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风染苍洱，花漫寻常。大理的浪漫，藏在青瓦庭院的暗香里，融在文脉相传的深情中。“上关花”，是“风花雪月”最温柔的一笔，亦是大理人家烟火日常的诗意注脚。
以花为媒，寻根大理。大理融媒开设《大理花事》专栏，辑录花间美文、聆听花木传说、定格庭院繁花、品味花食美学，将散落在苍洱间的花影花香，汇成最动人的生活画卷。
愿与爱花之人共赴花期，于一花一城中，遇见最本真的大理。
今日大理花事之《他在追一朵“可能不存在的花”——在大理，复原上关花的人》。
他在追一朵“可能不存在的花”
——在大理，复原上关花的人（刘玥）
在大理，有一群人，
正在做一件听起来几乎不现实的事。
他们试图复原一朵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花。
它叫——上关花。
图源：赵渝
一个关于“花”的传说
在大理的叙述中，上关花总带着某种若即若离的气息。人们说，它花朵硕大，洁白中带着淡淡的鹅黄；花瓣层层舒展，常见十二瓣，偶有十三；花开时香气清远，在春风中缓慢扩散。也有人说，它带着某种“灵性”——在善人门前盛开，在恶人到来时悄然凋谢。
这些描述，并不完全一致，却始终围绕着一种共同的想象：它不是普通的花，而是某种被赋予意义的存在。
于是，上关花更像一种文化意象，一种被反复讲述、不断叠加的记忆。
但在大理，也有人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它，究竟有没有可能真实存在？
从山东到云南：一个人与植物的关系
高玉龙的故事，并不是从上关花开始的。他出生在山东，却在七八岁时随家人来到昆明。从那之后，他的成长几乎完全发生在云南，在山林、雨水和植物之间。他常说，自己是“半个山东人，半个云南人”，但真正塑造他的，是云南的植物世界。
他从事的是植物育种工作，长期研究杜鹃花等植物研究。这类植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慢。慢到什么程度？一棵木兰，从种子到第一次开花，通常需要十五年。也就是说，你今天种下去的一粒种子，可能要等到十五年后，才能知道它究竟长成什么样子。
这不是一份可以快速看到结果的工作，而更像是一种需要用时间去兑现的选择。
2025年初，他离开生活多年的昆明，搬到大理。原因并不浪漫——原本的苗圃属于耕地性质，难以长期稳定使用，而他们的研究恰恰需要稳定的土地与漫长的周期。
在大理，他们找到了一片林地，可以把时间拉长。
也正是在这里，他与“上关花”的复原工作真正产生了交集。
从科学角度看：上关花可能是什么？
在很多人眼中，上关花是一个带有诗意的传说。但在高玉龙看来，它首先是一个需要被拆解的问题。他并不急于相信，也不急于否定，而是从植物学的角度，一点一点靠近它。
在苍山一带，目前最接近古籍描述的，有两种木兰科植物。
一种是西康天女花。它花朵较大，呈浅黄色，并且带有香气，这一点与“上关花”的记载较为吻合。
另一种是滇藏木兰。它的花型与大小同样符合描述，但几乎没有香气，在关键特征上有所缺失。
这两种植物，都“像”，却又都“不完全是”。
于是，一个更接近科学逻辑的判断逐渐清晰起来，在高玉龙看来，上关花，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稳定存在的单一物种。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天然形成的杂交个体或某种偶然出现的变异个体。这样的个体，可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出现过，却无法稳定繁衍，因此只留下零散的记载与传说。
在植物学中，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倍性”。简单来说，就是植物染色体的“份数”。
滇藏木兰是一种天然六倍体植物，而常见的玉兰多为二倍体或四倍体。当不同倍性的植物进行杂交时，后代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异。二倍体与六倍体杂交，可能产生四倍体后代，这类个体有可能继续繁殖，四倍体与六倍体杂交，则可能产生五倍体后代，这类个体通常是不育的。
如果一种花既特别、又无法延续，那么它极有可能正是这样一次“偶然组合”的结果。
这也让“上关花”从一个模糊的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在科学上可以被推测的存在。
他们在做什么：一条极慢的科学路径
如果说“它可能是什么”只是第一步，那么更难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再做出一朵这样的花？
他们的工作，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
首先，是在苍山周边系统地收集木兰科植物的种质资源，包括栽培种与野生种：白玉兰、乔木兰、滇藏木兰、西康天女花，以及云南木莲、红花木莲等。这些植物，是所有可能性的起点。
接下来，是选择亲本。如果目标是复原一种“淡黄、有香气、花大”的花，那么在育种策略上，就需要有意识地组合不同特征。通常，他们会选择不含色素的白花个体作为母本，再从其他带有黄色倾向的木兰中采集花粉作为父本，通过杂交引入新的性状。
除了传统杂交，他们还会使用诱变手段，例如利用EMS（甲基磺酸乙酯）处理种子，让染色体在复制过程中产生随机变化，从而增加出现新性状的概率。
