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迪拜国际机场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凌晨三点。

我从经济舱狭窄的座位上站起来，揉了揉酸痛的腰，透过舷窗看见了一片璀璨的灯海。这座城市在夜色中像一块镶满了钻石的黑绒布，从高空看下去，每一盏灯都像一颗星星，铺满了整个大地，延伸到天边，和真正的星河连成一片。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二〇一九年的春天，我二十五岁，揣着一张旅游签证和两千块钱人民币，踏上了这片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土地。

出国之前我在河南老家的一家建筑工地做水电工，一个月挣五千块钱，除去房租和生活费，能攒下两千就算不错了。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妹妹还在读大学，全家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工地上一个大哥跟我说，迪拜那边缺水电工，中国工人技术好，吃苦耐劳，去了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我没犹豫太久，借了八千块钱办了手续，买了最便宜的机票，一个人飞过来了。

来接我的是个叫老马的东北人，四十多岁，在迪拜干了七八年，算是老迪拜了。老马开着一辆破旧的本田，在机场到达厅外面等我，远远地就朝我招手，说兄弟你可算来了。

机场外面的风是热的，六月的迪拜，凌晨三点的气温还有三十多度，潮热的空气裹在身上像一层湿透的棉被，我穿了长袖，一出门就后悔了，浑身上下瞬间湿透。

老马帮我拎了一个行李袋，说你这点东西也太少了，连个箱子都没有。我说我全部家当都在这了，一个背包一个编织袋。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东西扔进后备箱，发动了车。

从机场到我们住的地方要开半个多小时，老马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情况。他说迪拜的水电工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在正规公司干，工资高但要求也高，得会英语，得有当地认证的资质。另一种是跟着中国老板干私人活，工资低点，但门槛也低，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种。

我问他一个月能挣多少。

他说看活多活少，淡季七八千，旺季一两万都有，平均下来一个月一万出头吧，看你干不干得动。

一万出头，差不多是我在国内的两倍多。这个数字让我的眼睛亮了一下，但也只是一下。因为老马紧接着就说了，这边开销也不小，房租贵，吃饭贵，什么都要钱。合租房一个床位一个月一千五，吃饭一个月最少一千，交通费、话费、杂七杂八的加起来，一个月能剩下六七千就不错了。

六七千，比我在国内攒得多，但也没多到让我兴奋的程度。我算了算，照这个速度，攒够给妹妹的学费和我妈的手术费，至少要三四年。

老马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小子别灰心，迪拜这地方，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在这儿见过太多人了，有的来了十几年还在搬砖，有的来了几个月就发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命。

我当时没太在意老马的话，以为他只是在安慰我。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运”，真的存在。

我住的地方在国际城，迪拜一个比较便宜的华人聚居区。说是国际城，其实就是一大片黄色外墙的居民楼，配套还算齐全。我们那个合租公寓在七楼，三室一厅，住了十个人，全是水电工或者装修工。客厅里摆了三张上下铺，每个卧室里也塞满了床，密密麻麻的，像大学宿舍。

我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客厅里的工友们还在打牌，烟味和泡面味混在一起，空气浑浊得让人想吐。老马给我指了一张上铺，说你就睡那儿吧，今天不用上班，先倒倒时差。

我把背包扔上去，爬上床，被子上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霉味，枕头上还有之前住客留下的一片油渍。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发黄的日光灯管，听着楼下几个工友用方言吵架的声音，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这是我的房间。这间住了十个人的、弥漫着烟味和泡面味的合租屋，是我在迪拜的第一个家。

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我妈的脸。她在老家县城医院门口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的，妈等你回来。她的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清，刚做完化疗，嘴唇都干裂了。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挣够了钱就回去。

那是我来迪拜的原因，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原因。

我妈的病。

子宫癌，中期，手术加化疗要十几万。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妹妹长大，家里别说十几万，连一万块钱的存款都没有。我在工地上干了三年，攒了四万块，全部交给她看病了，但远远不够。医生说越早手术越好，拖不得。我能怎么办？我快被逼疯了。工地上那个大哥跟我说迪拜能挣钱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挣得到钱，我什么都愿意干。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老马出工了。

迪拜的夏天不是人过的日子。气温能飙到四五十度，室外的空气像从烤箱里吹出来的，站在太阳底下不到五分钟，衣服就能拧出水来。我们干的都是私人别墅和公寓的装修活，大部分时间在室内，但有时候也需要在室外布管线和装设备，那种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放在火上烤的香肠。

第一个月我瘦了十五斤，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工钱按天算，一天三百到四百人民币，一个月干满三十天能挣一万出头。我拼命接活，每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有时候加班到半夜。

三个月下来，我攒了两万多块钱，全部打回了家里。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苦了，妈心疼。我说妈你别心疼，攒够钱我就回去，很快的。

但很快就慢下来了，因为迪拜的活不是一直有的。装修行业分淡旺季，夏天太热，很多项目停工，冬天的时候活才多。我来的时候是淡季，活少，一个月只能干二十来天，收入骤减到七八千。

我开始焦虑。

每天晚上回到合租屋，躺在那个散发霉味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钱的事。我算了一笔又一笔，我妈的手术费十二万，加上后续治疗，至少十五万。我来迪拜快半年了，攒了不到四万块，照这个速度，还要一年多才能攒够。

