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明斯沉默了。
唐纳德继续说道：“而且，我和港务局不同。他们是在建一个政府大楼，我在建一个社区。会展中心、酒店、住宅、公园——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催化剂’。”
卡明斯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圆圈。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他问，语气变了，从审视变成了一种近乎疲惫的坦诚，“1971年10月。五角大楼文件让政府信誉扫地。通货膨胀正在蚕食每个人的储蓄。这个城市的犯罪率比五年前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人们不再信任大承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相信，而是因为他们被骗了太多次。”
他翻开桌上的一份文件，那是《纽约时报》上周的剪报，标题是：“城市财政濒临破产，福利支出激增”。
“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卡明斯说，“肯尼迪的新边疆，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每一次都是‘愿景’，每一次都是‘承诺’。结果呢？我们在越南花了三千亿美元，国内的城市却在燃烧。”
他抬起头，看着唐纳德的眼睛。“所以，当你带着你的效果图，特朗普先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想？我应该鼓掌说‘太好了，又一个救世主来了’？”
唐纳德没有退缩。“卡明斯先生，”他说，“我父亲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建了超过两万套公寓。每一套都按时交付，每一份合同都按预算完成。特朗普集团的名字在大通银行和纽约化学银行意味着一个东西：准时还款。”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放在桌上。那是一份简短的财务摘要——不是详细的报表，而是一张一目了然的清单。“这是特朗普集团过去十年的记录。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一笔逾期贷款，没有一次违约。我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但他知道一件事：说到做到。”
卡明斯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没有伸手去拿。“皇后区是一回事，曼哈顿是另一回事。”他说，声音里没有轻蔑，只是一种冷静的区分，“在皇后区，你和社区委员会打交道。在这里，你要面对的是城市规划委员会、预算办公室、州立法机构、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有十三个社区委员会，每个都有自己的议程。”
他站起来，再次走向窗边，这一次他的脚步比之前慢了一些。“你以为我是在为难你？”他说，背对着唐纳德，“不，我是在告诉你现实。你的这个项目——”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效果图，“就算它是个好主意，就算它真的能创造那么多工作岗位——它仍然要经历至少五道审批程序。”
他转过身，开始扳着手指头数。“第一，社区委员会。西区有四个社区委员会覆盖那块地的范围，每个都要举行公开听证会。那些老太太会来，她们会问：你的大楼挡住了公园的阳光怎么办？你的施工卡车压坏了街道怎么办？你的高档公寓让我们的房产税上涨怎么办？”
“第二，区长办公室。曼哈顿区长是珀西·萨顿——你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他是个黑人，民主党人，是从哈莱姆的政治机器里爬出来的。他不会因为你姓特朗普就给你开绿灯。”
“第三，城市规划委员会。七个委员，每个都是由市长任命，每个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你需要至少四票。”
“第四，市议会。五十一个选区，五十一个议员的利益诉求。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你的老家——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你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曼哈顿？”
“第五，市长。约翰·林赛。他在竞选连任——或者更高职位。他的办公室需要的是政绩，不是争议。如果你的项目会引发社区抗议，他会把它推到桌子底下，假装从来没见过。”
卡明斯说完这些，重新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五个环节，特朗普先生。每个环节都有否决权。”
唐纳德安静地听完，没有打断。这是科恩教他的第一课：当对方在展示自己的力量时，让他说完。打断一个正在炫耀权力的人，等于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卡明斯先生，”他说，“你刚才说了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由人组成的。人买什么？不买事实，买故事。不买砖头，买愿景。”
卡明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
“你知道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访问赖斯大学时说了什么吗？”唐纳德继续说，“他说：‘我们选择去月球，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 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还什么都没有——没有火箭，没有宇航员，连发射台都是借的。但他讲了一个故事，美国人就相信了。”
卡明斯靠回椅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你在拿自己和肯尼迪比？”
“我在拿愿景和愿景比。”唐纳德说，“肯尼迪的愿景是把人送上月球。我的愿景是把一片废弃的铁路调车场变成纽约的新门户。前者需要火箭科学家和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后者需要的只是——一些人相信它是可能的。”
卡明斯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时钟在滴答作响。窗外，中央大街上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最后，卡明斯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柔和了一些。
“你知道肯尼迪说完那句话之后发生了什么吗？”他说，“他花了七年时间，用了两百五十亿美元，还死了三个宇航员——在发射台上活活烧死的。一个愿景的代价，往往比讲故事的时候说出来的要大得多。”
“我知道。”唐纳德说，“但如果他因为代价太大就不去做，现在美国人还在看苏联人的卫星从头顶飞过。”
卡明斯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他做了一件唐纳德没有预料到的事。他笑了。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官僚性的微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带着某种疲惫的幽默感的笑。
“你和科恩说的一样——直接。”他说，摇了摇头，“好吧。告诉你实情：市长办公室确实在考虑西区的复兴计划。去年，林赛市长成立了一个‘西区工作组’，研究从59街到72街沿河地带的开发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具体方案。”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一堆蓝皮书里抽出一本，翻开，找到了某一页。“这个工作组，”他说，手指点着那一页上的文字，“由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托马斯·J·库尔曼牵头。他们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经济适用房、滨河公园、轻工业区的改造——但都停留在概念阶段。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合上那本蓝皮书，把它放回书架上。“因为没有开发商愿意碰这块地。一百英亩，铁轨，污染，区划问题，社区阻力——这是一块烫手山芋。每一个算过账的开发商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投入太大，回报太慢，风险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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