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美国,堕胎权所处的处境近乎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要从中找到一些令人振奋的亮点并不容易。实施堕胎禁令的州,孕产妇死亡率正在上升。南卡罗来纳州已经实行严厉的六周堕胎禁令,如今又在讨论是否要在全州范围内几乎全面禁止堕胎。
在特朗普政府和对堕胎持敌意的国会共和党人主导下,米非司酮的获取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且十分脆弱。
但即便在这样的混乱与压迫之中,围绕堕胎权和堕胎可及性,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胜利,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现实操作层面的。尽管这些努力不可能弥补“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造成的全部伤害,但它们至少说明,推动任何真正支持堕胎可及性的改变,不仅做得到,而且越来越迫切。
自“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伊利诺伊州已成为全国各地寻求堕胎服务者的避风港。事实上,跨州寻求堕胎护理的人中,大约每4人就有1人选择前往伊利诺伊州。面对持续加剧的堕胎服务危机,州长杰伊·罗伯特·普里茨克并未停留在口头支持上。
由普里茨克推动、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安娜·莫勒提出的第5408号众议院法案,将设立一项堕胎可及性基金,用于为州内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支付堕胎费用。该法案巧妙利用了《平价医疗法案》中的一项现有条款:凡承保堕胎护理的保险计划,必须每月至少收取1美元。法案规定,这部分未使用资金不再由保险公司留存,而是划拨给州政府。
该法案已经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正提交州参议院审议。
这项法案正是民主党执政州应当推进的方向:通过降低经济门槛来扩大堕胎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帮助那些保险并不覆盖堕胎的人。数十年来,各类堕胎援助基金一直在填补“合法”与“真正可获得”之间的鸿沟,为寻求堕胎的人提供经济支持。
长期以来,这份负担一直压在规模不大的独立非营利机构身上,而本应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普里茨克的这项举措,正是在纠正这种延续已久的不公。
作为对2024年亚利桑那州第139号提案通过的直接回应,亚利桑那州一名法官在今年2月推翻了3项限制堕胎可及性的州法律。第139号提案由该州选民通过,将堕胎权写入州宪法。马里科帕县高等法院法官格雷戈里·科莫裁定废除该州强制超声检查法。这项法律要求患者在相隔24小时的两次就诊后才能接受堕胎。
他同时还废除了另一项法律,即要求患者说明寻求堕胎理由的规定。对于那些可能从实施禁令州前往亚利桑那州就医的患者而言,这些裁决意义重大。如今,她们不再需要为了接受一次医学上并无必要的超声检查而被迫等待24小时,才能获得自己早已明确决定要进行的堕胎服务。
科莫法官还推翻了该州禁止邮寄药物流产药物的严苛规定。如今,亚利桑那州的堕胎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远程医疗提供堕胎护理,这对堕胎患者而言是一项重要进展。随着实体堕胎诊所持续关闭,即便是在所谓“受保护”的州也是如此,通过远程医疗获得药物流产服务的能力,可能会显著改善寻求堕胎者的处境,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远离大多数堕胎诊所所在城市中心的人。
远程医疗提供药物流产服务,是应对堕胎诊所持续关闭的一项关键方案,但这并不是唯一办法。越来越多的急诊护理中心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2025年,密歇根州马凯特的一家“计划生育”中心关闭后,大约1100名患者失去了原本依赖该机构提供的重要医疗服务,其中包括堕胎护理。虽然远程医疗在密歇根州是可选项,但一些患者仍希望与医生面对面交流。而且,随着密歇根州其余诊所的远程医疗需求上升,服务提供者也更难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这时,医生肖恩·布朗站了出来。
布朗在马凯特一家急诊护理诊所执业,为这座小港口城市的居民提供即时医疗帮助。“计划生育”中心关闭后,她意识到自己所在社区出现了医疗服务真空,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开始提供药物流产服务。
药物流产安全且有效,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在家中安全完成流产。如今,在马凯特,患者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亲自前往的地方,在那里被看见、被倾听,也得到照护。布朗将药物流产纳入急诊护理服务的决定,显示出一种扩大堕胎可及性的现实新路径。其他受保护州的医生值得关注,甚至有必要加以借鉴。
这看似只是常识,但实际上却是一项新的发展。它让那些虽然身处“受保护州”、却没有堕胎诊所的地区,看到了扩大服务可及性的可能。
过去3年里,一批俄勒冈大学学生一直在向校方施压,要求学校在校园内提供药物流产服务。他们也曾遭遇立法层面的挫败。2023年,也就是“多布斯案”裁决一年后,俄勒冈州议会通过了《生殖健康与医疗可及性法案》,扩大了堕胎服务可及性,并废除了该州不公正的父母同意法。
但这部法律遗漏了一项关键内容:要求俄勒冈州公立大学在校园内提供药物流产服务。
俄勒冈大学的学生并没有接受失败,而是把精力转向倡议行动。经过多年推动和宣传,他们终于取得成果。俄勒冈大学宣布,将从2026年秋季开始向学生提供堕胎药。学生届时可以像获取学校提供的其他安全处方药一样,在校医院预约并获得药物流产服务。
而作出这一改变的并不只有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一项新的法案也将要求各高校在校园内为学生提供药物流产服务。
这些成果表明,重新夺回公共叙事是可能的,把堕胎作为一种在道德上应被捍卫的权利加以维护也是可能的,确保那些长期被拒之门外的人获得服务同样可能。几项阶段性胜利当然无法抹去“多布斯案”带来的伤害,但它们至少能改善一部分人的处境。
更重要的是,这些进展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堕胎权值得捍卫,也必须受到保护;人们不会接受那种把个人与自身身体对立起来的政治叙事。反对“多布斯案”的斗争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这些胜利,只是通往终点的最初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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