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的昆明，滇池上空乌云低垂，省城茶馆却人满为患。茶客们对湘鄂战报兴趣寥寥，反而争相打听一件闲事——“总司令近来常设牌局，连庾军长的夫人也被请去了”。在军法森严的滇军内部，这样的流言显得格外扎耳。
钱秀芬的容貌在军中早有传闻。有人比喻，她一走进厅堂，灯盏都亮三分。唐继尧第一次在阅兵场外见到她时，手里的望远镜差点掉地上。那一刻，他就认定，这不是普通的下属夫人，而是令男人失魂落魄的“红颜劫”。
1918年1月的一天傍晚，唐府偏门悄悄开合，庾家的轿子停下。“总司令请夫人里边用茶。”副官客气得体，语气里却藏着不容拒绝的命令。钱秀芬裹紧斗篷，轻声答了句“既来之，则安之”，踏进了灯火通明的廊道。
牌桌支在花厅中央，唐继尧笑意浓烈，主动给客人让位。前三圈牌，总司令连输不止，银元哗啦啦堆在钱秀芬面前。旁人都看得明白：这局里银子算不得什么，真正的赌注是一个女人的去留。
中场休息时，唐继尧侧身压低声音：“过会儿到我房间来。”六个字轻得飘忽，却像一把钩子。钱秀芬脸色惨白，指尖微颤。她想到丈夫庾恩旸正领兵在外，想到顶头上司的权柄，又想到滇军里“抗命者无生路”的前例，牙关咬得发疼，终究没拒绝。
夜深人静，灯烛摇晃。走廊那端传来短促的对话——“夫人请。”随后门扉合拢，侍从退散。里屋发生了什么，无需描摹，自有无数军中段子添油加醋。几日后，钱秀芬回到庾家，面色蜡黄，左邻右舍不敢多问，只当作没看见。
唐继尧却觉一夜欢娱远远不够。他要的是长久占有。恰在此时，北洋政府动荡不休，张勋于1917年7月掀起复辟闹剧。云南以“护国”自居，迅速组建靖国军讨逆。唐继尧借机调兵，将庾恩旸任命为第三军军长，2万人马向贵州毕节进发。
庾恩旸生于1883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屡立战功。战友私下议论，这位军长枪法快、刀法狠，却偏偏心底仁厚，对上司忠诚得没商量。得到新任命，他不疑有他，2月初抵达毕节行营，忙着修整防线、筹粮养马，全然不知危险逼近。
1918年2月18日凌晨，行营枪声骤起。贴身侍卫李炳臣闯入卧室，连开三枪，庾恩旸倒在血泊中，年仅35岁。案犯被当场擒获，却在审讯室里摆出死样子，要么沉默，要么一句“私人恩怨”。案卷正要移交省府，唐继尧突然批条：就地处决，毋庸再审。监狱长奉令行事，李炳臣人头落地，再无口供。
消息传回昆明，坊间一致认定幕后主使不言自明，可军中无人敢吭声。讣告发布第三天，唐继尧身着素服，亲赴灵堂“吊唁”。他朗声说道：“庾军长殉国，遗孀无依，本座愿纳为侧室，以尽照拂之责。”此语一出，厅堂内外鸦雀无声，连抬棺的军士都低头踢着地砖，不敢抬眼。
亲信劝阻无果，“将来的都是您的，何必急于一时？”唐继尧却骂了句“妇人之仁”，挥手散席。不到半月，钱秀芬改口称“二夫人”，唐府换新楣联，喜乐声盖过灵堂残香。协议书上写着“抚恤”，实质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
滇军内部怨气暗生。年轻军官龙云暗暗摇头：“今日可忍，明日难容。”时间来到1927年2月6日，昆明枪声再响，史称“二·六政变”。龙云联合旧部，包围省署，强迫唐继尧交权。唐身边的老部下没有一个拼命，甚至有人借口“腿疼”躲进后院，让政变轻而易举收场。
失去兵权后的唐继尧北上上海，表面“养病”，实则借酒浇愁。1928年5月，他腹疾加剧，在法租界一处公寓凄凉离世，终年44岁。讣告写得云淡风轻，省政府照例致哀，但滇军将士多半冷眼旁观，他们记得的不只是总司令的战功，也记得庾恩旸的血迹和钱秀芬的眼泪。
世事因果常在，只是来得迟早。唐继尧自诩精通兵法，却在情欲这条战线溃不成军。庾恩旸的死，钱秀芬的改嫁，龙云的政变，看似毫不相干，却像三颗纽扣串起了他后半生的败局。不得不说，当年牌桌上那一握烂牌，最终让这位云南王输掉了整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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