一年多。

我妈等得了这么久吗？

那种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淹过来，一次又一次，把我拖进水底，让我喘不过气。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她。

她叫莱拉。

阿拉伯语里“莱拉”的意思是“夜晚”，但她的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另一种东西。一种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奢望过的东西。

遇见她那天，我正在朱美拉棕榈岛上一栋别墅里干活。那是一栋真正意义上的豪宅，三层楼，带私人泳池和花园，据说光装修费就花了上千万。我们接的是水电改造的活，要在这个已经装修好的别墅里重新走管线，工作量不小，老板派了三个人过来，我是其中一个。

开工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一楼卫生间里拆浴缸下面的水管，浑身湿透，脸上全是灰，工作服上粘着水泥和密封胶。干这种活，根本顾不上形象，怎么舒服怎么来。我把安全帽摘了，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的灰擦了一把，擦成了大花脸。

干得正起劲的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在说阿拉伯语，声音不高不低，像水一样流过去。我没在意，继续拧螺丝。然后我听见老马用蹩脚的英语在说什么，语气很急切，像是在跟什么人解释。

我探出头去，就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长袍，头发没有裹头巾，披散在肩上，是大卷的深棕色长发，在迪拜炽烈的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她没有化妆，或者化了但我看不出来，五官深邃而立体，眼窝深深的，睫毛浓密得像小扇子，鼻梁高挺，嘴唇丰满，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她整个人站在别墅的走廊里，背后的落地窗外是湛蓝的天空和更湛蓝的阿拉伯湾，海天一色，她就站在那里，像是这幅画里最亮的那一笔。

我愣住了，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

不是因为她美。好吧，她确实很美，但让我愣住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眼神。她在看我们干活的地方，目光落在那片狼藉的工地上一块歪七扭八的水管接口，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像是在看一样她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把自己缩回了卫生间里。

我全身上下脏兮兮的，满手油腻，脚上套着满是水泥灰的劳保鞋，裤腿挽到膝盖，露出一截被蚊子咬得全是包的小腿。我整个人站在那间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卫生间里，头顶是水晶吊灯，脚下是手工马赛克瓷砖，而我就像一块油污，出现在了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

老马后来告诉我，那个别墅的女主人就是莱拉。她那天正好在家，听说要改造水电管线，过来看一眼。她当时对我的印象是“一个蹲在地上拧螺丝的中国男人，看起来很累，满头大汗”。

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这座别墅的主人，还以为是业主家的什么亲戚。我躲在卫生间里不敢出来，等外面安静了才松一口气。

下午，老马接了个电话，说是业主对水管走向提出了新的要求，让我们过去会议室当面沟通。我本来想躲，但老马说你也来，你技术好，有些问题你来解释。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走进了那间会议室。

会议室在一楼，不大但很讲究，整面墙是玻璃的，能看见院子里的泳池和花园。长条桌上摆着鲜花和矿泉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更像是某种昂贵的空气清新剂。

莱拉坐在长条桌的另一端，面前摊着一张图纸，她正拿着笔在图纸上画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她抬起头，目光扫过老马，然后落在我的身上。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胸前印着装修公司的logo，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了里面破了个洞的旧T恤。我的脸还没洗干净，眼角还有一道灰印子，头发因为戴了一下午安全帽，塌成了一团，像被压路机碾过的麦田。

我们就这样对视了两秒。

我慌忙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子上的水泥灰怎么拍都拍不干净，鞋带还系了一长一短。

老马开始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英语解释管线改造的方案，连说带比划，说得磕磕巴巴的。莱拉听着，眉头一会儿皱一会儿松，偶尔问一两个问题。老马听不懂，急得满头大汗。

就在老马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听见莱拉用英语问了一个关于水管尺寸的问题，意思是为什么不能用更大口径的管子。

我当时脑子一热，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抬起头，用英语回答了。

我的英语不好，高中毕业的水平，来迪拜之后跟工友们学了几句日常用语，语法乱七八糟，发音一塌糊涂。但我说的每个词她都能听懂，因为我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指着图纸上的管线标出了尺寸，解释了大口径管子会影响到墙体的承重结构，还会占用卫生间本就不大的使用空间。

她听完了，忽然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客气的那种笑，而是真心觉得有意思的那种，有点意外，有点好奇，像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一天，忽然看见了一株开花的仙人掌。

她说：“你的英语不好，但你比这位先生懂得多。”

我当时没怎么听懂这句话，是老马后来翻译给我听的。我当时的反应是愣了一下，然后继续低下头看自己的鞋尖，脸从脖子根开始往上烧，一直烧到耳朵尖。

那天之后，每次去那栋别墅干活，莱拉都会来看一看。有时候她只是路过，有时候她会停下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有时候她会让人送来冰水和水果，说是给我们工人解暑。那时候我觉得她真是个好人，有钱人里有这样好心的真不多见。

我在她的别墅干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活。

工程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下午，莱拉忽然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完全没想到的话。

“你可以教我中文吗？我想学。”

我抬头看她，以为自己在做梦。她站在下午四点的阳光里，逆光，深棕色的长发被风吹起来，脸上带着一个很认真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