在颜色问题上，也存在一个常见误解。很多人会直觉地认为，粉色和黄色的杂交会得到“橙色”，但在植物中，颜色并不是简单混合的结果。
粉色和紫色主要来源于花青素，而黄色则来源于黄酮类物质。当两种色素体系在后代中分离时，就有可能出现只保留黄色的个体——这正是他们想要筛选的方向。
然而，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方法，而在时间。
即使在技术迭代优化之后，一株木兰从播种到开花，仍然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从第一代筛选到形成稳定性状，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种子的自然发芽率有限，即使经过人工处理，也只能提升到一半左右；杂交是否成功无法预判；后代性状的表达更具有随机性。你可能培育出上百株幼苗，最终只有极少数接近预期。
因此，他们的策略非常直接，就是多做、多试、多走弯路。“年轻的时候，先把能走的弯路都走遍，就不怕了。”高玉龙说，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通过扩大样本数量、增加代际选择，才能提高获得理想结果的概率。
在山里采花粉的人
他们的工作，并不只发生在苗圃。很多时候，是在山里。
在高黎贡山，有一些滇藏木兰的古树，树龄可达两三百年，高度接近三十米。为了获取花粉，他们需要攀爬十几甚至二十米的高度，用长杆去够那些开在树冠顶端的花。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很多区域无法使用无人机，所有工作都必须依靠人工完成，同时为了不破坏自然环境与植物生长，他们付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努力。“你知道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手就知道了。”高玉龙的手，因为在长期的暴晒与田野，已经变得粗糙而黝黑，像一张被时间反复刻写过的地图，那不是一双实验室里常见的手，而更像属于山里的人。经年累月地攀爬、采集、搬运、修剪，在枝叶与泥土之间反复摩擦。
高玉龙也告诉我们，相比于花粉，相比之下，种子的获取反而容易一些。
木兰科植物的种子成熟后会自然脱落，鲜红的假种皮在林间非常醒目。但不同物种的种子处理方式差异极大，有些需要去除假种皮、清洗抑制物质，再进行低温沙藏，让种子在“冬天”里完成最后的发育。“所有的采集工作与上山，尽可能都要当天往返。”高玉龙为了更好保存花粉与种子，在下山之后还无法休息，需要在宾馆完成基础的检查与储存工序，这些工作细致而繁琐，也极其依赖经验。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因为这项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成功保证。甚至，从一开始就可能失败。
高玉龙说，他并不执着于“上关花”是否真的能够被复原。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是否还愿意为一个传说，花很长时间去接近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在做植物研究，也在修复一种与土地、与历史相关的联系。
他们在慢慢建立一种关系：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在大理的院子里，他们种下了一批又一批木兰。有的来自山野，有的来自实验，有的是新的尝试。春天来临时，花一朵朵开放。他们上山采粉，再回到院子里进行授粉，让不同的基因在一瞬间相遇。
他说选择植物学研究，就是选择了一个一生的事业。
也许五年后，也许十年后，在某一棵树上，会出现一朵花：洁白，微黄，带着香气。像传说里那样。也可能不会。
但这件事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结果。而在于，在一个越来越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仍然有人愿意慢下来，用十年的时间，去认真对待一朵花的可能性。
图源：赵渝
如果你来到大理，或许不会立刻看到“上关花”。
但你会看到另一种东西：一种缓慢、坚定、几乎不被察觉的坚持。而那本身，已经足够动人。
作者：寻花记志愿者、北大在读研究生 刘玥
编辑：武文雯 杨润婷
值周：黑浩川 胡亚玲
主编：李胜
生态环保普法宣传小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第二十四条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商务、发展改革、海关等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海关发现进口货物疑似固体废物的，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属性鉴别，并根据鉴别结论依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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