抢修便道。7月24日下午,指令终于下达:允许12次列车在慢行状态下退回锦州站。汽笛再次拉响,仍是蒸汽的浊重音色,却被所有人当作凯歌。车厢里挤满的千余名男女老幼,就像经历一场生死考验的亲人,扶着彼此站稳。傍晚七点,车轮驶进锦州西场,月台上拥簇的担架队、医护队、炊事班一齐涌上来。很多人含着泪下车,长跪向列车磕头,那场景让旁观者心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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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统计,12次原载乘客728名,加上被救的灾民,总数飙到1041人。列车“失踪”十几个小时,又凭自身力量脱险,才有了“神秘失踪后多出300多人”的传奇说法。国家铁路部把这趟车定名为“英雄列车”,乘务组集体一等功;同年10月1日,乘警李日奎作为代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年仅25岁。列车长张敏媛32岁,那次之后她的名字被写进无数中小学课本。

至于那三百多名乘客是谁?他们是前卫、前所、钱家店一线被洪水围困的乡亲;如果不是这趟车恰巧停在高地,又恰巧有胆大的乘客拆窗施救,他们的名字多半将被列在另一份名单里。历史留下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纪录,老铁路人至今挂在嘴边。十二次列车的钢轨早已更新,但那夜的汽笛,仍像雨后的远雷,在岁月深处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