我说我英语都说不利索，怎么可能教人中文。

她说你不需要说英语，只要说中文就行，我可以跟你学听和说。

这逻辑好像也没毛病。

我说那行吧，你想学什么？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上面已经列了一长串中文词汇，拼音标注得歪歪扭扭的。第一个词是“你好”，第二个是“谢谢”，第三个是“多少钱”，后面还有“吃饭”“喝水”“朋友”“工作”等等，大概有二十多个。

我一个一个地念给她听，纠正她的发音。她的舌头不太灵光，卷舌音和平舌音分不清楚，“吃饭”念成了“呲饭”，“老师”念成了“老丝”，怎么教都改不过来，她自己也被自己逗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完全没有了平时那种端庄优雅的架子。

我在旁边看着她笑，嘴角也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从别墅的落地窗照进来，把整间屋子都染成了金色。她的笑声清脆得像玻璃杯碰撞的声音，在这个昂贵的空间里回荡着，一圈一圈的，像是涟漪。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像我这样的水电工，会跟这栋别墅的女主人并肩站在一起，教她说中文，听她笑出声来。

那之后的每一天，我教她二十分钟中文。有时候是收工之前，有时候是午休的时候，她总是很准时地出现在那个走廊里，手里拿着手机，笔记本上记满了前一天我教的那些词，一个一个地复习，错了就重新念，念对了就笑。

她学得很认真，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一个学生都认真。她跟我说她去好多国家学过汉语，什么欧洲、美国，都去过，但那些地方的老师没有口音，她听不懂，也学不会。我教她的是河南味的中文，“中不中”她说得最标准。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姓程，叫程远山。程是工程的程，远山是远处的山。

她跟着念了好几遍才念顺：“程远山，三个字，你的名字很有诗意。”

我说什么诗意不诗意的，我妈随便起的。

她说：“你妈妈一定是个很好的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嗯，她是。

那一刻我没有跟她说我妈生病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在她面前提这些。不是怕丢人，是怕她可怜我。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出于同情想帮我。我不想要同情。

我程远山这辈子穷是穷了点，但骨头不软。

别墅的活干完之后，我本来以为我跟莱拉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她，说你要是想继续学中文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清楚，她那样的有钱人，怎么可能真的需要我来教中文？也许她只是一时好奇，也许她只是闲得无聊，很快就会有新的东西吸引她的注意。

但两天之后，她真的打来了电话。

她用那口河南味儿的中文说：“程远山，你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喝咖啡。”

我当时正蹲在工地上啃一块硬邦邦的馕饼，嘴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差点没噎死。我咽下去，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那个水电工。

她说：“我知道，你叫程远山，你是水电工，你还会教我中文。”

我说我这种人喝不惯咖啡，我喝白开水就行。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说那我们就喝白开水。

第二天下午，老马开车把我送到了迪拜码头那边的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开在高档购物中心里的店，装修得像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沙发是深蓝色的丝绒面，桌上摆着新鲜的玫瑰，空气里飘着咖啡豆和烤面包的香气。

我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不是我想穿这个来，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别的衣服。来迪拜半年多，我一件新衣服都没买过，全身上下就两套工作服和一套出门穿的休闲装，但那套休闲装在合租屋的衣柜里放太久了，皱巴巴的，还沾了泡面的油渍。

莱拉看见我的工作服，什么也没说。她今天穿了一件很简单的白色衬衫，深蓝色的牛仔裤，头发扎成了一条低马尾，看起来比在别墅里的时候年轻了很多。她站起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让我坐下。

我坐在那张昂贵的丝绒沙发上，屁股底下软得像坐在云上，浑身不自在。旁边桌坐着一对衣着光鲜的男女，男人西装革履，女人戴着大克拉的钻戒，正用流利的英语低声交谈。我低着头，假装在看菜单，其实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莱拉帮我点了杯拿铁，自己喝的是美式。咖啡端上来的时候，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苦的。我从来没喝过咖啡，以为跟奶茶差不多，结果苦得我整张脸都皱成了一团。

她被我逗笑了。

“你第一次喝咖啡？”

我说是，我们河南人喝胡辣汤，不喝这个。

“胡辣汤是什么？”

我说是一种很辣的汤，早上喝的，喝完浑身暖洋洋的。

她说：“听上去很好喝，我也想试试。”

我说你要是去河南，我请你去方中山喝，保证你辣得眼泪掉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我在听。她跟我说她是迪拜本地人，父亲是做房地产的，家里条件不错，但她不太靠家里，自己在迪拜的一家投资公司上班。她今年二十八岁，比我大三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

她提到离婚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但我注意到她握着咖啡杯的手指微微用力了，指节泛白。

我没有追问，只是嗯了一声，低头喝了一口那杯苦得要命的拿铁。

她忽然问我：“你呢？你结婚了吗？”

我说没有。

“有女朋友吗？”

也没有。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像是好奇，又像是心疼。

“你一个人在迪拜，不孤单吗？”

我想了想，说习惯就好了。晚上跟工友们打打牌，跟家里打打电话，一天就过去了。

“你多久没回家了？”

七个月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七个月，很久了。”

我笑了笑，说还好吧，等我攒够钱就回去。

“攒够钱做什么？”

给我妈治病。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本来不想跟她提这些的。

她的表情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没有继续追问。她是个聪明人，知道有些话题不该在外人面前深入。

那天分别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程远山，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们才见过几次面，聊了几个小时的天，她凭什么就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我为了省钱可以一天只吃一顿饭，不知道我把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九十都打回了家里，不知道我来迪拜之前借了八千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完。

她凭什么？

我当时觉得她是在说客气话，有钱人都这样，嘴上抹蜜，心里是刀。

但从那天开始，她经常找我。学中文的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每周两三次，后来又变成了隔一天一次，再后来变成每天一次。每次她都会请我吃饭或者喝咖啡，去的地方从高档咖啡馆慢慢变成了街边的小餐馆，因为她知道我在那些高档地方不自在。

她带我去吃印巴菜，吃黎巴嫩菜，吃埃塞俄比亚菜，每样都是她吃过觉得好吃的才带我去的。我这个人不挑食，什么都吃，每次她问我好不好吃，我都说好吃。后来她发现不管她带我吃什么我都说好吃，就笑我说你是真的不挑。我说我妈说了，有的吃就是福，别挑三拣四的。

她听完那句话，看着我的眼神就变了。

那种变化很微妙，很难形容。就像一个人本来只是在看一幅画，看着看着，忽然发现画里的人动了，活了，从画布上走了下来。她看我的方式，从看一个有趣的人，变成了看一个让她动了心的人。

我当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一个在工地上搬了半年砖的水电工，怎么可能觉得自己会被迪拜富豪的女儿看上？这种桥段只会在电视剧里出现，现实生活里，灰姑娘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但现实它真的发生了。

那天晚上，她又带我去了那家码头附近的黎巴嫩餐厅。吃完饭之后我们没有急着走，她点了一壶薄荷茶，坐在那里看着我，眼神跟平时不太一样。

“程远山，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喜欢你。”

薄荷茶的热气在两个人之间升腾，模糊了她的脸。

我愣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几秒，我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坚定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是朋友那种喜欢，是想跟你在一起的喜欢。”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是迪拜本地富豪的女儿，她是名校毕业的投资公司白领，她离过婚但依然年轻漂亮，她住在棕榈岛上的别墅里，她出门开的是保时捷卡宴。

而我，程远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水电工，月薪一万人民币，住在十个人合租的公寓里，穿着破洞的T恤和满是水泥灰的劳保鞋，每天在工地上跟水管和电路打交道，连一杯咖啡都喝不惯。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河，是一片海。是金钱的海，阶级的海，文化的海，语言的海，所有你能想到的海，都在我们之间翻涌着。

我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杯薄荷茶。绿色的茶汤在杯子里晃荡着，倒映出吊灯的光，碎成一片一片的。

“莱拉，你喝多了吧。”我说。

“我没有喝酒，我喝的是薄荷茶。”

“你肯定是搞错了。你认识的那些人才是跟你匹配的人，不是我这种。”

“什么叫匹配？”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什么意思？”

我说匹配就是门当户对。你家是做什么的，我家是做什么的，你受的是什么教育，我受的是什么教育，你的朋友说什么语言，我的朋友说什么语言。这些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她听完这些话，沉默了很久。

餐厅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周围几桌客人都在低声交谈，刀叉碰撞盘子的声音清脆悦耳。我看着她，她看着桌上那盏烛台，蜡烛的火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在她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

然后她抬起头来。

“你说的那些东西，我一样都不在乎。”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是热的。我的家族，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工作，这些东西都不会让我心里热。只有你会。”

我看着她认真的神情，喉头发紧。

“你来迪拜是为了你妈妈，对吗？”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

“一个为了妈妈愿意一个人跑到沙漠里来的男人，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垂下眼睛，鼻子发酸。

她说得太对了，又太不对了。我是为了我妈来的迪拜，这没错。但这不代表我就配得上她。我不怕苦不怕累不代表我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像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水源，不管那水源是大是小，是清澈还是浑浊，她都要走过去，喝一口，然后再也不离开。

那天的对话没有结果。我拒绝了她，她很伤心，但我坚持说我们不可能。

回去的路上，老马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就是中暑了。他没追问，但老马这个人精得很，他那双眼睛比X光还厉害，早看透了我和莱拉之间的不对劲。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那个莱拉，对你有意思？”

我没吭声。

“你小子别想太多，人家是当地人，家里有钱有势，你跟人家处朋友，人家家里能同意？”

我说我没想处。

“那就好。”老马点了一根烟，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咱们这种人，在迪拜就是过客，挣够了钱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他说得对。咱们这种人，在迪拜就是过客。

可我忘不了莱拉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迪拜夜晚的沙漠天空上那些星星。她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是热的”，没有半句修饰和铺垫，简单得像孩子说“我想要那个玩具”。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合租屋的上下铺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头顶的风扇呼啦呼啦地转着，像一架永远落不了地的直升机。隔壁床的工友在打呼噜，响声震天，地板都在微微颤抖。有人在说梦话，含混不清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我把手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发黄的日光灯管，心想，这样的我，凭什么被她喜欢？

但心里同时又滋生出另外一个声音：

如果她真的愿意呢？

就凭她那句话。还有那个夜晚，迪拜的天空，和那杯凉透了的薄荷茶。

日子还是一样地过，我继续在工地上干活，早出晚归，汗流浃背。但莱拉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不再问我要不要出去喝咖啡，而是直接开着她那辆白色卡宴，把车停在工地外面等我。

工友们都看见了，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傍上了大款，有人说我走了狗屎运，有人酸溜溜地说这种关系长不了。我没有解释，也不知道该解释什么。

她在我面前越来越不讲究了，会帮我递工具，会在我满头大汗的时候递纸巾，甚至有一次看见我的手被管子划了一道口子，二话不说拉着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医生还以为她是我太太，她笑了笑，没否认，我也没有否认。

那个包扎伤口的下午，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层窗户纸，在她拉着我手腕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捅破了。

一个多月后，我终于不再挣扎，答应了跟她在一起。

答应那天她哭了，趴在方向盘上哭得浑身发抖。我手足无措地坐在副驾驶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笨拙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把我的手握住，扣在了她自己的手心里。

她的手很暖，掌心带着薄薄的茧，可能是在高尔夫球场磨出来的。我的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粗糙得像砂纸。两只手叠在一起，像是两块不同质地的石头，被命运的手强行捏合在了一起，磕磕绊绊的，但居然严丝合缝。

跟莱拉在一起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从谷底瞬间飞升到云端的那种童话式反转，而是一种缓慢的、充满摩擦和挣扎的磨合过程。

首先是她家里人那一关。

莱拉是迪拜本地人，家族在阿联酋算是比较有头有脸的。她父亲穆罕默德是房地产商人，母亲法蒂玛是家庭主妇，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这一大家子人，在听说莱拉交了一个中国水电工男朋友之后，反应可想而知。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她大哥哈立德，一个四十多岁、大腹便便、一脸横肉的中年男人。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莱拉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阿拉伯女人，找一个亚洲打工仔？你丢得起这个人，我们丢不起。

莱拉当场就跟他吵起来了。她说哈立德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的婚姻不用你操心。哈立德拍着桌子说你要是敢跟他结婚，我就跟你断绝关系。莱拉冷笑了一声，说断绝就断绝，你以为我稀罕你那点关系？

那顿饭不欢而散。

莱拉后来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她的别墅里帮她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她靠在厨房的门框上，语气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看见她眼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她眨了几下眼，把那层水光眨掉了。

我说莱拉，要不我们就算了吧。你家里人不同意，我不想你为难。

她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很凶。

“程远山，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你是觉得我家里人不重要，还是觉得你在我心里不值得？我告诉你，你值得。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语气没有任何犹豫。

我蹲在水池下面，手上全是扳手拧下来的锈渣和滑丝。我抬起头看着她逆光的脸，看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有些事情，不需要说出口。她为了我已经跟家里闹翻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用尽全力，去成为那个值得她这么做的人。

我们在一起七个月之后，莱拉怀孕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杠的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在发抖。我以为是出什么事了，扔下手中的活跑去找她。她坐在别墅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攥着那根验孕棒，看见我的第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蹲下来抱住她，她在我怀里哭了很久，哭完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程远山，我们结婚吧。”

我说好。

没有求婚戒指，没有鲜花，没有单膝跪地，没有任何浪漫的仪式。我们就这样坐在棕榈岛别墅的沙发上，她怀里揣着我们还没出生的孩子，我怀里搂着她，简简单单地定下了终身大事。

婚后的日子，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在迪拜登记结婚，手续办了很久，因为跨国婚姻在当地需要各种证明和审批。莱拉的父亲最终还是妥协了，不是因为接受了我，而是因为莱拉怀孕了。在阿拉伯文化里，孩子是家族的延续，他不愿意自己的外孙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他对我的态度始终是冷淡的，每次见面都只是淡淡地点头，从不主动跟我说话。

莱拉的妈妈法蒂玛对我还算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带着明显的疏离。有一次我跟莱拉去她家吃饭，法蒂玛做了一大桌子菜，全是阿拉伯传统美食。我吃得挺开心的，但饭桌上没有人跟我说话，她们一家人用阿拉伯语聊着天，我一句都听不懂，只能埋头吃饭。

回去的路上我跟莱拉说，你妈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莱拉开着车，眼睛盯着前方的路，沉默了几秒才说：“她只是还没习惯。给她一点时间。”

我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棕榈树和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心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翻涌。

这就是我选择的路。

一个中国水电工，娶了一个阿联酋富家女，住进了迪拜码头的豪华公寓，出门有司机接送，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在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增长。

在外人看来，我程远山简直是走了狗屎运，攀上了高枝，从此飞黄腾达，一步登天。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登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莱拉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女。她不虚荣，不拜金，不矫情，甚至比我想象的要朴实得多。她在投资公司上班的时候年薪百万迪拉姆，折合人民币将近两百万，但她花钱并不大手大脚。她的衣服大多是平价品牌，化妆品也是用完了才买新的，不囤货，不跟风。她唯一奢侈的开销就是旅行，每年至少要出去两三次，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但她每次都带着我一起去，说工作太累了需要充电。

我们的婚姻生活，没有像偶像剧里那样处处精致奢华，反而充满了普通夫妻都会遇到的那些琐碎和摩擦。

第一个摩擦是钱。

莱拉很有钱，这是事实。她的工资高，家里的财富更是大得惊人。但我们结婚后，她主动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她父亲请的财务顾问打理，我每个月的开销都是固定的。我不是那种吃软饭的人，我想自己去工作，挣自己的钱，但她不同意。

“你现在是我丈夫，不是工人了，”她说，“你在工地上干活，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说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自己挣钱养家。

“你不理解，”她摇着头说，“在这个地方，身份和面子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是我莱拉的丈夫，我不允许任何人看不起你。但如果你还在工地上干活，就一定会有人看不起你。我不想这样。”

我当时不懂她的坚持和背后的保护欲，只觉得自己被禁锢了。

我觉得自己被关进了一个金丝笼里。笼子是金子做的，漂亮极了，但它仍然是笼子。

第二个摩擦是孩子。

老大是个儿子，我们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叫程一诺，阿拉伯名叫阿卜杜拉。一诺出生那天，我在医院产房外面等了整整十个小时，心急如焚，浑身冒汗。护士抱出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伸手接，那么小一团，软软糯糯的，脸红红的，皱巴巴的，像一只刚出生的小老鼠。

我捧着他，手在发抖。莱拉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但她看着我笑，笑得特别满足。她说你抱孩子的样子好笨。

我说我从来没抱过这么小的东西。

“那你现在学会了，”她说，“以后你天天抱。”

一诺三岁的时候，老二来了，是个女儿，中文名叫程一诺是男版，女儿叫程一诺不合适，讨论了很久最后定了程一诺的瑶字，叫程一瑶，阿拉伯名叫莱拉随她母亲叫阿伊莎。一瑶出生那天我正在新加坡出差，飞机落地的时候看到莱拉发来的消息“女儿出生了，母子平安”，我在樟宜机场的到达大厅里蹲下来哭了很久，哭得旁边经过的人以为我出了什么事。

老大老二出生之间只隔了不到两年，莱拉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再次怀孕了。我不同意她这么快再要孩子，但她坚持说要趁年轻把任务完成。

老三也是个儿子，叫程一航，阿拉伯名哈利德。一航出生的时候我在产房里陪产，握着莱拉的手，看着她在产床上撕心裂肺地叫喊，额头上青筋暴起，指甲掐进我的肉里。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一个女人愿意为你生孩子，是多大的付出和牺牲。

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面孔，一诺像我，黑头发黑眼睛，皮肤偏白，性格也像我，安静内敛，不太爱说话。一瑶像莱拉，深棕色的大波浪卷发，琥珀色的眼珠，性格像她妈，活泼开朗，三岁就能说会道，在谁面前都不怯场。一航是两个人的综合体，黑头发但微微有点卷，黑眼珠但眼窝很深，看起来像混血儿，性格介于两个哥哥姐姐之间，不吵不闹，但也不是个省心的主。

三个孩子，三个活宝。他们在家里说三种语言，跟我在一起说中文，跟莱拉在一起说阿拉伯语，跟保姆在一起说英语。三种语言在他们的小脑袋里搅来搅去，有时候会串，一诺四岁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爸爸我想吃apple”，我说你说苹果，他说苹果，我说对，apple是苹果，记住了吗？他点点头，第二天又说“爸爸我想吃苹果pple”。

我被他逗得哭笑不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一晃就是五年。

五年里，我学会了阿拉伯语的基础交流，虽然说得不流利但基本生活没问题。我学会了开卡宴而不是像个土老帽一样只会坐副驾驶。我学会了在高档餐厅里用正确的顺序使用刀叉，学会了品葡萄酒，学会了在社交场合跟那些我从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交谈。

这些东西，是莱拉一点一点教我的。她教我阿联酋的社交礼仪，教我如何在重要场合得体地着装，教我如何跟我几乎无法沟通的岳父岳母维持表面上的尊重。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莱拉的附属品。

出门的时候别人介绍我，说的是“这位是莱拉女士的先生”。去参加她公司举办的活动，别人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这个人是怎么混进来的”审视。有人当着我的面跟莱拉开玩笑，说她找了个花瓶老公，长得还行别的就不好说了。

莱拉每次都替我怼回去，她说“我老公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强”。我很感激她，但感激不等于释怀。

我想有自己的事业，这个东西，莱拉给不了我。

矛盾在去年秋天到了顶点。

那时候莱拉的公司有一个大项目，需要跟中国的合作方对接，她推荐我去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说她需要一个中国面孔来跟对方沟通。我知道她是想找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但我拒绝了。

我说我不需要你施舍给我的机会。

她愣住了。

“这不是施舍，”她说，“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证明你自己。”

我说我要证明我自己，不需要靠你。

“那你要靠谁？”她的声音提高了，“靠你那个水电工的身份？靠你那个一个月挣一万块的工作？程远山，你能不能现实一点？”

我说我很现实。现实就是我除了水电什么都不会，我英语说得磕磕巴巴，我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你让我去跟中国的大老板谈项目？谈什么？谈怎么拧水管吗？

莱拉气得摔了一个杯子。玻璃杯砸在地板上，碎片四溅，茶水溅了一地。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她喊道，眼眶发红，“我给了你一切，你还是不满足？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也问自己。

我想要在这个家里有自己的位置，不是因为你是我妻子所以我才有位置的那种位置，而是属于我程远山自己的位置。我想让别人认识我，不是因为我是莱拉的丈夫，而是因为我是程远山。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程远山。

这场争吵持续了三天。

我们冷战，不说话，分房睡。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连孩子们都感觉到了不对劲，一瑶小心翼翼地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话”，我说没有啊，爸爸只是有点累。

第三天晚上，莱拉推门进了我的房间。

她站在门口，穿着睡衣，头发散着，脸上的妆已经卸了，素面朝天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正在经历婚姻危机的女人，而不是那个在外面叱咤风云的投资公司高管。

“程远山，”她开口说，声音有些哑，像是哭了很久，“我不想跟你吵架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没说话。

“你想做什么，我支持你。你不想做我给你的机会，那你自己去找机会。你想回工地上干活，我不拦你。你想回国开个小店，我也不拦你。你想去非洲挖矿，我都不拦你。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心像被人攥了一把。

“我想要的不是你不拦我，”我说，“我想要的是你理解我。”

“我理解。”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把脸埋在我的膝盖上，声音闷闷的，“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不愿意被人施舍。我喜欢的那个程远山，就是蹲在地上拧水管、满身水泥灰但眼睛里有光的那个程远山。你不需要变成任何人，你就是你。”

我低下头，看着她的发顶，深棕色的长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那你还喜欢现在这个我吗？”我问。

她抬起头，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痕。

“当然。比从前更喜欢。”

那天晚上我们又聊了很久，像很久以前在码头咖啡馆那次一样，说了很多以前没说过的话。她说她其实也知道我在这段婚姻里的难处，她一直在努力平衡我跟她家族之间的关系，但她做得不够好。她说她有时候也会累，也会觉得委屈，但她从来不后悔嫁给我。

我说我也是。

不后悔。

那次大争吵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些东西，不吵不明白，不闹不透彻。婚姻就是这样，你以为你了解对方，其实你了解的只是你愿意了解的那部分。真正的了解，是在一次次的争吵、和解、流泪、拥抱之后，慢慢堆积起来的。

今年年初，莱拉的爸爸生病了。穆罕默德年纪大了，加上年轻时做生意太拼落下了不少毛病，心脏不好，血压也高，住了半个月的院。

那半个月里，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望他，虽然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不超过十句。我给他带中国的水果，带中国的茶叶，虽然他从来不喝。有一次他忽然叫住我，用浓重的阿拉伯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你对莱拉好，别让她难过。”

我说我会的，爸。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审视，有无奈，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父亲对女婿的最低要求，也许是一点点的接纳。

不管怎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和这个家庭之间的那堵墙，终于有了一条裂缝。

而裂缝的那一边，透进来的不是大把的金子，也不是豪门恩赐的施舍。

那是一点点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是有人站在墙那头，把一块砖轻轻抽走了。

今年三月份，莱拉跟我说想带孩子回中国看看，看看我的老家，见见我的妈妈和妹妹。

我愣了一下，说你想去中国？

“想。”她说，“我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想看看中原是什么样的。”

我说你可想好了，我们那边是农村，没有五星级酒店，没有商场，厕所是蹲坑，洗澡水要烧，你一个大富豪的女儿，去了住不惯。

“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住得惯。”她握着我的手，掌心还是那么暖，“你别忘了，我当初就是在工地上把你捡回来的。那间十个人合租的公寓，我不是没见过。”

我被她“捡回来”这个说法逗笑了。那天阳光很好，透过卧室的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房间都镀上了一层金色。三个孩子在客厅里追着跑，一瑶尖声笑着跑得最快，一诺在后面边追边喊“妹妹你等等我”，一航还不会跑，坐在爬行垫上专注地啃一个布偶的耳朵。

我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五年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十个人合租公寓里的水电工，每天在工地上汗流浃背，满手老茧，满身灰尘，连一顿饭都要算计着吃。

五年后，我住在迪拜码头的高层公寓里，有三个可爱的孩子，有一个爱我我也爱她的妻子。我不用担心吃饭的钱，不用算计水电费，甚至不用考虑明天有没有活干。我的银行卡里有一笔不知道是她什么时候存进去的金额，足够我妈做十次手术还有余。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跟莱拉之间的关系，终于从那道巨大的阶层鸿沟里，挣扎出了一条路。那条路是手凿的，是用镐头一点点刨出来的，不是飞机和大巴修好的高速公路。它坎坷不平，满是碎石和泥泞，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我们可以在上面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把三个孩子养大。

上个月，我妹妹大学毕业了。她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在县城上班，工资不高但稳定，离家近，能照顾妈妈。

妹妹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哭了，说哥，你的钱我以后会还你的，等我攒够了就还。

我说不用还，那是我作为哥哥应该做的。

她说哥你在迪拜还好吗？嫂子对你好不好？孩子们乖不乖？

我说好，都好。

她说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妈想你了。

我看着落地窗外迪拜的天际线，哈利法塔在远处耸立着，像一根银色的针，扎进了天空的皮肤里。

快了吧。等一航再大一点，等莱拉的工作不那么忙了，我们就回去。

手机里忽然传来一阵笑声，是一瑶抢过了手机，对着摄像头做鬼脸，大喊了一声“姥姥”。我妈在电话那头被逗得直笑，说瑶瑶你又胖了，该减肥了。一瑶听不懂减肥是什么意思，但听到“胖”字就不高兴了，撅着嘴把手机递还给我。

莱拉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手机，跟我妈视频聊了起来。她的中文现在说得越来越好了，虽然还是带着那股河南味儿，但已经能跟人正常交流了。她跟我妈说想吃什么，我妈说包饺子，她说好，回来一起包。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不是别墅，不是豪车，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一个人在厨房里包饺子，一个人在客厅里带孩子，手机那头有一个唠叨的妈妈，身边有一个懂你的妻子。孩子哭了你哄，孩子笑了你也跟着笑，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不知不觉就老了。

一诺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我腿上，拿着一本阿拉伯语的图画书，指着上面的骆驼问我：“爸爸，这个中文叫什么？”

我说骆驼。

“骆驼。”他学着念了一遍，奶声奶气的，“骆驼是不是很大？”

我说对，很大，比爸爸还大。

“那骆驼会不会咬人？”

你不惹它它就不会咬你。

“那我要骑骆驼。”他认真地看着我，“爸爸你带我去骑骆驼。”

我把他抱起来，举到头顶，他在半空中咯咯地笑，两只小手挥舞着，像一只振翅的小鸟。

我说好，爸爸带你去看骆驼。带你去沙漠，看日落，看星星，看你想看的一切。

窗外，迪拜的太阳正在缓缓西沉，整个天空被染成了金红色。哈利法塔的塔尖反射着最后一缕阳光，像沙漠中的一座灯塔，为那些远行的人照亮归途。

我抱着程一诺，看着这座城市，看着我的妻子，看着我的三个孩子，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妈的病，去年已经彻底好了。手术成功，化疗也做完了，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只要定期复查就行。我妹妹每个月都陪她去医院复查，有一次在医院碰到了苏念安，这个名字忽然冒出来，我愣了一下——不对，那是之前那个故事里的人。

晃神的工夫，莱拉挂掉了电话，朝我走过来，靠在我肩膀上，说妈妈想我们了，叫我们早点回去。

我说好，那就早点回去。

她抬起头看着我，笑着说你真的变了。

我说哪里变了？

“你以前总是说‘再看吧’、‘再说吧’，现在你开始说‘好’了。”

我低头看着她，她的脸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柔和，眼角已经有了几道细细的纹路，那是生三个孩子留下的痕迹。

我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那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想明白人生很短，想明白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没有了。想明白金钱再多买不回时间，地位再高换不来真心。

想明白我程远山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财富，不是什么迪拜的豪宅名车，而是此刻靠在我肩上的这个女人，和正在我怀里闹着的这三个孩子。

窗外的天际线逐渐暗了下去，城市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亮起，迪拜的夜晚像一个缓缓睁开的眼睛，充满了未知和可能。

我把一诺放到地上，他立刻跑去找弟弟妹妹玩了。莱拉靠在我怀里，闭着眼睛，呼吸均匀而轻柔。

我说莱拉。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愿意等我。从那个工地上的水电工，等到现在。

她睁开眼，抬起头看着我的脸，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指腹轻轻滑过那些年日留下的棱角。

“程远山，我也谢谢你。”

谢我什么？

她顿了顿，把脸重新埋进我的肩窝里，声音低低的，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了我心里。

“谢谢你愿意被我捡回家。”

她闭上眼睛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却红了。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

客厅里传来一瑶的歌声，她在唱一首阿拉伯语的童谣，旋律轻快明亮，像沙漠里见了春天一样，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一诺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我那双旧劳保鞋，一只脚套进去，太大了，拖着鞋子在客厅里啪嗒啪嗒地走。一航被他哥哥逗得咯咯直笑，小手拍着地板，口水滴了一身。

莱拉从我肩膀上抬起头，看着这一幕，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

它不会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出现，不会在你准备好了的时候才把最好的东西送到你面前。它总是在你最狼狈、最低谷、最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给你一个转弯。那个弯转过去之后，你可能看见的是万丈深渊，也可能看见的是十里桃花。你永远不知道拐角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

但你要走下去。

哪怕你蹲在别墅的卫生间里拧着水管，浑身湿透，满脸是灰；

哪怕你住在十个人合租的公寓里，闻着烟味和泡面味入睡；

哪怕你的英语说得磕磕巴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表达不清楚。

你都得走下去。

因为也许在下一个拐角处，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等着把你捡回家。

带着这样的期待，我程远山从一个河南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一个阿拉伯女人的丈夫，一个被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同时拉扯着、也被它们共同喂养着的中年男人。

我不再是那个蹲在地上拧水管的水电工了。但我也不是那个只会埋头干活却不抬头看路的人。

我有了一双会往远处看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是我老婆给的。

视线渐渐模糊了，窗外的灯火成了一个个朦胧的光晕。房间里三个孩子在地上滚成一团，老大压着老二，老三在旁边啃玩具，莱拉笑着冲过去把他们分开。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老三从地上捞起来，一只手把他举到半空中。一航不害怕，反而笑得更大声了，口水滴了我一袖子。莱拉看着我们，摇头笑，说你这个人，跟孩子一样幼稚。

我说我就是孩子，你把我捡回来的，你得负责到底。

她白了我一眼，嘴角却翘起来，没有反驳。

窗外迪拜的夜空彻底暗了下去，哈利法塔的灯光秀开始了，整座城市的霓虹灯都亮起来。

我抱着孩子，看着这个已经生活了五年的城市，忽然觉得它不像沙漠了。

它像家。